民国建筑长泾大福蚕种场研究成果与反思

时间：2015-12-20 23:57:44 所属分类：建筑科学 浏览量:

2013 年 9 月 13 日，在南京大学鲁安东教授的策划和安排之下，一个以环境的建构（EnvironmentalArchitectonics） 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廉珉轩图书馆召开1）（ 图 1）。之所以在长泾镇举办这次研讨会，当然与鲁安东老师及其团队 2010 年以

　　2013 年 9 月 13 日，在南京大学鲁安东教授的策划和安排之下，一个以“环境的建构”（EnvironmentalArchitectonics） 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廉珉轩图书馆召开1）（ 图 1）。之所以在长泾镇举办这次研讨会，当然与鲁安东老师及其团队 2010 年以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的民国时期的江浙地区蚕种场建筑遗址不无关系，其中长泾大福蚕种场可谓现状最为完好的遗址 （ 图 2）。之后，关于这些蚕种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理论反思，以及将蚕种场调研与“南京大学2014-2015 学年硕士研究生建筑设计教学”结合的“设计研究”的总结和报道，也陆续见诸于国内重要的建筑专业学术杂志[1-4].作为长泾研讨会的参与者之一，笔者试图在此次研讨会以及随后出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参与南京大学“无尽之墙 :过滤与扩散的建筑学”设计课程展览评图获得的对该课程设计的总体认识，对现代建筑史学语境下的长泾蚕种场及对当代建筑学的意义做一个反思。

　　1 技术与现代建筑史学

　　现代建筑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建筑革命，而技术发展和变革无疑是这场建筑革命的重要前提和内容之一。因此，尽管并非所有现代建筑史学家以及他们的史学论着都关注技术问题--比如在现代建筑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考夫曼 （Emil Kaufmann）、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柯林·罗 （Colin Rowe） 甚至塔夫里 （ManfredoTafuri） 等2）[5-6],技术发展对现代建筑的影响和意义还是理所当然成为现代建筑史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大凡谈到技术发展，学者们的关注点通常集中在建筑的材料结构方面。在这一点上，西格弗里德·吉迪恩 （SigfriedGiedion）1928 年完成的现代建筑论着《法国建筑，钢结构建筑，钢筋混凝土建筑》（BaueninFrankreich,BaueninEisen,Bauenin Eisenbeton） 可谓是较早的经典案例之一。正是通过这部着作，吉迪恩开始了他作为现代建筑推动者的历史角色。不用说，类似的内容也出现在《空间、时间与建筑》（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这部划时代的现代建筑史学着作之中。该书第三部分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建筑与技术分裂”（theschismbetween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的命题，而这个“技术”指的就是与建筑的新材料和新结构相关的技术。

　　另一个更为典型的案例是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KennethFrampton） 的《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在这部同样具有深远现代建筑史学意义的着作中，弗兰姆普敦明确提出作为现代建筑起因的 3 个“变革”:文化的变革 （culturaltransformations）、疆域的变革 （territorialtransformations）、技术的变革 （technicaltransformations），并将“技术的变革”直接等同于结构工程学[7].众所周知，这一立场后来在《建构文化研究》中得到更为全面和充分的发展[8].

　　除了“技术”一词，学者们对“工程”或者“工程师”的理解和关注大多也专注于建筑的材料结构领域，比如乌尔莉西·普法玛特 （UlrichPfammatter） 论述“以科学和工业为取向的建筑学教育的起源和发展”（theoriginsanddevelopmentofascientificandindustriallyorientededucation）的专着《现代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诞生》（TheMakingoftheModernArchitectandEngineer）。乍看起来，与吉迪恩“建筑与技术的分裂”的命题不同，普法玛特更加关注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建筑师与工程师的融合 ;其实两位学者的观点毋宁说是殊途同归，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肯定了现代建筑的技术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现代建筑在材料和结构层面的技术性。有趣的是，与吉迪恩《空间、时间与建筑》的副标题“一种新传统的生长”十分相似，普法玛特也将该书引言的标题称为“现代建筑师与工程师：一种新传统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newtradition）。

　　很难断定普法玛特的观点有多少源自吉迪恩，但是吉迪恩的史学思想曾经对我国的现代建筑历史认知产生直接影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笔者所知，长期以来作为我国现代建筑历史教材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编写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正是《空间、时间与建筑》。因此，这部教材呈现出与类吉迪恩基于建筑材料结构的技术观也就不令人奇怪。同样，吴焕加的《20 世纪西方建筑史》也专门以“19 世纪建筑材料、结构科学和施工技术的进步”作为现代建筑发展的技术前提和价值标准[9].现代建筑史学关注建筑的新材料和新结构对现代建筑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此说明历史风格消亡和新的建筑表现的必要性甚至必然性。从推动现代建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即便抛开现代建筑史学在这一过程中的“宣传”角色不谈，基于建筑材料结构的技术观也十分符合自古以来人们对建筑技术的认知，彰显了材料使用和结构形式在建筑技术乃至整个建筑文化发展中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说，材料和结构的建筑学认知不仅仍然是当代中国现代建筑历史教育和建筑实践亟待加强的内容，而进入 2000 年后“建构”话语的兴起“、结构建筑学”命题的提出、“结构建筑学”巡回展的举办及其相关讨论在学界和业界引起的共鸣和关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建筑史学也呈现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与技术决定论有关。在这方面，柯林·罗早在 1947年发表的“理想别墅的数学”一文已经通过勒·柯布西耶与帕拉第奥的比较，提醒人们技术 （ 通常被理解为材料和结构技术 ） 只是决定建筑表现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罗指出，尽管两位建筑师都曾为自己的建筑形式给出结构的理由，但是他们的理由其实都是“夸大其辞”--“帕拉第奥宣称，承重墙结构要求绝对对称；而勒·柯布西耶则声言，框架建筑需要自由布局 :但这些无疑是 （ 至少部分而言 ） 对最新样式的个性化追求，因为采用传统结构的非对称建筑仍然有效，而在框架建筑中采用传统平面也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11]

　　很显然，结构与建筑表现一一对应的技术决定论不能令人信服。幸运的是，无论“建构”的话语还是“结构建筑学”的观点都与上述技术决定论相去甚远（至少理论上如此 ）。相比之下，倒是现代建筑史学乃至整个建筑学科在技术认知上的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思考和讨论，而这个问题与班纳姆对现代建筑史学的批评不无关联。　　　　2 班纳姆对现代建筑史学的批评

　　在 20 世纪现代建筑史学领域，英国学者雷纳·班纳姆 （ReynerBanham） 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也是我国建筑学界关注度相对较小的一位现代建筑史学家。班纳姆最初学习工程专业，之后进入伦敦考陶德艺术学院（TheCourtauldInstituteofArt），师从早期现代建筑史学家重要代表之一的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并在其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就此而言，班纳姆的学术背景可谓师出名门，“根正苗红”.但是，无论是他早期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关注，还是 1960 年代作为粗野主义（Brutalism）、独立小组（theIndependentGroup） 以及阿基格拉姆 （Archigram） 的理论代言人，或者晚年的洛杉矶城市研究，班纳姆的学术生涯一直都在桀骜不驯中呈现出对“主流”学术思想 （ 其中也包括班纳姆自己的导师佩夫斯纳的史学思想）的质疑和批评。

　　1961 年，班纳姆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学术生涯的第一部重要着作《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Theory and Designin the First Machine Age）。这正是人们对现代建筑的认识发生转折的时期。之前，尽管现代建筑史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为现代建筑追根溯源、建立历史谱系的倾向--比如考夫曼的《从勒杜到勒·柯布西耶 :自主性建筑的起源与发展》（Von Ledoux bisLe Corbusier: Ursprung und EntwicklungderautonomenArchitektur），或者佩夫斯纳的《现代运动的先驱者 :从威廉·莫里斯到瓦尔特·格罗皮乌斯》（Pioneers of ModernMovement: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Gropius），但是现代建筑却一度被认为是非历史性的，是与历史和传统的决裂。这一观点在二战之后得到很大程度的修正。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格罗皮乌斯、密斯、勒·柯布西耶等现代建筑风云人物与历史和传统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比如，密斯对辛克尔传统的传承，勒·柯布西耶与他抨击的巴黎美院“学院传统”的暧昧纠缠等；而柯林·罗 1947 年发表的“理想别墅的数学”更将勒·柯布西耶的历史渊源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帕拉第奥。

　　这样的转变似乎也出现在班纳姆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之中。尽管该书伊始就肯定了 1900 前后的一系列革命性姿态 （ 如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 ） 对现代建筑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但班纳姆却是从“学院传统”（the academic tradition） 展开这部现代建筑史学着作的。在他看来，“国际风格的理论和美学纠缠于未来主义和学院传统之间，但只有在偏离未来主义并拥抱学院传统……，再借助未来主义之前的理性主义和决定论才得以实现。”[12]

　　但是，如果我们据此以为班纳姆如同柯林·罗一样是出于对现代建筑这一发展的赞美而提出上述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对班纳姆的理解就错了。事实上，无论是对勒·柯布西耶《走向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通常译为《走向新建筑》） 中帕提农神庙与汽车的并置 （ 图 3）的解读，还是在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和富勒（BuckminsterFuller）的代马克松住宅（Dymaxion House,又称“动态最大住宅”,图 4） 之间、或者在格罗皮乌斯设计的阿德勒敞篷汽车 （Adler Cabriolet） 和富勒的代马克松地面滑行单元（Dymaxionground-taxiingunit） 之间进行的比较 （ 图 5），班纳姆试图说明的恰恰是主流现代建筑从其巅峰时期的1920 年代开始就呈现的一种与日俱增的“失误”（somethingthatwasbeingincreasinglymislaidinmainstreamModernarchitecture）。

　　在班纳姆看来，这一发展既源自现代建筑与学院传统的调情，也由于它脱离了哲理层面的未来主义 （ 尽管仍保留了艺术层面的未来主义 ）。正因如此，“1920 年代以来的理论家和设计者们不仅偏离了自己的历史起点，而且也丧失了在技术世界的立足点”[12].值得注意的是，班纳姆这里所谓的“技术世界”并非传统现代建筑史学中那种由建筑的新材料和新结构构建起来的世界，而是与机械时代关系更为直接的机械性技术世界。在这方面，班纳姆自己的认识也呈现出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引言中，班纳姆对“机械时代”的定义还是以小型家用电器设备为主 ;但是他于 1969 年完成的第二部现代建筑史学论着《环境调控的建筑学》（TheArchitectureoftheWell-temperedEnvironment）已经将建筑视为环境调控的机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班纳姆也不是在后来变得十分宽泛的意义上（ 如文化、社会、心理、甚至景观绿化环境 ）使用“环境调控”中的“环境”一词的，而是用它专指建筑中由温度、光电、空气形成的物理环境。

　　在班纳姆看来，人类建筑史就是一部环境调控的历史，而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建筑进程则是以不断发展的机械化技术手段实现环境调控的历史。然而，史学家们却常常对此视而不见，或者只有在相关问题影响到建筑形式的时候才会给予几许注意，比如路易·康设计的为机械通风管道赋予了纪念性表现形式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医学实验大楼 （ 图 6）。因此，班纳姆不仅对沉湎于形式和风格的现代建筑史学提出批评，而且也对现代建筑史学过于狭隘的基于建筑材料结构的技术观提出质疑。《环境调控的建筑学》

　　第一章开宗明义地争辩道，如果现代建筑的特征之一就是深受技术的推动，那么有赖于技术发展的环境调控发展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无需辩护”（unwarrantedapology） 的现代建筑史学问题。

　　诚然，在班纳姆之前，吉迪恩已于1948 年完成了《机械化掌控--献给无名史》（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AContribution to Anonymous History） 一书。

　　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部拓展了现代建筑史学领域的着作。弗兰姆普敦甚至将其称为一个比《空间、时间与建筑》“更具开创意义的研究”（anevenmoreseminalstudy）[13]45.

　　事实上，正如班纳姆所言，在他着手进行相关研究之时，许多学者都曾向他推荐吉迪恩的这部着作，而且言下之意，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

　　但是，如果说吉迪恩关注的还只是机械化在生活用品、家具、厨房设备、卫生设施、甚至屠宰和肉类加工等方面的表现的话，那么班纳姆则致力于现代建筑在温度、光电、空气等方面的环境调控研究。在班纳姆看来，它是现代建筑在技术层面满足新的社会功能需求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至少与结构、材料和空间创造同样重要。

　　众所周知，勒·柯布西耶曾经将住宅称为“居住的机器”（machineàhabiter）。然而在班纳姆看来，尽管勒·柯布西耶从一开始就在自己的文字中表现出对环境调控设计的高度热情，他在 1920 年代声名鹊起的住宅建筑仍然只是“机械美学”的杰作，不仅与约瑟夫·帕克斯顿 （Joseph Paxton） 早在 1850 年代完成的王莲百合花房 （VictoriaRegiawater-lilyhouse,图 7） 在环境调控方面卓有成就的设计相去甚远 （ 尽管后者不是住宅建筑 ），而且也与富勒同样于 1920 年代完成的代马克松住宅这类真正具有环境调控技术含量的“居住的机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他在 1930 年代完成的两个致力于环境调控设计的机构性建筑--巴黎大学瑞士学生宿舍（thePavilionSuisse）和巴黎救世军大楼（theCitédeRefuge）--也以失败告终，而同时期的美国工程师则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方面，同样崇尚机械美学的包豪斯建筑师 （ 比如格罗皮乌斯 ） 甚至远不如勒·柯布西耶，倒是对机械美学不屑一顾的赖特在草原住宅中实现了精妙的环境调控设计。在赖特那里，“能量技术 （powertechnology）、建筑结构与居住环境的设计巧妙结合，其非凡的创造力在 20 世纪第一个10 年简直无与伦比。”

　　[14]112这还没有说到赖特 1906 年的拉金大厦（theLarkinBuilding,图 8）。尽管已经不复存在，这个建筑倒是在现代建筑史学着作和教科书中经常出现。不过班纳姆对它的评价更高--“即使赖特此后什么都没有设计，他仍然能以这个建筑在 20 世纪设计先驱者中占有一个无可争辩的地位。”

　　[14]86显然，促使班纳姆作出如此评价的原因并非该建筑不同凡响的室内空间或者富有纪念性的外部形式，而是与整个建筑内部和外部的空间、结构、形式完美融合在一起的环境调控设计理念和技术成就。就此而言，拉金大厦不仅可以被视为康的理查德医学实验大楼的先声 （ 这一点已经是众多现代建筑史学家的共识 ），而且也是一个桥梁，“在以结构和外在形式发展为关注点的常规现代建筑史研究和作为人类环境创造发展的现代建筑史研究之间建立了联系。”

　　[14]92后者正是《环境调控的建筑学》作为一部现代建筑史学着作的核心议题，它不仅涉及像拉金大厦这类现代建筑的经典案例，而且也包括因为“非现代风格”而被排除在“主流”现代建筑史之外的诸多建筑--当然，同样重要的是，还有在材料结构的技术观中被忽视的自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建筑在环境调控方面的技术发展和成就。

　　3 班纳姆之后的环境调控史研究

　　作为现代建筑史学家，班纳姆的理论立场是未来主义的。对此，当代建筑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安东尼·维德勒 （AnthonyVidler） 在《当代史--创建建筑现代主义》（HistoriesoftheImmediatePresent:InventingArchitecturalModernism） 中有明确的阐述。

　　在维德勒看来，有别于考夫曼的“古典主义的现代主义”（classical modernism）、柯林·罗的“手法主义的现代主义”（manneristmodernism）、塔夫里的“文艺复兴的现代主义”（renaissancemodernism），班纳姆代表了一种“未来主义的现代主义”（futuristmodernism），其核心是“重塑 20 世纪前半叶的技术抱负”（revive the technologicalaspiration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century）[6]107. 如 同 圣 埃 里 亚 （AntonioSant' Elia） 和马里内蒂 （Filippo TommasoMarinetti） 等现代运动初期的未来主义者一样，班纳姆的新未来主义立场试图摆脱工业革命前的建筑与艺术传统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对技术发展和机械文明的高度热忱和乐观态度。在班纳姆眼中，机械文明充满魅力，象征着人类依靠技术进步走向未来的力量。

　　回顾人类建筑史，《环境调控的建筑学》区分了 3 种环境调控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所谓“保温型”（conservative,又译“保守型”）。这一模式通常出现在比较干燥的地区，它借助于厚重的建筑围护结构，以及细小的开窗和洞口，达到保温隔热的室内环境调控。在欧洲传统建筑文化中，由于石材的大量使用，这种模式比较常见。第二种模式是“选择型”（selective）。理论上讲，这一模式“不仅致力于保留某种理想的环境状况，而且也借助于外部条件以达到理想状况。”

　　比如，玻璃窗既有助于自然光进入室内，又能够遮风避雨；悬挑的屋顶既有遮阳的作用，又不至于把自然光全部遮蔽 ;百叶窗既保证空气流通，又可以避免视线干扰。班纳姆指出，“选择型”模式与“保温型”模式之间并不冲突，而是可以相互交叉和补充，但是从气候条件上而言，“选择型”模式较多出现在热带和潮湿地区。第三种模式是“再生型”（regenerative），它借助于人为的照明、采暖或降温手段来改善室内环境，完成环境的调控。油灯、火炉、壁炉是较为传统的手段，而电灯、中央采暖和空调系统则是机械时代的产物，其中许多发明首先出现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之后则是美国独领风骚[14] 第二章.对于建筑设计而言，“再生型”模式催生了两种建筑与机械和管线设备结合的方式 :“动力隐藏”（concealedpower）与“动力暴露”（exposedpower）[14] 第十 / 十一章.

　　在班纳姆看来，无论隐藏还是暴露，正是借助于机械手段，人类走向了对环境的“全面控制”（fullcontrol），甚至可以实现富勒设想的处在巨大穹隆覆盖下的城市 （ 图 9）--一个太空舱式的人类世界 （ 图 10）。但是，如果说 1960 年代的班纳姆仍然有可能通过现代建筑史研究重塑未来主义目标的话，那么过去数十年人类经历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则使班纳姆技术乐观的未来主义立场变得问题多多。人们意识到，为营造和享受舒适的生活环境，现代建筑物俨然已经演变成一个高度耗能和高度浪费的机器，以集中供暖、空调和密闭方式维持室内恒定环境的做法不仅有损人类调节和感知热环境变化的能力，而且也使自己陷入“病态建筑综合征”（sickbuildingsyndrome）。要改变这一状况，人们在发展新技术的同时，也需要新的价值观念，需要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理由认为，这不仅是弗兰姆普顿将吉迪恩的《机械化掌控》视为“更具开创意义的研究”的原因--因为正如弗兰姆普顿所言，吉迪恩在这部着作中已经认识到，技术发展必须受到文化价值反思的制约[13]48,而且也是继班纳姆之后以迪恩·霍克斯 （DeanHawkes） 为代表的环境史设计研究的认识论转向和环境议题。

　　可以说，对班纳姆的现代建筑史学遗产的继承与超越正是霍克斯学术研究的特点。他于 1995 年完成的《环境传统 :环境建筑学研究》（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StudiesintheArchitectureofEnvironment）是一部深受班纳姆影响的环境史研究着作，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班纳姆的未来主义立场。之后，他在《选择型环境》（TheSelectiveEnvironment） 中提出的“选择型设计”（selective design） 不仅吸收了班纳姆的“选择型”概念，而且秉承了维克多·奥尔戈雅（VictorOlgyay《）设计结合气候》（DesignwithClimate）中的尊重自然和气候条件的环境设计思想，它力求以更为积极的方式“降低对环境调控的机械系统的依赖，从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15] Ⅶ.另一方面，霍克斯指出，新的环境调控意识也应努力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挖掘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潜力[16].显然，这是一种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强调人类环境创造应该更好适应自然环境的“生态建筑学”（ecologicalarchitecture） 观念，而不是班纳姆 / 富勒意义上的独立于自然环境的以自我封闭世界为特征的、直至走向宇宙殖民的所谓“生态建筑”[17].

　　当然，对于霍克斯来说，建筑学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综合学科。他关注的环境议题既需要考虑通风、采光、照明及其机械系统等环境调控元素，也需要空间、形式和材料等更为传统的建筑元素的参与，以及建筑环境的技术性调控与非技术性创造的融合。

　　正如霍克斯在《环境的想象 :建筑环境的技术与诗》（TheEnvironmentalImagination:Technics and Poetics of the ArchitecturalEnvironment） 中强调的，无论技术问题如何重要，建筑设计最终还是一种诗性的创造，需要通过想象将技术转化为诗意的结果[18].霍克斯向我们显示，从启蒙运动到 20 世纪，这种诗意的环境想象在诸多杰出的现代建筑师的作品中既不必然要以“生态建筑”的面貌出现，也可以远离技术表现主义的模式，最终以丰富多样的方式与不同建筑师的建筑语言和实践紧密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优秀的建筑作品。

　　4 现代建筑史学语境中的长泾蚕种场与几个问题的讨论

　　本文所谓的现代建筑史学语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吉迪恩到班纳姆再到霍克斯的以西方现代建筑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在这方面，班纳姆以及深受其影响的霍克斯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突破了以风格或者形式演变为主导的史学倾向，更在于他们对现代建筑史学基于材料结构的技术观的超越。

　　本文所谓的现代建筑史学语境的第二个方面当然应该与中国现代建筑史学有关。毋庸讳言，与已经形成丰富学科传统的西方现代建筑史学相比，中国现代建筑史学仍处于初步阶段。在这方面，邹德侬先生及其合作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建筑史》可谓一部开山之作。

　　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讨论这部着作的得失。在此，笔者只想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涉及一点，即该书伊始对“建筑中的现代性”作出界定，其中关于“建筑技术体系”的词条是这样表述的 :“由建筑材料、结构和设备等构成的技术体系大变革。

　　手工业社会的自然材料，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人造材料 ;原有的砖、石结构转变为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等新结构。同时还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建筑设备，如电梯、空调和通信设备等等。”[19]1显然，在这个简短的表述中，“设备”已经与“结构”一起成为建筑技术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无论该书第五章第三部分对“建筑技术革新初潮”的论述，还是书的其他部分，“技术”仍然是在材料结构的层面上进行理解的，而班纳姆意义上的现代建筑通过机械设备对环境进行调控的内容则完全缺失。同样的缺失也存在于澳大利亚学者爱德华·丹尼森（EdwardDenison） 和广裕仁合着的《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视角与变革》（ModernisminChina:ArchitecturalVisionsandRevolutions）之中[20],尽管该书的研究范围和案例原本可以、也完全应该涵盖这方面的内容。相比之下，钱海平等着的《中国建筑的现代化进程》则在“建筑技术与建材工业的现代化进程”中以专门的小节论述“建筑声学、照明及保温隔热技术的发展”和“建筑设备制造及安装业的发展”[21].不足之处在于，环境调控还未能成为该书的主题，而且仅有的论述也过于笼统，缺少更为具体的研究。

　　就此而言，长泾蚕种场的建筑学意义首先在于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并通过这个案例说明，现代意义上的环境调控不仅在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建筑中实实在在地出现过，而且还与其自身的建筑空间、结构和形式相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诚然，长泾蚕种场还只是一个生产型建筑，其环境调控也只是为蚕丝生产而不是人的生活设计建造的。

　　但是，正如我们在班纳姆的着作中可以看到的，即使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环境调控的建筑设计在开始阶段也不是以改善人的生活条件为目的的。相反，最先进的环境调控设计往往首先出现在生产型建筑之中，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建筑现代性的特点。

　　这就带来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中国现代建筑与西方/国际现代建筑的关系。

　　《中国现代建筑史》承认国际现代运动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影响，同时指出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这一影响曾经被中断、排斥甚至隔绝。该书还指出中国现代建筑的某些特点，如工业化与非工业化的共存，传统建筑体系与现代建筑体系的共存，或者在创作环境方面，中国现代建筑有其“独特的建筑政治现象”“集体创作和长官抉择”“传统本位与形式本位”等，更不要说每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建筑的“特殊轨迹”了。尽管如此，该书没有将中国现代建筑的“特殊性”与现代建筑的“普遍性”对立起来。换言之，尽管认识到某些“特殊轨迹”,《中国现代建筑史》仍然认为，“中国现代建筑是国际现代建筑运动的组成部分。”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某种单一的“现代运动”的存在 （ 尽管建筑中的“现代运动”确实曾经在欧洲出现过 ），也不意味着中国存在这项运动。毋宁说现代建筑具有某种不可回避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性”特征--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建筑史》试图对“建筑中的现代性”进行界定就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史学举措。在这方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人们以建筑的风格或形式来界定现代性特征。相比之下，正如本文之前已经指出的，班纳姆对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贡献之一无疑在于彻底超越了风格主义，进而从环境调控的层面重新认识现代建筑的发展历史和现代性。为此，班纳姆不仅指出以“机械美学”为风格特征的现代建筑在环境调控方面的不足甚至失败，而且也向我们展现了诸如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Royal VictoriaHospital in Belfast,图 11） 这类被遗忘的现代建筑的现代性。在班纳姆看来，尽管在外观上毫无现代建筑形式可言，但是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环境调控设计方面比格罗皮乌斯设计的任何建筑都更为现代，更可以作为佩夫斯纳所谓的“现代运动的先驱者”,却被佩氏的着作完全忽视[14]82.诚如维德勒所言，《环境调控的建筑学》是班纳姆“另类”建筑学的“另类”建筑史（an“autre”historyforan“autre”architecture）的集中体现[6]140.显然，这种“另类”是相对于“主流”西方现代建筑史而言的。它再一次说明，西方现代建筑或者更广泛地说现代建筑本身其实并非铁板一块，人们对“主流”现代建筑的认识也是相对于不同“主流”标准而言的。按照班纳姆的定义，真正的现代建筑恰恰是超越风格的、符合现代功能和使用要求的建筑，而在环境调控方面更为精致的设计以及相应技术的发展正是现代建筑有别于传统建筑的重要维度之一。然而，面对班纳姆的“未来主义的现代主义”,维德勒没有指出的是它在当代条件下的偏颇和缺失。就此而言，如果有着“精确而又复杂的环境需求”的长泾蚕种场可以被视为“主流现代建筑之外的另类线索”[2]66的话，那么这种“另类”既可以被认为从一个“中国角度”印证了班纳姆“另类”建筑学的“另类”建筑史的必要，以及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必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对班纳姆“未来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某种批判。

　　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建成于1903 年，装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适用于大型公共建筑的采暖和通风机械系统。这是长泾蚕种场不具备的。另一方面，与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不同，长泾蚕种场至多只是一个“不知名”设计师的作品[1],如果还不能算完全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因此，尽管 1930 年代民国政府为振兴民族养蚕业而在消毒、换气、保温、保湿、作业、光线等方面建立的“合理性”标准，研究者们仍然倾向于将长泾蚕种场的蚕室建筑视为“地方建造体系应对现代性的适应性发展”3） [3].一定程度上，这确实是长泾蚕种场的发人深省之处。在建筑层面，它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现代/摩登”形式，也与官方建立的中国建筑“固有式”相去甚远，而是在江南地区原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不拘一格地与蚕业生产的现代化要求相结合。在技术层面，它同样不拘一格，通过墙厚的变化、窗洞的排列组合与开启方式的多样性、室内地火龙与排烟道的设置、以及屋顶的金属风帽等，将自己转化为一个环境调控的“机器”.这个机器可能远没有现代主义和技术未来主义意义上的先进性，倒更像是班纳姆在赖特的草原住宅中看到的教益--在这里，环境调控设计不仅是一个与建筑妥善结合的问题，而且环境效应（environmentalperformance）的改善是在没有新奇技术（technologicalnovelties）的情况下取得的[14]109,111.长泾蚕种场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班纳姆概括的人类环境调控的基本模式，既有保温模式和选择模式，也有再生模式。

　　正如窦平平和鲁安东在调查报告中敏锐指出的，这是一个“仅稍加能源利用，即将选择型方式处理环境发挥到极致的典型。”

　　[1]30也许，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长泾蚕种场的设计者和运作者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它还只是一个生产型建筑，而非为人的生活而创造的环境。但是，后班纳姆时代的环境调控研究已经显示，环境调控不仅是一个为人类提供更为舒适生活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建筑物的基本功能中重塑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问题。一方面，这导致现代主义根据“最舒服温度”确定的热舒适性 （ 在柯布那里它被确定为普遍通用的18C）开始让位于对建筑能耗问题的思考 ;另一方面又要求在以更多可再生能源取代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同时，通过“选择性设计”减少环境调控的能耗和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类似的立场也在进入 21 世纪后方兴未艾的“热力学建筑”知enn odynam icarch itectr,re）中体现出来一一更多被动式技术，更少主动式技术，通过形式、材料和空气之间的互动，重新划分建筑学“前现代一现代一未来”的时间概念，并最终使现代主义的技术模式黯然失色。在这些方面，长径蚕种场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教益，前提是我们对它在物理层面的“环境效应”有足够深入的研究。班纳姆的着作显示，对空气运动、温度分布和湿度的技术性分析在1857年的英国已经形成（图12）。相比之下，我们对长径蚕种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直观层面。

　　遗憾的是，旨在回应苏南蚕种场的“建筑学意义是什么？”的南京大学概念设计课程-“扩散：空间营造的流动逻辑”似乎没有能够有效改变这一现状。该设计课程以“通过在蚕室中植入新的功能改变空气流通的‘效应一书乡式”,为主题口，但是从之后举办的“无尽之墙：过滤与扩散的建筑学”的展览来看，没有学生真正对“效应一书乡式”的技术问题感兴趣，也没有任何关于“效应一书乡式”的具体分析研究，取而代之的是脱离了技术层面的形式和空间游戏。一些通过长径等江浙蚕种场研究（称之为“设计研究”也未尝不可）原本应该被思考的环境设计问题-比如霍克斯在《选择型环境》中提出的“环境设计核查单”令nvironm entaldesgncheckl的中更为实质陛的内容，第八章-被忽视了，设计兴趣点过快也过于轻松地滑向没有技术（tech n ics）只有“诗”的“环境的想象”.

　　本文无意将建筑学问题等同于技术甚至物理问题。然而不可否认，当技术维度仍然在中国现代建筑学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情况下，缺少技术认知支持的“环境的想象”很容易重蹈班纳姆在现代建筑“机械美学”中看到的以形式取代技术的发展倾向的覆辙。因此，在当代中国建筑学已经逐步将“建构”和“结构建筑学”视为自己的重要议题，并且认识到结构的技术含量（而不是表皮的构造和节点）才是衡量“建构”水平高低的关键要素之时，以长径为代表的江浙蚕种场的“发现”则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7待与当代中国建筑学有效融合的技术议题-环境调控（或者用长径研讨会的术语来说，“环境的建构”），而且这是在人类面临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挑战并努力探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笔者看来，这就是长径蚕种场对当代建筑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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