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教育资金投入问题研究述评及路径选择探讨

时间：2015-12-20 12:02:31 所属分类：财政金融 浏览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教育资金虽在投入总量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然而其在投入结构与比例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实践中要解决教育资源总量的短缺,首先就要从量上加大投入。尽管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领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发展需求都很强烈,需要国家支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教育资金虽在投入总量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然而其在投入结构与比例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实践中要解决教育资源总量的短缺,首先就要从量上加大投入。尽管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领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发展需求都很强烈,需要国家支持投入的资金很多,有很多理由来加速这些行业和部门的发展,但是,不管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还是参照国外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对教育的支持程度,国家在转轨期怎么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都不过分。其次,要加大对基础教育投资的倾斜力度。最后,在转型期,要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政府应该担当起“有为”和“无为”双重角色。
　　【关键词】财政教育资金 结构优化 经济转轨 转移支付
　　
　　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所公认。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教育财政投入还比较低,这一点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已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与反响。
　　
　　1 我国财政教育资金投入问题研究综述
　　1.1 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投入总量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相关研究者认为,现阶段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投入总量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教育投入虽然有了明显增加,但投入总量仍然不足。
　　其次,我国目前的财政教育投资在结构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表现在基础义务教育方面,政府财政投入比重过低,影响了基础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二是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企业和社会团体投资比例过低,来自个人的家庭投资比例过高,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三是表现在对教育领域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投入比例方面,我国对教育领域的公用经费投入的比例偏低,不利于提高我国教育质量。最后,现行的财政教育投入分配机制不尽合理。从国际上看,中央和地方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分担比例一般为60:40;而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分担比例平均为37:63。特别是在社会受益最明显的小学义务教育投入方面,80%以上的财政投入是由地方财政,中央对小学义务教育投入的比例不足20%。这种政府间的财力与教育支出责任的非对称性,必然会由于县乡财政困难而影响政府对基础义务教育的财政收入。
　　1.2 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支出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义务教育支出结构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义务教育重要的战略地位同小份额的资源配给的矛盾日益凸现,分配失衡成为主要矛盾。二是地区及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不断加大——第一,沿海发达地区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之间差异明显。第二,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投入存在明显差距。三是农民义务教育负担重。
　　其次,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高等教育支出结构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突出表现在:一是财政压力巨大,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主要源于中国总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教育经费不足以至影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日显突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每年教育经费占当年GNP的比例,各年都在2%左右,总是占世界各国的倒数第十几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一般占GNP的5-7%,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一般占GNP的4%左右。如要按人均教育经费算,中国更少得可怜。具体到高等教育经费,约占教育总财政投入的20%左右。因此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在国家总教育经费不足以及高等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比例不高的双重作用下显得捉襟见肘。二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渠道薄弱、结构不合理。三是财政性教育经费事权、财权不统一。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预算管理,长期处于事权和财权分离的状态,教育经费的预算未能单独立项。造成一系列问题:一是教育经费预算数量相对弹性较大,缺乏透明度。二是教育发展和政府对教育的拨款脱节。三是教育部门无权行使有效的宏观管理权与调控权,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四是对多元化筹措教育资金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2 转型期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策略
　　基于上述各方面的研究情况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为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采取如下几方面的策略应是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
　　2.1 继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倾斜,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要解决教育资源总量的短缺,首先要从量上加大投入。教育是准公共物品,由国家来承担主要投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长期以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太少,该承诺增加的教育投入一直没有完全兑现,历史欠债太多,造成转型期教育资源的短缺。不管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还是参照国外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对教育的支持程度其次,要加大对基础教育投资的倾斜力度。一方面,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一直较多,而且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更容易融资;另一方面,基础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基石,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是我国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基础教育更需要国家和政府强有力的全方位的支持。再次,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力度。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造成教育巨大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缩小教育的不均衡,从中央政府来看,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是见效最快的举措。特别是对义务教育,不仅要彻底改造好学校办学条件,确保教师的工资福利,有针对性地对教师进行培训、进修,提高教师综合素质,而且,还要减轻、减免学生的杂费,让他们能享受国民最基本的教育权利。从目前中央政府的财力上看,完全有能力解决。不是“能为不能为”的问题,而是“愿为不愿为”的问题。
　　2.2 要解放思想,积极扶植和培育教育市场的形成
　　在肯定国家、政府是教育投资主体地位的同时,必须广开思路、大胆创新、积极探讨教育市场的可能空间和限度。单靠国家加大对教育投入来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是不现实的。即使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计划配置各种优势,避免出现计划失灵,解决了教育均衡和教育供给短缺等问题,但那样的均衡、公平只能是低层次、低水准的,其供需的平衡也是以压抑需求方法达到的,并不能真正满足社会个体多元化的教育需求的。因此,在转型期,要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政府应该担当起“有为”和“无为”双重角色。凡是有可能通过市场化解决的,政府必须大胆放手,尽可能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的各种条件;凡是无法通过市场化、社会不愿投资的地方,政府就要坚决接手,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不足。通过市场调节,可吸引社会大量资源投入教育,快速增大教育资源总量,政府则有更充裕的财力投入到教育发展最需要最紧缺的地方,使计划调节更加有效。转型期,政府在扶植培育教育市场方面,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要建立和健全适应教育市场的各种规则和秩序;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打破目前“双轨”聘任制,鼓励人才充分流动,同时,建立教职工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学校办学主体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拓宽教育融资的渠道;积极扶植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发展,并在政策、财力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使其享受与公办学校相一致的待遇;要加快学校产权制度的改革,明晰学校的产权界定,使学校成为市场主体;要进一步实现教育收费自主性,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要大力发展教育市场的中间组织机构。
3 转型期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实证分析:以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例
　　资源配置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类十分紧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对其实行优化配置是高等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核心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的经费投入,可概括为“一主三辅”机制,即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学生缴费、学校创收、社会资助三个方面为辅的特征。在政府投入方面。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且投入增加力度强于对普通中学的投入。以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为例:1998年全国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6775.19元,2000年为9201.24元,增长率为6.29%,高于普通初中(4.75%)和普通高中(1.6%)的增长率,然而,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事业也给国家财政带来较大的负担。国家对高教的投入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求。1995年高教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1%,1996年为2.46%,1997年为2.49%,1998年达2.55%,但仍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投入不足是高校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全国2000所高校,财政投入每年只有440亿元,平均每校2200万元经费。1990年代以来,高校经费有一定的增长,但被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展,物价的持续上涨所抵消,生均经费仍只相当于1980年代的水平。在学生缴费方面,解放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免费政策。1989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实行交费上学制度以来,本科生缴纳学费的全国平均水平已从最初的100～300元/年提高到2004年的3000～5000元/年,上涨幅度很快(2000年的收费标准比1994年上涨了4—6倍)。这一标准占普通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不含基建费用)不足30%,如果按全部成本计算,则比例更低。研究生教育的收费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显然,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中由个人分担的比重偏低,即收费标准偏低。但是,由于参照国际上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学费占全部教育成本的25%左右的标准,同时考虑到学生生活成本占家庭收入比重、学费占GDP的比例、居民人均储蓄、居民人均总收入及其增长速度与收费标准增长之比等经济指标,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学杂费水平,已经达到一般居民个人及家庭承受能力的较高值,在此基础上如果要在短期内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学费,将是非常困难的。在学校创收方面,主要形式包括:校办产业、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为社会提供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等,不同类型高校的创收渠道存在差别。在社会资助方面,这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企业投资教育、社会捐赠教育的热情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目前阶段只能作为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的辅助来源。
　　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是现阶段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来源,支撑着庞大高教系统的运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高校的投入,使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没有国家的资源投入就没有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对高等教育要求的提高,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形成的教育资源分配和使用原则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弊端,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教改革的深入发展,制约了高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首先,教育资源的配置应切实体现以效益为主的原则。国家对高等学校的经费拨款有多项,但比例最大的是对学校经常性费用的拨款(俗称“维持费”)。这项拨款主要是根据在校生和教职工人数,而忽视学校的教育质量高低和整体办学效益的好坏。学校大、人数多就可以争取到较多的拨款,也有理由申请更多的基建费用。所以,有的学校不顾自己的师资和设施条件以及社会的真实需求,盲目设置专业和扩大招生,导致专业重复设置、学校不适当的“升格”,甚至争先恐后地设立新的高等院校。这样做,带来的是教育投资分散、教学质量低、规模效益差等不良后果,为优化高教结构造成新的困难。仅以规模大小和师生的多少配置教育资源,看似“公平”,实际上是以牺牲效益为前提。所以,教育资源的配置应切实体现以效益为主的原则。
　　其次,应该重视教育资源的静态价值,更应重视资源的动态效果。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在配置观念上的主要问题,是就资源本身的价值与需求相比较,决定把资源配备给哪个学校。一旦分配下去,资源就落户在一家、“静止”在一家,很少考虑怎样使资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为更多的需求者服务。尽管都说高校的资源可以共享,但因为人、财、物一旦分配给谁也就归谁所有,法规上或制度上并没有保证他人的使用权利。在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应该是以能“为我所用”而感到满足,不以“为我所有”为目的。目前,我国高校的资源在总体上讲相当紧张,但是在不同的高校中,资源状况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出现某些大学的某些方面资源短缺,在另外方面却有剩余。如果在分配上冲破“静止价值”观念,着眼于资源的“动态效果”,对大型教学科研仪器的购置或需要大笔投资建立的设施,不仅仅是从一个学校考虑,而是从一个区域或几所学校的共同需求来考虑,资源的利用率就会高得多。
　　最后,应坚持形成多渠道筹资的合理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变革,集中表现在改变由政府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体制,试图形成由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教育培养经费的多渠道投资体制。这一改革方向正确,也已经取得相当成效。1999-2001年间,我国高校在扩大招生的同时,也同时推进了成本分担机制的建立。如政府拨款从1998年的342.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亿元,增幅达近80%;但政府高等教育拨款占普通高校总收入的比例却从62.9%下降至52.6%。而与此同时,学校自筹收入增幅强劲,从1998年的202.2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553.3亿元,增长了1.7倍;占普通高校总投入比例也相应地从39.1%跃升至47.4%,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半壁江山。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足够的经费一直是高等教育界长期探索的难题。尽管多渠道的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离形成理想格局差距仍然很大。从政府投入角度看,尽管政府投入占高校经费总额的比例不算低,但是,如果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看,我国仍然处于世界的较低水准。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还比较低;二是从结构看,除了政府的投入不足外,个人的分担机制也未健全,而社会分担的部分最为欠缺。这也说明,进一步完善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格局,除了政府要增加投入外,还要完善个人的分担机制,而重点是要形成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当前,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奋斗目标,原有学校的办学规模要扩大,人员要增加,设备要更新,专业要调整,这种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激活高等教育投入机制,保证高等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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