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2:24:48 所属分类：经济计划与管理 浏览量:
引 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解释我国经济新
引 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解释我国经济新常态特征具有深刻指导作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么经济波动是否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呢？
从发展历程来看，1953年以来我国共经历了10次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可见经济波动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现象，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产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所没有预期到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研究经济周期的指导性地位。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波动产生的基本矛盾同样存在。鉴于此，本文在简要梳理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容之后，着力用该理论来阐述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基本内涵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经济周期会呈现出“繁荣、衰退、危机、停滞、繁荣”阶段的周而复始状态。
（一）经济周期的长度
虽然马克思在其着作中曾反复提到经济周期的长度，但是对其具体持续时间却并未给出明确回答。例如他提到：“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且周期时间可能会逐渐缩短”[1]695.因此，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并没有具体的确定的时间间隔，并且会随时间空间为转移。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它既是摆脱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走向危机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若爆发危机，资本家为了使得自己的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势必放弃旧的机器设备和技术，而采取新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以期降低生产成本，取得竞争优势。在这段时期，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断扩大，为工人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多，从而消费生产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无疑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其向新的更高水平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伴随着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企业规模和生产效率得到扩大，新的繁荣逐渐形成。然而，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失衡开始凸显。各部门和各企业由于在繁荣期存在不平衡竞争，进而导致劳动在不同部门间的不平衡，并影响收入分配，从而导致社会整体运行中的消费存在结构失衡，当这种不平衡大面积出现时，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开始失衡，新的危机产生。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伴随着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而出现周期性的状态。然而，这仅仅作为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而非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它只能是通过固定资产的更新来影响劳动在部门间或企业间的分布，影响不同部门间或企业间工人的收入和消费结构，从而影响供求关系。但是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并非是经济产生危机的充分必要条件，无法直接决定经济一定出现繁荣或者衰落。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2]282无论是经济周期的长度还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归根结底都只是影响二者的具体因素之一。
（三）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周期根本原因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它也是经济危机和周期的最深刻根源。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周期的原因，就是其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矛盾，它在不同层次上与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形成紧密联系。故马克思主要从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
1.消费不足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家总是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势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工人工资来增加产品的剩余价值，同时无限扩大生产力的趋势导致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中用于直接消费的收入不断减少。同时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其有限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与无限扩大的生产力形成矛盾，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而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发生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就是将社会总产品全部销售出去，这样才能促进再生产循环，反之，则危机即来。所以，消费的不足导致生产过剩，资本的剩余价值没有顺利地进入到流通中，无法循序渐进地进行下一次的投资和再生产，导致危机的产生。总之，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决定了生产的边界，一旦生产力无限扩大却没有足够的社会需求作为支撑，生产和再生产则无法有序进行，再生产环节所能购买的生产资料在一轮又一轮的生产-消费-再生产环节中逐渐减少，经济出现衰退，危机产生。
2.比例失调论。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论述了因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失调而引发了经济危机。[3]152恩格斯也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4]313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要求各部门和企业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同时也要求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在部门和企业间按比例分配。然而，资本是逐利的，它不会考虑社会生产关系中是否存在合理的生产结构和分配比例，在每一次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由于社会生产力不断扩大，技术不断提高，原本的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在部门间或者企业间的分配比例开始生效，新的比例产生。正是由于个别企业在社会中处于生产无政府状态，从而使投资生产比例失调，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从而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导致资本竞争与再生产条件背道而驰，也是导致社会劳动在各部门和各企业失调的根本原因。
3.利润率趋于下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提到：“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5]270.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断增加的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表现在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上，可变的资本投入越来越多，而劳动的需求量相对单位资本越来越少，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力出现相对过剩的现象。劳动力过剩必定带来购买能力的下降，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而资本的正常循环是建立在资本盈余被充分吸纳的前提下，很显然在供给和需求失去平衡时，资本盈余只能借助空间或者时间维度进行转移，无法进入下一个再生产环节中。另一方面，利润率趋于下降，意味着单位资本的边际产品收益在递减，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或者更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不断下降，导致资本家对于再生产失去信心，因此用于再生产的资本不断减少，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使得经济逐渐走向衰落，经济危机爆发。马克思在着作中还强调了由于信用制度的杠杆作用，利润率的下降可能使一些资本家出现违约现象，使得信用系统出现极度紧张，从而引发其经济崩溃。因此，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无论是通过追求剩余价值不断积累还是信用杠杆作用，都会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其速度绝对高于社会劳动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加速度，由此产生了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矛盾，矛盾不断激化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
二、运用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经济新常态的必然性与基本特征
1.经济新常态是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然阶段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及其周期性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以有效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消除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处在不断成熟之中，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同样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由此可见，经济周期波动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普遍现象。马克思将一次经济波动划分为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并认为经济衰退是经济波动的集中体现。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现象，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7%以上的高速发展直接切换到3%左右的中低速发展。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经济波动是绝对的，而高速发展的平衡是相对的。因此，中国经济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换档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的。
2.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是常态化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里，正常发展的经济周期的长度为10年左右。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表现为严重短缺经济，外部供求对经济的影响有限且消费受到严重压抑，国内总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经济周期运行呈现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的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很不正常，经济周期的长度比马克思提出的10年要短许多，例如1953-1957、1958-1962和1977-1981分别持续时间均为 5 年、1963-1968 持续时间为 6 年、1969-1972 和 1973-1976 持续时间均为 4 年、1982-1990、1991-1999、2000-2009持续时间均为9年，2010-2020预测为10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与之前的发展不同，尤其是初期倡导的全面均衡发展战略，极易导致投资总量急剧增加，这就迫使中央银行发放大量信用货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但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避免大起大落，进而对经济进行整顿，采取紧缩的政策，这样就使得实体经济与符号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一种均衡，使得经济逐渐进入正常发展阶段，周期持续时间与马克思的周期时间逐渐达到吻合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和改革，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发生实质性转变，由原来的短缺经济变为过剩经济。此时，经济运行态势呈现振幅减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平均势位提高的局面。由于政府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逐渐增强，经济周期的时间与马克思理论的周期时间基本相符。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这是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在中国的准确运用。
（二）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动力将向创新驱动发展
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为经济创造了活力，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条件，是摆脱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固定资产大规模地更新，意味着劳动力在部门间或企业间的重新分布，不同部门间或企业间工人的收入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供求关系，因此，有序的依次递进地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是摆脱危机的一般出路，这能够促使处于失调和阻滞的社会再生产状态恢复常态运转，而且逐渐趋向高涨。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意味着劳动和资源在社会各个产业部门和区域的重新分配，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供求结构和分配结构都发生变化；（2）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可以有效推进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企业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等方面的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中国经济要想走出世界经济调整带来的危机，必然进行大规模地固定资本更新，带来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动力的转变。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表面上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但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方面，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2014年和2015年这一比例稳定地攀升，新常态下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将是长期趋势。在城乡区域结构方面，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新常态下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二元结构将逐渐被打破，区域发展趋于平衡。
固定资产的更新是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有机结合的，这种固定资产更新是事物形态质的递升，会使得社会经济的有机构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中国经济要突破和化解常规增长模式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实现长时段的稳定的经济增长，解决经济总量和结构、质量之间的矛盾，必须走出依靠加工制造，低成本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通过固定资本更新的依次递进实现创新，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全面开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三）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中心是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通过采取创新技术、变革管理方法，从而使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这需要扩大的消费市场来消化；然而由于民众的购买力增长不能与生产的增长达到匹配，从而导致扩大再生产的中断，进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呈现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性现象。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从 1981 年的 0.29 逐年上升到 2014 年的0.469,①这已经超越了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而且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还在呈现出逐渐扩大趋势。从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来看，一方是少数高收入群体因其财富不断积累导致社会总供给不断增大，另一方是绝大多数人口因收入偏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当收入差距一旦超越“警戒点”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即总供给严重超过了总需求，从而使得经济出现周期波动。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一度实施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追求非平衡的高速增长，特征是所谓的“三低三高”（见图1），这不仅源于政府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也是中国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适应客观经济规律的表现。可见，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调整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依靠较高的投资率和出口率，但较高的投资率将会逐步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长期来看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而投资的过快增长如果缺乏社会需求的支持，将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进而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银行死账无法填平，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投资过快增长势必要加快各类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同时加剧了环境保护的压力，形成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此外，投资过快增长，原材料和资源需求量大，价格势必上涨，这些最基本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将会带动其他物资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将会带来全社会的通货膨胀。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利用国际市场提高有效需求，提高了经济增长率（见图2）。然而，在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不景气，需求大幅减少，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美欧国家相继提出“再工业化”、“重生战略”等措施，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花样也不断翻新，受波及和影响的产业也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利用比较优势发展本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样来自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沟壑”也会更多，支撑中国经济调整增长的外部需求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来指导实践，坚持以“增加有效需求”为中心来发展经济。具体来看，就是主要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激发广大劳动者的消费需求，这就需要政府不断逐步扩大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其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从而提高有效需求，推进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助推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四）经济新常态下一定要保持宏观经济的比例协调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保持两大部类生产的均衡，即维持总供需的均衡是社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社会将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的总供求均衡理论既包括总量均衡，又包括各种价值均衡和结构均衡，其中后者更为关键，因为保持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和谐比例，以及两大部门的协调发展是社会总产品最终实现的关键。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需求结构决定社会生产结构，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的基础。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进而人为抑制社会正常生活需求，不仅无法激发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创新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绩效，而且使得生产的持续性受到严峻地挑战。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实现，就必须合理安排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的合理比例，使总供给与总需求相互适应。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比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协调好国内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合理引导和扩大国内需求，及时抑制已经市场饱和、产能过剩的生产能力。
其次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使货币经济在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经济活力方面作出贡献的同时，不要由于结构性通货膨胀而诱发全面通货膨胀而使经济遭受不利影响。第三要合理安排进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促使进出口贸易在诱导国内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将外部可能产生冲击的风险分散开来，使将要发生的外部冲击力度降到最低。第四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支撑的关系。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此，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积极开展对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对污染的控制，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只有当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和谐一致、协调发展，才能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 论
运用马克思主义周期理论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中繁荣的结束、衰退的开始都是源于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以后伴随着的生产力提高与有限的社会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凸显。总需求远小于总供给，且经济结构中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这种失调广泛存在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之中。要避免这种经济下行状况，进而延长经济繁荣的周期，这就要从经济运行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寻找平衡。具体来看，从供给方面来看，要合理安排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主体作用，提高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力，充分利用和发挥改革红利。从需求方面来看，要求我们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以便保证居民有足够的购买力，进而促进消费升级，通过内需的增长不仅缓解了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且可以保证需求对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从马克思周期理论出发，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循序渐进的创新驱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保证了经济运行过程中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发展，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zazhifabiao.com/lunwen/jjgl/jjjhygl/679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