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2:30:10 所属分类：经济计划与管理 浏览量:
引言 中国经济已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具有典型的外延粗放式特征，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3 月25 日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3 年会的境外代表座谈会上，李克强再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3 月27 日至29 日，李克
引言
中国经济已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具有典型的外延粗放式特征，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3 月25 日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3 年会的境外代表座谈会上，李克强再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3 月27 日至29 日，李克强在江苏、上海等地调研考察时指出，“要用开放促进改革，要以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由于“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一概念刚刚提出，学界、思想界及相关政策机构正在深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阶段，对于其内涵仍旧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无论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升级版”，都应包括以下要点：经济升级版是经济发展从低水平、低层次、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转为高水平、高层次、较平衡、较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的过程，即从加速发展、跨越发展、跳跃发展转向科学发展、集约发展、内涵发展、高端发展、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是一个集长期性、复杂性、渐进性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机遇中充满着挑战，增长中蕴藏着风险，必须尽可能科学、合理推进经济升级版的打造，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急功近利和操之过急，进而造成资源的无效配置和社会大众福利的过度损失。
科学认识和正确思考中国经济的速度与质量
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在某种意义上讲，并非舍弃“速度”，仅仅抓住“质量”，而是要把速度与质量统一起来，既要坚持一定速度的质量，也要坚持一定质量的速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为达到这一目标，经济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运行，而这个“合理区间”便是从2010年至2020年间，年均增速不能低于7%。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错综复杂，形势千变万化。由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国际市场经济动荡余波未消，未来不排除国际市场出现剧烈震荡的可能。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泛滥的流动性不仅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也对我国的物价形势产生输入性风险。在此情况下，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必须在“稳”与“进”方面进行谨慎拿捏，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防范通货膨胀、控制潜在风险，又要集中于“稳中求进”，在稳住经济增长“量”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经济增长的“质”（胡鞍钢等，2013）。从2014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增速较之前出现稍微放缓的趋势，但综合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我国经济总体上仍处于“合理运行区间”。“经济运行合理区间”要求宏观调控政策需根据经济情况，因时制宜地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相结合，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那样：“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总之，只要牢牢把握住稳增长、保就业这个“下限”和防范通货膨胀这个“上限”以及年均增速不低于7% 这个“底线”，坚持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即便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政府主动的政策选择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仍能实现我国经济升级版的成功打造。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大”报告曾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也充分地说明，我国经济若要实现高端升级，则必须妥善处理好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应明确行使行政权力的边界，其作用主要在于创新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提供正确的制度安排，而不应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几十年发展的历程来看，市场功能发挥与经济体制完善的程度均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我国经济要升级，必须转变政府的服务职能，政府应从直接组织资源配置转向负责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居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为企业维护公开、公正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环境。目前，迫切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反垄断和为民间投资“松绑开路”。在反垄断的问题上，必须大力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部署，而国有企业发展的重点应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其他领域应鼓励和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进入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均能依法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和使用生产要素，以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尤其要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利用制度、体制、机制、政策等不对称优势，垄断市场和获取暴利。在民间投资的问题上，鼓励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一环，特别是民间投资机制活、效率高、潜力大、可持续性强，不仅有助于创业创新、增加社会就业，而且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
但目前，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仍遭遇不少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这对民间投资政策效应的有效发挥形成明显制约。因此，应大力落实引导民间投资激发活力健康发展的措施，营造宽松、公平、高效的发展环境，让社会资本释放巨大潜力，为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为应对市场条件、成本条件的深刻变化，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必须打破和避免经济发展的“垄断”现象和取消行政审批、特许经营等各类显性或者隐性的市场准入壁垒，以及降低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充分调动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通过竞争实现企业与生产能力的优胜劣汰，在不断地新陈代谢和变革更新中，由市场选择企业，决定产能水平与结构，通过竞争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促进企业素质、组织管理能力以及竞争力的大幅度提高，使我国经济充满内生力、活力及竞争力。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和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以及促进各类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题中应有之义。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动力是创新、内需及改革。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动力，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30 多年，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世所瞩目，国民生产总值现已跃居全球第二位，外汇储备约4 万亿美元。这种经济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人口、资源、资本红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世贸组织的加入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但这种成就却是建立在极不牢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处在全球产业链的组装加工环节，企业所获得的附加值和利润很低，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究其根本乃是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无自主核心技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强。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战略，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激发创新的经济活力和潜能，不断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重视协同创新，实现全面创新，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我国科技水平，大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度提高，尤其是要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的高度融合，大力推动信息技术、高科技等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依靠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促使“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应进一步对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尽可能地释放改革新红利。目前，应尝试对政府考核和官员晋升制度进行改革，适当增加教育、医疗、保障房、基本社保、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衡量指标，逐渐减轻经济增长指标比重，促使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科学发展和节能减排上（萧衬，2013）。要不断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费改革，加快完善有助于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及环境保护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制度，大尽可能地降低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成本，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主动创造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金融体制，构建组织多元、层次分明、服务高效、监管审慎的财税金融体系。
应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与重要关切，其不仅能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而且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城镇化成就斐然。但相对于历史上发达国家同等发展阶段而言，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2013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3.7%，而按户籍人口计算不到 40.0%，远低于发达国家80% 的平均水平。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的粗放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从乡村向城镇的转变。
截至目前，我国的城市发展往往缺少科学性、长远性、系统性的战略规划，总体上仍处于自发、低水平、低层次扩张状态，大中小城市化与小城镇之间缺乏合理分工、互补协作。这些严重限制城镇承载能力和城镇发展质量的提高，成为制约消费结构升级、内需空间扩大、人口转移甚至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未来几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逐步提高，每年将有数量众多的农村劳动力与人口迁往城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必须遵从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注重长远、注重质量的发展原则，科学、合理制定国土空间布局规划，解除行政区划限制，因地制宜地安排城市、产业发展远期规划图景，将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视为拓展内需、协调城乡发展、改善环境质量的突破口。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四化同步、城乡一体以及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提提高城市发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持续性，地方政府应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和规划要求，适度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利用各种条件深化改革，打破阻碍城镇化发展的条条框框，加快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能力，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循序渐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释放内需、经济增长空间，大力推进集约型、内涵型、质量型城镇化的进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创造必要条件。要进一步加快对包括户籍、土地、收入分配在内的制度进行改革，重点挖掘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充分流动，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力。积极推动信息化建设，为城镇化中城乡治理、社会管理提供信息平台，进而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胡鞍钢，鄢一龙，杨竺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背景、内涵与途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4) 2.萧衬.论中国经济升级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取向 - “简政放权”“民营新政”“城镇化”“美丽中国”[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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