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2:32:43 所属分类:经济计划与管理 浏览量:
四川藏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居民的文化消费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在四川藏区,群众信教比例较大,宗教氛围在全国藏区中最为浓烈,宗教消费占整个消费的
四川藏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居民的文化消费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在四川藏区,群众信教比例较大,宗教氛围在全国藏区中最为浓烈,宗教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例高于其他藏区。但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四川藏区农牧民非宗教文化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迅速上升,消费内容多元化,消费结构不断提升,但受制于四川藏区经济起点低、市场化进程缓慢等多重因素,发展仍然相对滞后。
当前学者对四川藏区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产业结构、城镇化建设、金融深化、居民收入增长等方面,对四川藏区的文化研究则多是从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视角展开,缺乏以经济学观点为支撑、以四川藏区独特的文化内涵为基础、以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及非宗教文化消费发展为内容进行的系统研究。本文认为,揭示四川藏区非宗教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和变迁规律,对于提升藏区居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将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研究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优化文化产业结构,提高民族地区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四川藏区经济发展与居民消费现状
( 一) 四川藏区与四川省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藏区的工业、交通、能源等非农牧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改变了长久以来单一、粗放经营的农牧业产业形态,生产力不断提高,但与四川其他地区的差距仍然明显。
1. 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藏区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四川其他地区较慢,经济总量规模仍然较小、在全省 GDP 中比重持续下降,两项指标在四川地市级排名中多年靠后: 1978 年甘孜州、阿坝州 GDP 总量分别为 2. 72 亿、3. 58 亿,在全省 GDP 中比重为1. 47% 、1. 94% ,位居各地市级城市最末两位;2013 年甘孜州、阿坝州 GDP 总量为 201. 22 亿、233. 99 亿,在全省 GDP 中比重为 0. 77% 、0. 89% 。
四川藏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发展仍然较慢。
2. 产业结构单一化特征明显
藏区市场化进程缓慢、配套基础设施不健全、资金人才匮乏,发展只能依靠劳动力的投入; 受到当地自然、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四川藏区生产效率较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阻碍了劳动力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转移。2012 年末甘孜州、阿坝州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 74.46% 、57. 75% ,而同期四川全省水平为 41. 5% 。
劳动力要素被束缚于第一产业,无法顺利在产业间转移,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 自有生产要素缺乏流动
四川藏区缺乏形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的土壤,经济的发展只能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源的流入,而仅有可利用的生产要素也存在相互间流动缓慢的问题。封闭的社会网络和高同质的认知,一方面决定了藏区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超稳定性,同时也制约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以阿坝州为例: 2005 年至 2012 年间,阿坝州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略有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上升; 但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变化甚微,如表 1 所示。【表1】 生产要素自身形成不足、相互间流动缓慢,制约了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高效利用,使得四川藏区必须过度依靠外部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流入,经济内生力量不足。
4. 政策资金支持偏重于基础设施
四川藏区历年获得的政策、资金、人才等资源的支持力度远大于四川省其他地区。财政支持主要集中于农业、交通、教育及一般公共服务等领域。以甘孜州为例,2012 年与文化消费有关的几项财政支出中,交通运输占 30. 68% ( 全省该项财政支出占总支出比为 5. 93%) ,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力度远大于其他领域。此外,自 2009 年起在藏区进行的以“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行动、‘9 +3’免费教育计划和卫生事业发展计划”为主要内容的藏区“三大民生工程”,截至 2012 年来,财政投入 100 多亿元,着重解决藏区居民要求最为迫切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生存性、发展性、安全性民生问题。
( 二) 四川藏区居民消费现状及特征
1. 财富增长快且来源多元化
2005 年至 2013 年间,四川藏区城镇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均快于四川省全省水平。藏区居民持有的银行存款、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数额虽然较少,以甘孜州为例,2013 年末全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39. 63 亿元,仅占全省的 0. 62% ; 人均存款为1. 23 万元,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43. 99% 。但四川藏区居民的实物财富相对丰裕很多,居民家养的猪、鸡、牛、羊也成为其财富很重要的一部分。
农牧产品也成为家庭财富的一部分。收入较快增长、财富来源多元化都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改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消费水平提高、结构优化、质量改善、领域拓宽
人均消费支出较快增长,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2005 年至 2013 年甘孜州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分别为 14. 61 %、17. 40%,快于四川省全省水平,阿坝州则与四川全省基本持平。如表 2、3 所示:【表2-3】 消费水平随收入增加而提高的同时,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APC) 也在逐渐下降,以阿坝州为例,2013 年城镇居民 APC 值为 0. 61,比 2006 年下降 0. 15; 农村居民 APC 值为 0. 60,比 2006 年下降0. 3。
恩格尔系数下降,消费结构优化。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为例: 2013 年甘孜州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60. 37%,比 2005 年下降了 15. 13 个百分点,从贫穷阶段进入到了温饱阶段; 2012 年阿坝州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53. 9%,比 2005 年下降了 2. 6%,但食品支出比重仍高于 50%,在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中,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占比仍较大,用于教育、医疗保健等发展和享受性支出、服务性支出比重仍较小。
3. 低收入人口比重大,收入不稳定
2012 年四川藏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征缴率约达到 95% 以上,与四川全省水平基本持平甚至更高,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基本完善。但低收入人口比重大,甘孜州 2012年低保人数占总人数比重约为 25%,阿坝州约为24. 3% ,四川全省约为 6. 8% 。四川藏区居民收入不确定性较大。其中原因包括: 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农产品市场流通渠道不畅,居民实物财富受季节影响明显等。这会使得居民即使在现有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后仍会对未来收入形成悲观预期,制约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善。
4. 城乡二元化突出影响消费增长
近年来四川藏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差距仍大于四川省全省水平。以甘孜州为例: 2005 年甘孜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0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309. 8 元,收入比为 5. 34: 1,同年四川省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 99: 1。2013 年甘孜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418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5435 元,收入比为 3. 94: 1,同年四川省全省收入比为 2. 83: 1。
四川藏区城乡居民在消费能力方面的二元化特征也更为显著。从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绝对额和支出比值来看,2013 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6343 元、农村居民为6127 元,二者支出比为 2. 67: 1; 甘孜州三项指标分别为 14917 元、3852 元、3. 87: 1; 阿坝州为 14163 元、4058 元、3.49: 1。
四川藏区的城镇化进程不仅具有一般城镇化的特征,还具有许多由民族、宗教等因素带来的非经济特征: “城镇的发展与政权建设密不可分、城镇化缺乏工业化进程、城镇功能弱小”。中心城镇的功能更偏向于政治性而非经济性; 城镇化缺乏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吸引力不足、吸纳能力弱,农牧区劳动力不愿流入城镇。藏区城乡相互割裂,无法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二元化特征愈加明显,消费的改善依然受制。
二、四川藏区非宗教文化消费的趋势特征
随着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四川藏区居民的文化消费也迅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藏区经济社会的进步,居民的宗教价值观出现世俗化倾向,宗教文化生活兼有丰富、自由等特点; 非宗教文化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宗教与非宗教文化消费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传统文化消费和现代文化消费在这一地区交融变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非宗教文化消费的变化,对四川藏区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藏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
( 一) 消费总量增大、种类增多
从总量上来看,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人数大大增加,医院就诊人次明显上升,更多居民选择在工作之余进行多样化的娱乐休闲活动。从种类上来看,许多新兴的文化产品及服务逐渐传入,如手机、互联网、休闲广场、KTV、网吧、电影院等,丰富了当地居民文化消费类型。无线通讯网络与手机的普及满足了居民的基本通讯要求,为居民提供了新兴多媒体移动服务,如“农信通”、手机报等,极大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内涵。中心城镇兴建的大型商业中心、生活广场等一体化消费中心为居民多样文化消费提供了综合性平台。文化消费的数量与种类迅速增加,内容日趋丰富,居民生活质量极大提升,非宗教文化消费开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 二) 消费呈现跨区域承接形态与综合化趋势
四川藏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普及扩散基本呈现出跨地域承接的趋势,即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或从非宗教地区逐渐向宗教地区传播。
受多重因素影响,四川藏区的非宗教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的出现时间远滞后于内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深,宗教对居民文化生活影响减弱,越来越多的世俗文化消费进入普通居民的生活; 传统宗教文化活动也开始与新兴非宗教文化消费结合,四川藏区传统宗教文化活动向更加现代化与世俗化的方向转变,非宗教文化消费开始被吸纳进宗教 庆 祝 活 动 中、与 宗 教 节 庆 活 动 相 互 融合,居民文化消费呈现出宗教与非宗教综合化发展趋势。
( 三) 居民文化水平提高促使消费观念转变
藏区居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教育覆盖率扩大,全民文化教育素质得到极大提升。以甘孜州为例,2010 年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 384. 83人/1000 人,比 2000 年增加 94. 38 人; 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为 57. 1 人/1000 人,比 2000 年增加 43. 63人; 文盲率为 23. 17%,比 2000 年下降 12. 91 个百分点。基础教育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藏区部分居民为提高下一代受教育水平,还将子女送到内地条件更好的学校读书; 部分企事业单位为提高职员素质,将其送到内地相关单位进修、实习。居民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与外界联系进一步加强,知识面得以拓宽、眼界得以开阔,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对外部传入的文化消费不再持有断然排斥的态度,开始主动接纳吸收。
( 四) 相关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四川藏区文化配套设施、交通运输、通信传媒等建设取得巨大成效。藏区每 10000 人拥有的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基础设施数量与四川省全省水平基本相当,配套设施较为完善。
交通运输与通信传媒建设也卓有成效,公路运输的发展缩短了藏区与外界的距离,加快了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通信方式的转变,电视、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的普及,为居民通讯交往提供了巨大便利。
三、四川藏区非宗教文化消费存在的问题
( 一) 居民收入低制约消费水平提高
藏区大部分农牧民劳动技能低,长年生活在高寒封闭的牧区,处在靠天养畜、靠天吃饭的自然状态。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出卖牲畜、采挖虫草。2013 年甘孜州、阿坝州农民纯收入水平仅为四川省整体水平的 68. 84% 和 86. 04%,收入水平总体很低;居民实物财富来源虽然较广,但缺乏合适而完善的市场渠道将个人富余财富转化为实在的现金收入; 农牧民的生产活动受自然环境及气候影响大,“靠天吃饭”依旧很明显。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及文化消费的持续发展。
( 二) 居民消费观念亟待转变
四川藏区社会文化环境较为封闭,经济社会发展自成体系,与外界文化交流的深度及广度十分有限,区域间文化交流不足。目前藏区居民对非宗教文化消费仍然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大多还持有保守观望态度。文化消费效果的持久性使得宗教对藏区居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依然深刻,对非宗教文化消费的认识与了解仍然比较被动。
( 三) 城镇化进程缓慢造成文化消费分散
四川藏区产业结构单一化特征明显,传统农牧业仍是主体,大量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及农牧区; 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等影响因素造成上学难、看病难、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覆盖难等众多现实问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分散并且消费内容贫瘠。中心城镇规模对农村居民吸引力和吸纳能力低,城镇人口少、劳动力要素稀缺,城镇商圈、文化消费场所使用率低,现代第三产业发展迟缓,可供居民选择使用的非宗教文化产品及服务仍然不足。城镇化进程缓慢,藏区城乡二元化特征愈加明显、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制约了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非宗教文化消费的发展。
( 四) 文化产品市场化程度低
民主改革之前,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均围绕寺院展开,寺院经济、封建领主经济的存在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萌芽,四川藏区的市场经济先天发育不足。改革开放后,各项文化产品市场化程度依然很低,卫生、文化、城市公用事业等各项基础设施基本依靠政府提供,一些在内地已经逐步市场化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仍由财政负担,财政资金成为社会各项文化事业投入的唯一来源。
藏区文化产品市场化程度低、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匮乏,不同地区( 城镇、农区、牧区) 、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年龄群体的居民差异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仍难得到有效满足。例如,藏区当地年轻人向往时尚、个性化的文化产品或服务,而当地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很难充分满足这一需求。在藏区中心城镇,电影院、KTV、书店等与四川其他地区城镇基本无太大差异,但是在农牧区却非常稀少。
( 五) 政府重视“硬件”忽视“软件”建设
政府的职能大多通过建设与完善文化“硬件”来实现,如文化配套设施( 交通、通讯等) 、文化消费场所( 图书馆、博物馆、休闲广场等) 的建设等方面,但在“软件”方面,即从文化消费品具体内容来看,专门为当地民众提供具有民族及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消费产品还远远不够,供需出现了错位。
鉴于文化“软件”建设短期见效慢、成果难量化,政府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更倾向于物质文化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软硬件发展不平衡。另外,当地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方式多为自上而下,产品服务的数量类型与居民实际需求错位; 文化基础设施普遍存在使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现象。如各地的公共文化站因书籍语言差异、内容陈旧、不实用等因素,不能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而处于闲置浪费的状态。
四、加快发展四川藏区非宗教文化消费的对策建议
( 一) 尊重居民宗教信仰,促进民族文化交流
以尊重并保护居民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为根本原则,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鼓励藏区居民多渠道就业,吸引外来人员参与藏区经济文化建设,为外来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生活、学习、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便利条件。
积极加强与外界较发达地区的合作,促进区域间劳务、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建立长期友好合作机制,促进藏区与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交流。保持文化政策的连续性,把鼓励藏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政策作为一项长期战略,采取相应实施方案保障文化政策的贯彻落实。
( 二) 丰富文化产品服务及配套设施建设
发挥政府、企业、小生产者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供更多类型、更多层次的文化消费产品与服务,丰富居民消费选择。进一步完善公共基础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提供差异化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加强藏区交通、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藏民的日常文化消费提供基本保障; 加快藏区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藏区城乡与外界的信息互通及精神文化交流; 加强民族文化娱乐场所建设,建设具有藏区特色的休闲广场、文化走廊等文化娱乐场所,丰富藏区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满足藏区民众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提高民众的文化生活质量。
( 三) 加快藏区城镇化进程
首先,改善农牧业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藏区第一产业生产效率及单位劳动力产值,增加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均收入,提高居民消费层次。
其次,加强中心城镇工业化建设,培育发展新兴第三产业,增强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其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和吸纳能力,加快城镇化进程; 改善藏区突出的城乡二元化特征,适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整体居民消费层次,优化文化消费结构。
最后,进一步健全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关注民生改善,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为藏区居民的非宗教文化消费提供坚实的后盾。
( 四) 完善文化消费市场机制
发挥市场优势,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藏区,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推动文化消费市场化。鼓励本土企业家、小生产者参与市场竞争,确立企业市场供给的主体地位,拓宽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渠道。加强藏区居民社会、学校、职业教育,培育藏区居民的市场经济意识,激发居民文化消费市场参与热情。引进市场价格机制,推进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市场化定价,提高市场交易的公开透明度。完善文化消费市场机制,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决定作用,减少文化产品及服务供求错位,推动藏区文化消费可持续发展。
( 五) 推动财政、金融、管理机制等配套改革 第一,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标准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的决策监督机制。第二,合理布局现有银行、信用社等网点布局,提高金融资源利用率; 进一步增强对农牧区居民、农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培育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农牧民小额信贷和农业保险业务; 丰富金融产品供给,为居民文化消费的发展提供便捷的金融条件。第三,健全文化管理体制,成立专门的文化产业管理机构,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制度、文化市场准入制度、文化市场监管制度,促进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文化消费法律法规体系,为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构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完善政府管理与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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