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2:35:25 所属分类：经济学 浏览量:
一、引言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近年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报酬占比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一度下降到2007年39.7%的最低点。尽管此后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谈判等措施,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有所缓解,但201
一、引言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近年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报酬占比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一度下降到2007年39.7%的最低点。尽管此后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谈判等措施,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有所缓解,但2011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仅为44.9%。
劳动收入占比过低被认为是引发宏观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潘彬等,2006),因此,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已成为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亟待破解的重大战略问题。以往针对我国近年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问题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基本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城乡二元经济下的劳动力过剩压低了劳动力的工资议价能力,从而形成“利润侵占工资”的现象(Fei等,1978;李稻葵等,2009)。第二,生产的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因而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罗长远和张军,2009)。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垄断程度提高改变了劳动就业环境,导致企业的垄断利润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降低(金碚和李钢,2007)。
尽管上述研究从各自角度都能说明我国近年来劳动报酬下降的现象,但无论是二元经济还是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均无法逻辑一致地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动趋势。首先,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供给过剩会压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而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家庭调查数据表明,1992年以来,城镇低技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在持续增加。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步接近刘易斯转折点(Ge和Yang,2011;蔡昉和都阳,2011),劳动力市场过度供给状况趋于缓解,那么为什么劳动者报酬比重反而加速下降?其次,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比较优势已经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证据并不充分,尽管近年来在统计上我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但价值链分工中主要承担的可能依然是劳动密集型环节,在目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成本普遍较高的背景下,企业为何反而选择向资本密集型技术转移?最后,没有证据表明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中买方垄断是一种一般性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吸纳大量劳动就业的主要还是竞争性的中小企业。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应着眼于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近年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互交织,如2000-2008年的平均外贸依存度已高达54.2%,也正是在这期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开始加速下降。根据Krugman(1979)构建的两国技术转移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实际上不仅会导致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的分配向资本要素倾斜,也会造成落后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同时,价值链驱动地位会直接影响价值链租金的分配,且要素的流动性与比较优势的演化会相互影响(Kaplinsky,2000),因此,我们认为可能需要在生产要素流动性、国际分工地位的交互演化框架中才能阐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化的一般性特征。
二、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演进特征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大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发达国家一般只是将全球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环节向外转移,加之低附加值环节的进入壁垒较低,往往导致过度进入,使得劳动收入占GDP份额总体上不断下降。随着世界性生产技术、流程的革新,产业内国际分工进程迅速加快,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在逐渐向资本较为密集的产品转变,出口收益越来越偏向于资本,因而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Rodrik,2006),长期来看甚至诱致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进一步压低劳动收入占比。图1是中国1993年以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状况。
图1显示,我国国民收入的总体趋势是向资本要素和政府倾斜,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007年以前一直在下降。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的变动可以从二元经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企业垄断势力等多方面进行解读。但鉴于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入世”之后才开始加速下降,这提示当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加以把握。经济全球化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对流动性,资本流出国的劳动力相对过剩会造成劳动力分配地位下降;而资本流入国的劳动力需求虽然相对增加,但其农村过剩劳动力会压低劳动要素的分配地位。在地区招商引资竞争的格局下,劳动收入缺乏持续增长的条件,产业盈利能力不足也会限制要素可分配租金的规模。也就是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的资本、劳动要素的分配地位都会因其流动性不同而产生差异,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不仅会引发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向外迁移,这两方面因素都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劳动要素分配地位相对下降。
发达国家通过生产流程再造将其低技术含量的制造和装配部门向落后国家转移,总体上提升了资本要素的分配地位;而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尽管承接了大量的国际生产活动,非农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总水平不断上升,但因处在价值链分工的低端且存在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劳动收入占比依然会下降。而且,由于中国企业在新价值创造上的整体能力欠缺,还会导致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盈利能力不足,可供本国生产要素分配的租金相对较少。我们利用Wind数据库中2002-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主营构成(分地区)的数据,分别计算了上市公司国内、国外主营业务平均毛利率,结果见表1。
表1报告了各年度样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平均毛利率及五分位数的主营业务平均毛利率。通过比较历年国内、国外的毛利率水平,我们发现除2002年有一个例外(第五分位数),在其他所有年份,上市公司在国外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均低于国内。开展国际业务的毛利率相对更低,表明我国目前大多数企业在开展国际业务方面的经验还比较缺乏、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但从国家整体竞争优势的角度看,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我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竞争地位普遍较低,处于支配地位的“链主”企业通过风险转移、买方零库存和压迫性价格等手段,获得整个产业链租金的绝大部分,而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底端的中国企业在整个产业链的租金分配中所获有限,导致国外经营活动的价值创造能力一直偏低(刘林青等,2009),加之低附加值环节的进入壁垒较低,往往导致过度进入,从而资本回报与劳动者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只有非熟练过剩劳动力完成转移或主导产业价值链升级,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解决。当然,从国际经验看,劳动报酬率的变化本质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如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的劳动力份额下降就可能反映了生产函数从劳动力向技术密集偏离,从而工资率下降,劳动力需求减少,劳动报酬占比相对下降。这提示在研究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时,需要将产业的总体盈利能力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结合在一起进行把握。
三、计量模型与分析结果
(一)计量模型。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两大基本发展浪潮始终交织在一起并相互推进。但由于地区间资源禀赋、制度和文化传统等的差异,目前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且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路径也呈现阶梯性发展特征。因此,这里基于上文要素收入分配的特定要素模型,对我国分省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实证考察。计量方程采用以下形式:
其中,RLI为劳动收入占比(收入法下GDP中劳动报酬的比重),GVC为价值链分工地位,REI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X代表控制变量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会受到产业结构、劳动力供求、分配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发掘价值链分工、劳动要素市场分割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数量关系,必须尽可能隔离其他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的因素,本文纳入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垄断、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波动等因素。
(二)变量说明
1.劳动收入占比RLI。本文利用的是中国分地区总量面板数据,劳动收入占比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按收入法核算的GDP中劳动报酬比例数据。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对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的核算方法进行了调整,将个体经营者的收入计为营业盈余,这会低估劳动收入占比(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
1993-2004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5年以后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价值链分工GVC。价值链分工地位依赖于各参与者的交互关系,Gereffi等(2005)从交易成本、生产网路、技术能力和企业学习能力等角度识别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与改变,但要按此方法度量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要求非常高。考虑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总量层面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因素,我们利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与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出口额的比值来反映各省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该指数越大代表价值链分工地位越低。
之所以采用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代表价值链分工地位,主要是因为我们注意到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苏州和温州近年来劳动收入占比差异很大,而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最突出的差别在于两地对外开放模式明显不同,苏州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是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而温州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特点是民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两地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不同所带来的一个突出影响就是近年来温州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要远高于苏州。当然,本文的GVC指标仅仅从贸易数据出发可能会存在变量测度偏误的问题,在本文的稳健性分析中,我们还将利用中国历年贸易条件数据(分省的贸易条件数据无法获得)作为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代理变量。
3.劳动力市场分割REI。传统上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指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持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而户籍制度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本文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考察的是二元经济问题,采用城乡人均工资差距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反映,数值越大表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
中国目前许多省区的地域管辖范围较大,省内城乡、地区差距有的还非常大,仅仅利用城乡人均收入比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地区的二元经济状况。鉴于此,在稳健性分析中,我们还将利用各地区的人口净迁入率来反映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净移民率越高的地区,劳动力供给越多)。但由于只有2004-2009年6年的净移民率数据,因此在分析中仅将其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性指标。
4.买方垄断势力LIBM。市场势力会造成对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格的偏离,其中买方垄断势力会使投入品价格小于边际产品价值(VMP),根据Lerner(1934)提出的方法,可以通过公式LIBM=(VMPL-w)/w度量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势力,其中VMPL为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w为劳动力要素的价格。
LIBM越大表明买方垄断势力越强(Raper等,2007)。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数据一般无法直接获得,为简化分析,本文假设各地区经济的生产函数均为C-D形式Y=ALαKβ,则劳动边际产品价值为αY/L。利用各地区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α)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指标(Y/L)以及各地区历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可以得到各省市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势力指标。
5.其他控制变量。尽管本文的计量方程包含许多潜在的解释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变化的因素,但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可能主要由一些与全球化无关的因素引起,如资本偏向性技术改变、产业结构升级和通货膨胀等短期经济波动都可能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因此,本文的控制变量还包括第二产业就业占年末从业人数的比重(E_SEC)、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EDU)瑏瑠和经济波动因素(采用年度虚拟变量表示)。
本文分析的基本样本为1993-2011年分省区面板数据,瑏瑡所有未经说明的数据均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为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见附表1)。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水平序列是稳定的,能够避免“伪回归”问题。
(三)分析结果。由于劳动收入占比和价值链分工都可能因外生经济波动而发生变化,表2中各回归方程均纳入了时间虚拟变量,并通过逐步加入解释变量的方式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初步考察。但采用宏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加总变量的变动常常存在同时决定问题,且价值链分工GVC可能是内生的,因此,表2同时报告了OLS和2SLS的分析结果,GVC的工具变量采用滞后一期项,其他变量均看作外生。
价值链分工(GVC)的回归系数在6个回归模型中均为负,且基本回归模型(1)和(2)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价值链分工地位越低(外资出口比重越高)的地区,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租金越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越低。这与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的发现类似。这意味着要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提升我国的整体创新能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也是重要路径之一。
劳动力市场分割(REI)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模型(2)和模型(3)中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通过提高城镇职工的相对工资水平能起到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作用。但这是否意味着目前城乡二元分割理论已经不能解释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现象,瑏瑢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因为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会压低东部地区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利用城乡人均收入比度量各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分割水平会低估东部劳动力流入省份、高估中西部劳动力流出省份的城乡劳动力分割状况。在下文的分区域回归中,我们确实发现劳动力流入、流出省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存在很大不同。
买方垄断势力(LIBM)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买方垄断势力越高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反而越高。这说明中国目前吸纳大量劳动就业的主要还是竞争性的中小企业,买方垄断因素还不足以解释我国近年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现象。
人力资本变量(ED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力比重越大的地区,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反而越低。这反映了目前创新能力与教育的关联性还较弱,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一定会带来劳动收入占比增加。
产业结构指标(E_SEC)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两个模型的系数均为-0.03,表明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越低。工业化水平提高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并不意外,因为产业升级主要表现为资本对劳动要素的替代,自然导致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表2的结果还表明,一旦加入产业结构变量(E_SEC),价值链分工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小且不再显著,这表明劳 动 收入占比与价值链分工的关系可能只存在弱相关性 (Bourguigion和Morrisson,1990),还有一些如产业升级等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有重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目前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还是制造业企业,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导致国民产出中劳动要素获得的份额相对减少。
应该明确的是,目前我国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使得在对全国分省区数据进行估计时,地区间的异方差问题可能导致估计的不一致或有偏。针对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我们首先利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整体面板数据重新进行了回归(见附表2),结果表明FGLS回归结果与表2一致。另外,表2中的有些统计量可能只是因为样本中恰好包含一些非典型地区因素而导致了其结果呈现显著性。为消除这一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因发展不均衡而导致的地区间国民收入分配差异,我们还做了分省区的样本回归,结果见表3。
表3的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指标、人力资本和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变量的回归系数与之前针对全国样本的分析类似。而本文主要关注的两个变量———价值链分工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效应确实存在区域性差异。
价值链分工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的3个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在东部沿海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低的省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确实越低,这验证了本文的基本判断,即地区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导致劳动报酬占比不断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在中西部地区,价值链分工的回归系数却均为正(其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资企业出口占比越高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这显然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价值链分工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与地区的经济开放水平、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当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较低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量较少,且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从而劳动收入占比增加,但随着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开放深化会相互促进,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会导致地区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因而国民总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相对减少。
劳动力市场分割变量REI的回归系数在东、中部地区显著为正,而在西部地区却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而在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却越低,这基本上支持了李稻葵等(2009)的劳动收入占比随着经济发展呈U形变化的观点。随着我国中东部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城乡差距越大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也越高。
如果是一个封闭经济体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劳动收入占比开始会下降;在工业化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后,资本、劳动要素禀赋会发生逆转,劳动收入占比又会上升。目前中国所有地区的E_SEC回归系数均为负,反映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依然对资本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挥着作用。这隐含的意思是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较低,若资本存量下降不能被更多的劳动力所替代,将导致资本回报相对于劳动力增加得更多。
四、稳健性分析
上文的分析表明,价值链分工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这里主要是利用不同的价值链分工测量方法,考察上文的计量分析结果是否随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而变化。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的不同度量。城乡收入占比度量劳动力市场分割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无法区分城市化率对国民收入占比的影响。比如,城市化率越高的地区,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往往越小,而在我国目前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这些地区一般也是二元经济分割最严重的地区,外来劳动力流入的相对规模很大,外来过剩劳动力供给也更多。显然,如果在度量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时不控制城市化率的影响,可能会得出一些误导性结论。为了避免劳动力市场分割可能的测量误差,作为稳健性检验,这里采用各省区的净移民率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测量指标,一个地区的净移民率越高,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经济问题越严重。考虑到净移民率的内生性问题,分析中采用的是滞后一期净移民率数据。净移民率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年鉴》,变量的时间跨度为2004-2009年。表4为分地区的2SLS回归结果。
从全国样本的分析结果看,随着净移民率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会增加。也就是说,人口迁移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这对改善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通过比较分区域回归结果,我们也发现人口迁移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净移民率的回归系数为负,而中西部地区为正,不过,只有西部地区的两个模型中回归系数显著。这里的分析结果与表3类似,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东部沿海省份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刘世锦等,2010),从要素流动的特征看,二元经济压低了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占比,而在中部经济相对落后省份,由于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相对规模的限制,净移民率(二元经济)问题并不是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市场分割变量REI的回归系数在东、中部地区显著为正,而在西部地区却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而在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却越低。农业社会中总产出绝大多数为劳动收入,而工业化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资本要素较多地参与分配。
(二)价值链分工指标的不同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根本上改变的是新创造价值的分配关系,从动态关系上,这可以通过贸易条件进行度量,以反映各地区的国际分工相对地位。这里选取的是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它等于出口单位价值指数与进口单位价值指数的比率(基年2000年等于100)。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之前研究的因变量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法下GDP中劳动收入占比(见表5劳动收入占比-1),这里为了进行对比,增加了另外两种不同的测度劳动收入占比的指标:总量经济数据库咨询委员会(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所报告的中国1990年以来的劳动收入报酬占GDP比例(见表5劳动收入占比-2);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价值链分工对劳动要素收入的影响,将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作为因变量。表5为相关分析结果。
在采用不同因变量的三个分析模型中,贸易条件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确实会缓解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一个主要判断,即提高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不仅仅在于改变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分配关系,实际上提高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也具有积极作用。
五、结论
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提升全体居民的福利,中国经济在改革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中通过从价值链低端加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不断消化大量的城乡过剩劳动力,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中国制造企业被发达国家购买者和生产者锁定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环节,总产出的收入创造能力偏弱也是我国国民收入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特征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框架,并利用分省区面板数据证实了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基本的发现有三点:
第一,中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加剧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从价值链低端加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这虽然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经济增长中本土经济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相对有限。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低端价值链嵌入的发展模式已经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限制,地区间为吸引外资而开展的激烈竞争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因而劳动收入占比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已经成为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不仅影响了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实际上也加大了中国经济波动的风险。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和地区分割是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东部地区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使工资增长远落后于经济增长,从而我国的劳动者整体报酬率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随着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其作为一个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大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化,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也在逐渐退化,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会出现反转。也就是说,从长期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中的劳动报酬占比一般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也是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因为相对而言,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总是伴随着劳动力要素节约,而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会使生产要素市场上资本的垄断势力增强,因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逐渐倾向于资本。要改善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应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尤其是通过结构性减税、研发制度变革,促进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
垄断地位的高端服务产业发展;同时,打破产业进入壁垒,构建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居民和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就是说,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根本上还是应通过自主创新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国家竞争优势,在中国经济价值创造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真正改善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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