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3:10:58 所属分类：经济学 浏览量:
一、克强经济学的提出及内涵 2013 年 6 月 27 日，巴克莱资本公司三位经济学家黄益平、常建和周乔伊（Joey Chew）提出了克强经济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李克强总理调控经济的方式。 并且提出克强经济学三个重要支柱：一是不出台刺激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一、克强经济学的提出及内涵 2013 年 6 月 27 日，巴克莱资本公司三位经济学家黄益平、常建和周乔伊（Joey Chew）提出了“克强经济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李克强总理调控经济的方式。 并且提出“克强经济学”三个重要支柱：一是不出台刺激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是去杠杆化；三是结构性改革。 话音刚落，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却给市场造成下半年将出台刺激政策的预期。
“克强经济学”这一概念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例如，英国《经济学人》则质疑黄益平等人提出的三个重要支柱是否可行； 国家信息中心张茉楠研究员就指出，“克强经济学”就是围绕“市场”、“供给”、“效率”、“公平”四方面实现中国经济的重建等等。
笔者认为，如果说把“克强经济学”用来描述调控经济的方式，那么现在为时尚早，毕竟未来经济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经济增长不出下限。 这就意味着，一旦中国经济有硬件着陆的风险，该刺激还得刺激。
笔者更愿意把“克强经济学”看做作未来中国调控经济的指导方针，而这一指导方针的核心就是“改革”和“市场化”,即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 2012 年 11 月 21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而这个改革，在经济领域上就是深化市场化改革。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 因此，坚持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求加强法治建设。 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就兼顾了公平、公正与效率。
这种预期或说期盼也许可以从李克强的学术背景找到依据。 如果说法律学者更关注正义，经济学者则更关注效率；如果说法律学者更加理想化，那么经济学者更加务实理性。 李克强总理既是北京大学法律专业本科生，又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在本科阶段，他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法学教育，甚至还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翻译世界法学名着《法律的正常程序》。在博士阶段，其导师是厉以宁教授，而厉以宁教授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从其专业背景或学术渊源上讲，我们也可以期待李克强总理将把中国经济带向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渐进性的市场化改革。
前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也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市场化进程。 那么李克强总理的市场化改革与其前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从宏观调控方式看，朱镕基和温家宝都属于典型凯恩斯主义者，他们更注重需求管理。而坚定的市场主义者，则更倾向于供给管理。
这就意味着，未来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不排除在经济形势较差时出台小规模的、局部的经济刺激。
二、当前中国经济所处阶段 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经济增长率由 2010 年的 10.8%下滑到 2012 年的 7.8%,2013年 1-9 月更是下滑到 7.6%. 如果说上半年经济增长还算稳定的话， 那么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则严峻得多。 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13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数据显示： 从 2012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3 年 4 月10 日，被调查的 2013 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 26%,同比 2012 届下降 11 个百分点； 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为35%,比 2012 届同期低 12 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为 32%,比 2012 届同期低于 13 个百分点。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是短暂的回调，还是长期趋势的拐点？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判断，是正确判断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关键。 笔者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可以用“四长两短”来概括。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经济， 正处在四个经济长波和两个经济短波的下滑区间或低谷。需要强调一下，这里用的是经济波而不是经济周期，因为经济周期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经济波，但文中所指的经济波，有些并不存在周而复始的波动。
1. 全球经济长周期的衰退和调整阶段 首先，从技术革新看，诞生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的带动效应已进入尾声，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尚在孕育阶段。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每一次周期性大繁荣都得益于具有爆炸性效应的新技术大规模应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新技术对生产力推动作用逐渐减弱，经济就进入调整阶段，甚至因为大繁荣后期的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严重过剩而陷入衰退阶段。 自 18 世纪 70 年代蒸汽机问世以来，世界技术革新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并因此导致世界经济呈现五个经济长周期。 如图 1 所示。 该图表明，当前世界正处于信息技术革命所主导的经济长周期末端，而下一轮技术革新何时诞生尚不明朗，世界经济也因此处于经济长周期调整、衰退阶段。 由此可以判断，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并强劲增长缺乏技术革新的支撑，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将以调整为主。【图1】
其次，从世界人口看，适龄劳动力人口（15-64岁）增速不断放缓，老龄人口比例明显上升。 二战以来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世界人口结构不无相关。1950 -2010 年 , 世 界 适 龄 劳 动 人 口 年 均 增 长 约1.82%. 根据联合国预测，未来世界适龄劳动人口增速将不断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速度要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如图 2 所示。 这种现象势必制约未来全球经济总量的扩张。【图2】
2. 经济收敛规律所主导的经济长波的下滑阶段 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经济体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从而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率，这叫后发优势。 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从而影响投资回报；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 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逐渐从过去的主要依靠低成本引进技术转向自主研发技术，从而导致技术进步的逐渐放缓。
投资增速和技术进步的放缓， 导致了经济增长也不断放缓，这叫做经济收敛。 图 3 关于日本、新加坡、以色列和韩国等四个国家 1960 以来 5 年平均增长率与人均 GDP 的关系，直观地反映了这种收敛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增长率趋于下降。 如果从不变价汇率法人均 GDP 看， 当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8%以下时，新加坡人均 GDP 约为 1.5 万美元，以色列和日本的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韩国人均 GDP 约为 8 千美元。如果从不变价购买力平价法人均 GDP 看，当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8%以下时，新加坡的人均 GDP 约为2.5 万美元， 日本和韩国的人均 GDP 约为 1.5 万美元，以色列的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但如果从持续的时间看， 上述四国家都能实现连续 30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 30 多年高速发展，年均增长近 10%, 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中国按2000 年美元不变价计，人均 GDP 还不足 4000 美元；按 PWT 的购买力平价算，也不足 8000 美元，如果以上述四国为坐标，中国或许还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经济收敛规律将不可躲避。【图3-4】
3. WTO 效应主导的经济长波的拖尾阶段 2001 年底，中国加了 WTO. 加入 WTO,对中国经济推动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出口关税的降低和国际市场的扩大，而且更为重要的，它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为中国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2002-2012 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为 20.4%, 比 1991-2001 年年均增速快 6.2个百分点， 成为推动中国 10 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出口规模的成长，WTO 效应逐渐减弱，中国出口增速已呈下降趋势，对中国经济拉动效应也渐减弱，使 WTO 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呈一条拖尾的经济长波。
4. 政治周期所主导的经济长波的上升阶段 政治和经济总是分不开的，经济影响政治，反过来，政治也会影响经济。 周黎安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的换届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过去 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 3 字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也都会加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3字头是政府换届年。 新领导上台，总要树政绩，而加大固定投资无疑能起到立竿见影之效果。 投资加快几年之后，经济慢慢过热，到下一个周期被迫收缩，导致到了 8、9 字头的年份经济就出现下滑。 由此可见，中国政治周期，大约是 10 年时间，如图 5 所示。2013 年是中国政府换届之年，根据这一理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爬升阶段的初期。【图5】 5. 金融危机引致的经济短波的低谷阶段 虽然离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 6 年，但是次贷危机余震不断。 现在欧盟还在欧债危机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美国经济表现稍为好些，但复苏之路仍显漫长。 当然，如果没有重大变故，美国和欧盟经济将逐渐走稳。 因此，当前世界应该处于缓慢的调整或复苏阶段。而中国的出口，超过 1/3 出口到美国和欧盟，加上香港转口的，那么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的就超过 4成。 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在 2002-2007 年， 中国出口增长都超过 20%,2008 年突然跌到 17.2%,2009 年则大幅下降 16%.2013年 1-6 月累计出口同比增长下降到 10.4%. 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如果外需没有改善，经济增长表现就不会走强。
6. 四万亿元财政刺激引致经济短波的拖尾阶段 2008 年 11 月，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突然冲击，中国实施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各地为了抢分这块蛋糕，纷纷推出大项目建设，计划投资高达几十万亿。
毫无疑问，4 万亿经济刺激对于中国保持平稳较快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在 2009 年1 季度经济触底之后，经济连续加快增长，使中国较快地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但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拉动效应越来越小。 例如，在 2010 年 1季度同比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点之后，中国季度同比经济增长率就持续下滑，现在正处于这种下滑阶段的拖尾。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创下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那么这奇迹哪里来的呢？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有人认为是财政分权，有人认为是出口，有人认为是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也有有人认为是城镇化。笔者认为，像出口、投资或城镇化，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这些都是外因，它们是因应中国内因变化而变化的。 中国的内因有两个，一是市场化改革最为关键；二是人口红利，强化了中国市场化对增长的效应，而财政分权，实际上依附于市场化改革之中。
1. 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 在这个经济体制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由政府计划来完成，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严重扭曲资源的配置，整个经济系统效率低下。 市场化的根本，就是资源的自由配置，不仅在国内自由流动，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 这就激活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激活了劳动者的创业创新创造热情，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使中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此外，市场化为中国企业开拓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市场化所带来的城镇化推动着国内消费的不断升级等等。 这正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就不可能有出口的拉动效应，就不可能有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就不可能有城镇化的加速发展。
2. 人口红利 中国廉价而丰裕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能够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出口商品能够保持国际价格优势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过去 30 多年， 中国劳动力总量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1978-2011 年中国就业人口年均增长2.84%. 其次是改革开放把农村劳动力从农地逐渐释放出来，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部门、城市部门。 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以及劳动力总量的增长，为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廉价的劳动力。 正因为如此，过去 30 多年，发达国家以及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成为中国大陆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 当然，人口红利只有在市场化改革才能充分实现；反之，如果没有中国的人口红利，那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效应可能也会打个折扣，因为吸引外来资本的不仅仅中国有低廉的劳动力，还有广阔而深具潜力的消费市场。
3. 中国增长动力的变迁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市场发育程度相对成熟，市场化改革步伐不断放慢，改革红利逐渐减弱。 当然，中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例如，中国市场行政分割现象仍然严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还相当多，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等等。 如果中国全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改革红利还会不断释放，中国经济仍有保持持续较快发展的潜力。但是，改革越是推向纵深，改革难度就越大。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观念的束缚，那么改革开放 30 多年之后的今天，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利益的制肘。 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稳定发展的时间越久，利益集团就越强大，而利益集团具有分利性，这种分利性导致社会效率下降、效率低下，从而阻碍有利于全社会效率提升而影响它们利益的改革。
至于中国劳动力，由于城市化、计划生育等因素的影响，其增长速度不断放缓。 我们用适龄劳动人口来反映中国劳动力的变化。从图 8 可以看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适龄人口增速是不断下降。 据联合国预测，在中国“十三·五”期间，也就是 2015-2020年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增速将转正为负。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老龄化速度惊人，意味着非劳动人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如果用非适龄劳动人口除以适龄劳动人口来代表抚养比的话， 那么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3 年前后将成为一个转折点， 改革开放以来是抚养比不断下降，在此之后则是不断上升。【图8】
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意味着未来中国劳动力价格会越来越高；老龄化加快，未来中国的养老金缴存比例也会越来越高。 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像过去 30 多年那样， 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密集型产业并大量出口。 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挑战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理解：从供给角度看，中国增长主要靠投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大投入来驱动，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较小。 从需求角度来讲，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作用较小，这种靠出口高速增长来驱动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被称为“出口导向战略”.实际上，20 世纪以来，很多发展中经济在发展初期，如日本、韩国、巴西，都采用过这种模式。 首先，在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经济投资回报率较高，从而驱使资本快速增长。 其次， 由于资本价格高而劳动力价格低， 所以投资一定是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不可能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因为缺乏相应的人才。再次，技术创新成本高，风险大，而投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口行业，风险小，收益稳定。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种模式变得不可持续。
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回报率降低，投资增速下降。 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优势不再，出口商品国际价格优势逐渐减弱，特别像中国出口规模已经这么大，出口若再保持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中国商品将淹没世界。 再次，在发展起飞阶段，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出现环境恶化的情况。 对于发展中经济来讲，与其他国家相比，只有在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具有比较优势，才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对于发展中经济的劳动者来讲，毕竟生存比清新空气更重要，随着人们对生活条件要求的提高、对环境意识的加强，继续依靠资源、环境的大投入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最后，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 多数都会实行固定汇率或干预汇率，其目的就是压低币值，使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更低，使进口商品在本国的价格更高，其结果就是，出口多、进口少，贸易顺差大。 有贸易顺差，就说明央行要投入货币；顺差越多，投入的货币也就越多，通货膨胀也就越严重。 这就使央行面临两难选择：要稳定出口、稳定增长，就要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但其代价就是通货膨胀率高；要稳定物价，就要让货币升值，但其代价就是挤压出口、放慢增长。
由图 9 可以看出，中国贸易顺差与外汇占款增量高度相关。 而外汇占款增加，意味着央行投放的货币越多，而央行投放货币将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倍增。 例如，2001 年 12 月，中国外汇占款存量只有 1.89 万亿，到了 2012 年 12 月增加到 23.67 万亿，11 年间增加了 21.78 万亿。 如果按照 20%的准备金率，增加的 21.78 万亿最多可以创造超过 100 亿货币供应量。 事实上，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也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1 年 12 月，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只有 15.29 万亿； 到了 2012 年 12 月增加到 97.41 万亿，11 年增加了 82.13 万亿。 货币供应量与外汇占款增量的关系如图 10 所示。 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则提高了通货膨胀，如图 11 所示。 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则会助推房地产价格上涨。【图9-11】
此外，对于中国来讲，政府投资过大，挤压了民间投资，也挤占了国民消费，如图 12 所示。 由于政府投资收益率一般较低，所以政府投资越大，往往意味着未来国民税负的提高，削弱了经济的活力。五、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根据上述的分析，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长波和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短波的底部调整阶段，经济收敛规律主导的经济长波的下滑阶段，WTO 效应主导的经济长波和 4 万亿财政刺激引致的经济短波的拖尾阶段以及政治周期所主导的经济长波的上升阶段。 这四个长波、两个短波以及中国增长动力的变迁，共同构成了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格局。 综上分析，笔者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做出如下判断：【图12】
第一，从短期看，中国经济处于调整上升阶段，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能企稳回升，那么 2014、2015年中国经济表现可能会优于 2013 年。
第二，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处于下滑阶段。 如果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那么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 10 年甚至20 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其增长的下降速度要慢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同样发展阶段时的表现。 但由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即将出现绝对量的下降，中国未来经济不太可能保持在 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虽然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人均 GDP 在 1 万美元以下经济增长还能达到 8%以上，但是它们所取得的成绩有着 1-2%的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率为支撑，扣除这一因素，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 7-7.5%之间。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 8%将成为常态，到了 2020 年之后可能低于 7%甚至 6%.
第三，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外贸顺差将不断缩小，货币供应量增速也将放慢，物价水平将保持低位运行，而房价上涨速度更有可能逐渐趋于平稳，三四线城市增速将大大放慢甚至出现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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