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击战争方针的确立及其历史意义

时间：2015-12-20 13:14:35 所属分类：经济学 浏览量:

一、抗日游击战争方针的确立及其战略地位 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及时将军事战略方针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早在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主力红军的

　　一、抗日游击战争方针的确立及其战略地位

　　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及时将军事战略方针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早在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主力红军的战略方针，主力红军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在日本占领区则要"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并且第一次提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

　　这是我军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开始，从而为坚持敌后抗战和发展人民抗战力量指明了正确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把整个战略方针确定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毛泽东说：执行这条方针，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山地，因为红军依靠山地创造根据地进行斗争，依托比较好。执行这个方针就是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相当的独立自主。什么叫游击战争？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什么叫山地？就是创造根据地。这就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内涵，从战略高度指明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进一步把我军的战略方针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从而在提法上更加全面和完善了。

　　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这个转变，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即敌友我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首先，从敌人方面看，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极其凶残的民族敌人。日本侵华战争的野蛮性、残酷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是一个工业较发达的帝国主义军事强国，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准备，其军队装备优良，训练有素，又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熏陶，有较强的组织力和攻击力。这种情况与内战时期红军的作战对象有很大区别。因而，要坚持持久抗战，我们的战略方针就必须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抑制敌人的长处和优势，充分利用敌方小国少兵、后方空虚的弱点，消耗敌人，积蓄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其次，友方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在充分肯定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参加抗战意义的同时，正确估计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一是国民党在华北正面战场的抗战是暂时的现象，它不可能阻止日军进攻，"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会大部退出华北，华北的旧政权及国民党党部也会退走，那时，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就会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　　　　二是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并没有放弃反共方针，当时仍有大量国民党军陈兵边区周围，因而我们对友军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要在战略方针上反映这种特殊情况。再者，我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革命刚刚经历严重挫折，红军只剩下4万多人，但都是经过长征保全下来的精华，有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丰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的经验。这就是说，党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阵地，发展阵地，使持久抗战得以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

　　当时正处在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及时改变自己的战略，使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这深刻反映了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和拥有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

　　但是，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全党所认识的，当时"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在洛川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时，大家对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战略部署和作战方式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应该指出，这主要是属于认识上的分歧，它同随后发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主张根本不同。因为：　　　　第一，王明不但在政治策略上，而且在军事战略上都反对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军事指挥关系上主张绝对地统一于国民党，而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在这些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　　　　第二，王明提出错误的作战方针，根本否定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否定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而当时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在战略方针上有过不同意见，但主要是由于对新情况、新事物缺乏深刻的认识，随着战局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这些同志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接受并贯彻了中央的方针。事实上在太原失陷前后，对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就已逐渐趋于一致。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在太行山军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次战略转变作过这样的回顾":这一点，我们又要认识毛泽东同志的远见。抗战开始不久，他就提出坚持敌后军事斗争的指导原则，基本的游击战及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代替内战时代的旧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在华北各地对这一新的指导原则或多或少的都认识不深刻。"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应当怎样理解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呢？所谓战略问题，就是指有关战争全局的问题。抗日游击战争之所以是一个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关系抗日战争全局的问题。同一般游击战争相比较，抗日游击战争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和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性。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中国所处的进步时代（进步的主要标志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觉醒的人民）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亿万群众参加的规模空前的伟大事业；它不只是一种战争形式，而且是党动员和武装群众的重要组织形式。从地域上看，抗日游击战争遍及敌人占领的华北、华中、华南以及东北广大地区。这种全国、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显然是关系抗日战争全局的。第二，抗日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由于敌人少兵临大国，兵力不足，在广大占领区内它实际只能控制一些点、线，使得我军能够在战略外线单独发展游击战争。　　　　这就是说，这种游击战争的任务主要不是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战略外线即敌后单独作战。正是由于这个独立性特点，我们在敌后抗战是实行军队与人民相结合的体制，既是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又是以正规兵团为骨干的游击战争，从而使游击战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样的游击战争当然会影响抗日战争的规模和进程，关系抗战的全局。第三，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性。这不仅是由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所决定的，而且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而能够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长期抗战。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抗日游击战争不但要担负独立作战任务（配合正面战场已不占主要地位），还必须担负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向运动战发展等项任务。这样的游击战争显然远远超出战术范围，而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和最后胜利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和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理论，从实践上解决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大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以取得胜利的道路。

　　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关系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

　　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深远意义和伟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这个决策，不但是从抗日战争的全局，而且也是从中国革命的全局，是从政治的高度作出的，因而，它对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都关系极大。

　　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这一场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如何避免近代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命运，是一个决定一切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当时中国从社会性质、国力上看，同甲午战争时期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且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状况，而是在艰难困苦的奋斗中走向了成熟，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因而有能力解决这样的历史课题。实现军事战略的转变，就表现了这种远见卓识，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比威力。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科学地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这个基本情况说明，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组织力是强的，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起作用，但其国小、物质资源少、兵力资源不足的弱点，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极端野蛮性，必然使之失道寡助；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处在劣势，但其处在进步时代，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作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力量，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特别是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并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这些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要坚持持久战并争取最后胜利，关键在于中华民族的动员，在于发动最广泛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不可。"这就显现了实现军事战略转变，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

　　实现军事战略转变，从政治方略上说，对于保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有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势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并得到国民党的响应，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对于实现全民族抗战无疑有着重要的进步作用。应当肯定，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抗击日军，浴血奋战，为民族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其狭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仍然坚持其在联共的同时又反共的基本立场。还在国共谈判合作抗日的过程中，国民党就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下，主张把中共吸收到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一个党内，达到"溶化"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而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则进一步制定了"溶共"、"限共"和"反共"的方针。对于蒋介石的限共、溶共阴谋，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抗战初期就及时指出，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否认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轻视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等。毛泽东坚决批判了这种软弱无能的思想，尖锐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从而坚持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　　　　其次，正确地说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既肯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阶级矛盾的解决也是推动主要矛盾解决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确而巧妙地辩证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强调要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这就坚持了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抗日力量的方针，并对国民党反共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　　　　再次，在复杂的斗争形势和艰巨的历史任务面前，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科学地阐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政治思想上剥夺了国民党反共的精神武器，并从理论上武装全党。毛泽东一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强调在领导伟大的斗争中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他特别提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正确的指导路线结出了丰硕的胜利之果。中国共产党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限共、溶共阴谋，独立自主地发展了人民革命力量，使自己不仅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而且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在抗战初期不及时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不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我们就没有同国民党顽固派分裂、妥协倾向进行斗争的实力，就会失掉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阵地。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也是在民族战争中争取人民胜利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一着妙棋。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它总是一贯地、英勇地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但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又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争取人民的解放，争取一个新的光明的中国的实现。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不仅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时机成熟、蒋介石拒绝民主建国的情况下，也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三、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功绩

　　在八年抗战期间，敌后解放区战场虽然在不同的阶段都灵活运用了不同的作战形式，但始终以游击战为主。抗日游击战争对于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

　　首先，抗日游击战争是弱国战胜强国的有效武器，是实现人民战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

　　在抗战中，敌我双方的强弱对比是明显而突出的，但是，"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中国抗战要避免近代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命运，就要充分发挥作为大国和反侵略战争正义性的优势，这就不但要在政治上形成全民族的大团结，而且要在军事上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并且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奇观。

　　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军队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最充分地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力量和创造力，从而弥补并逐渐改变了敌我之间物质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抗日游击战争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把敌人的广大后方变成消灭敌人的战场，牵制并消耗了大量敌人。在抗战初期，与敌人的进攻方向相反，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挺进，形成战略外线的进攻战。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配合了正面战场，打破了日军企图速战速决的计划，并且吸引了大量敌人，促进了相持阶段到来。1940年上半年，日军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侵入中国14个省区，在其所包含的900多个县中，能完全实施敌伪政权的仅有100多个，而其余多数是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在1943年3月承认":中共军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全中国中妨碍日军的行动。"这就使敌人不得不保持半数以上的兵力用来巩固其后方。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在敌人占领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地区形成了置敌于死地的威力无比的人民战争。

　　其次，抗日游击战争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并对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在战略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

　　两个战场虽然在战役上的直接配合不多，但在战略上的配合是明显的。在整个相持阶段，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以1943年3月的材料为例，当时全部侵华日军共36个师团约60万人，敌后军民抗击日军35万人，占总数的58%;国民党军抗击日军25万人，占总数的42%.侵华日军以半数以上兵力对解放区作战，这就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牵制并消耗了日军，创造了全民参战的奇迹，这不仅坚定了国民党的抗战信心、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广大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正面战场一起，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坚强堡垒。1937年7月至1941年中国独自进行的四年抗战，消耗了日本大量军力和经济力，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整个太平洋战场最重要的战区。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为240多万，除海军部分用于中国、主力南进外，其210万陆军兵力，在本土约40万，在中国东北约70万，在华北、华中、华南60余万，用于南进的约40万。可见，日军总兵力的55%以上，陆军兵力的60%以上被牵制在中国，其侵华兵力相当于南进兵力的三倍。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和中共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全民族抗战仍在继续，使日本近百万关东军、六七十万派遣军被牵制在中国。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以战养战"、将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由于敌后军民的英勇抗击而化为泡影。

　　再者，抗日游击战争极大地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阵地，并且通过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时期。据1945年9月的统计，经过八年抗战，人民军队的主力由4万多人发展到127万人，革命根据地由一个陕甘宁边区发展到19个解放区，这些解放区包括中国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区域，面积为1048000平方千米，人口达到12550万，占当时全国的四分之一。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成为后来新中国的雏形。欣欣向荣的敌后解放区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强烈对比。史迪威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

　　史迪威及其助手认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这些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深刻的。

　　历史表明，坚持敌后抗战和实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有力地贯彻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是争取胜利和创造光明中国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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