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3:35:23 所属分类：经济学 浏览量:
一、新型工业化特征与可能出现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一、新型工业化特征与可能出现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不仅表明工业化仍然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力量，而且体现了现代化的时代特征: 传统工业化是由农业经济为主转向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发展演进过程，而新型工业化是将传统工业化任务与信息化结合起来的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从当前到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将面临着现代化建设模式的重大转型，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新型工业化是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发展出发勾画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新部署。
( 一) 新型工业化特征
1． 开放性的工业化。我国的传统工业化是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的，是在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起步的，以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低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本国民经济背景，以快速发展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目标; “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对外开放程度低。新型工业化紧跟世界发展潮流，顺应全球经济技术发展趋势，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实现工业化的快速、高效推进。
2． 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我国为工业化已奋斗了近半个世纪，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我国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过程中。由于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日益匮乏，工业化生产所造成的生态恶化日益严重，工业化发展遇到了难以逾越的资源和环境瓶颈。然而，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国际环境，使我国这个迟到的工业化道路具有与传统工业化有所不同的新特征，即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在工业化中引入信息化，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及精髓。信息技术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速度最快、影响范围最广的高端技术，是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集中表现; 信息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倍增器”、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在工业化进程中引入信息化，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可使我们得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更高的质量完成工业化历史使命，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3． 整体设计的工业化。传统工业化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追求高速度，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造成了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调; 牺牲了市场的作用，牺牲了比较优势的作用，从而最终牺牲了效率，牺牲了社会总体福利的尽快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下提出的，不是哪一方面的单兵突进，而是全方位、立体化、协同性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入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协调发展的道路，是追求科技创新、农村城市化、高速增长、充分就业、劳动和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全面发展途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
4． 特色鲜明的工业化。我国工业化起步时，人口多，人均资源少; 底子薄，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 时间紧、任务重，工业化起步比西方国家迟了两百多年。改革开放 30 多年夯实了新型工业化发展基础，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仍然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和结构性的矛盾。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是在全面透视和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是反映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 二) 可能出现的问题
1． 新技术运用创造了风险。新型工业化道路本身就是创新之路，创新关键在新技术，创新、新技术与风险往往是相伴而生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技术运用中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激励机制问题。产业革命源于科技，成于金融。
高科技的前期研发与运用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伴随的是高风险和高的不可预期性，而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更有利于新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的重要平台，这已被风险投资和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证实。
正是因为金融系统和产业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如何发挥开发性金融的融资优势，为新技术的发明与运用拓展直接融资的渠道，获取所需的资金，让科技创新的活力迸发出来、能人和好项目“冲杀出来”，这是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作为创新主体的年轻人，如何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事业，同时不必过于担心失败( 如担心未来的生计) ，也是与创业融资相伴随的新型工业化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二是新技术运用带来的收益风险。新型工业化过程同时是一个新技术发明与运用的过程。发展经济必须致力于发展积极的科技生产力，同时减少新技术的负面影响。不可否认，一方面技术应用确实增加了生产力; 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使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①。或者说，传统的工人不太容易找到新的工作。因此，正确地理解技术以及技术如何引发风险是必须的。
2． 劳动力转移与收入不平等的风险。2013 年1 月，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自 2003 年以来十年的全国基尼系数，10 年来都高于国际警戒线; 而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2013 年报告》，2012 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 0． 501，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全国基尼系数应该更高。王小鲁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区间。因此，新型工业化过程中，需要采取措施调节那些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性的不公正和反复无常的经济波动。引发重要风险的技术进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控制论的巨大成功。这门由计算机实施的控制科学得到长足发展后，意味着许多人类劳动将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 另一个方面是由新技术带来的“胜者为王”效应将更加严重。有才能的人排挤比他们能力差的人，独占工资和福利，这种现象会由于通讯和数字复制技术的进步被极力渲染。因此，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极易出现人民的经济收入的严重不平等现象。 3． 高新技术与严重的社会保障问题。随着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大量隐性失业将进一步显性化;“未富先高”( 高物价) 、“未富先老”( 老龄化) ，尚未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遭遇重大挑战;我国贫困人口还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我国需要认真考虑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提供财政保障。这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解决的问题。
4． 和谐社会与资产波动的风险。随着新型工业化发展，中国一些城市的未来发展和房地产等资产的泡沫可能会破灭。世界历史上有许多房地产泡沫产生和破灭的例子，一些曾经美丽的城市因此进入经济衰退时期。因此，鼓励人们在投资房地产时增强风险意识，不能让过度动荡的住宅市场使人们失去信心。
二、基于金融秩序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金融学最核心的课题是对风险的管理。金融学把各种形式的人类精神失落和经济损失都看作风险，这些风险可以被附上其发生的概率，并形成一种安排，即通过利用多数人来分散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风险，减少个别人所承受的损失。从而鼓励创造者和发明者抛开风险顾虑来实现自己的梦想，鼓励人们为了更好的收益而去冒大的风险。
但是，金融理念的实际应用还很不充分，金融的视野被局限在了一条狭窄的道路上: 风险分散基本上是运用到非常有限的适合保险的风险上，比如像股票市场崩溃或是飓风一类的自然灾害; 或者用来管理传统投资项目的风险，比如分散化投资组合或对冲商品风险; 其利益通常最终被那些处境较好的社会成员获得。金融实际上已经忽略了对我们的日常财富、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每一种可以发展成为专业能力的潜质的保护( 希勒，2004) 。因此，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我们需要使金融能够大众化，将主要的金融资本扩张到整个社会，把金融的范畴从实物资本扩大到人力资本，并且涵盖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种种风险，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使金融在更根本和更深刻的层次上为我们服务。
一是金融的大众化过程意味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中无理由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即不能用努力或才智因素进行合理解释的不平等。金融因而可以用来解决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家和乌托邦主义者为之奋斗的问题。实际上，金融对于如何减少新型工业化过程中随机收入的不平等状况较之以往的绝大多数传统的理论更加严谨( 希勒，2004) 。
二是提供高度风险共担。今天人们所面临的大多数长期经济风险，实际上是由个人和家庭独自承担。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是为那些贫穷的人而设立的，但对他们的好处也非常有限。我们无法为数年后或几十年后的支付风险进行保险。我们的房屋将逐渐老化，我们无法对其中的经济风险进行对冲操作。正是由于无法控制这些风险，许多人现在还过着相对贫困的生活。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人们在决策时往往过度谨慎，有时会因为不敢承受失败的后果而放弃一些机会，不敢冒险去获得本来可以得到的成就。这正是实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要解决的。
三是现代数字科技的发展，使得金融解决问题的方案更富有现实可能性。新信息系统、支付方式、电子市场、网上个人理财和其他经济技术创新的巨大飞跃，使我们的经济体系发生了迅速的改变。新技术可以使管理风险的方式得以系统化，通过建立巨大的信息库，可以大大降低分散风险和控制损失的成本。因此，金融技术的应用可以为新型工业化经济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和解决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这就是形成金融新秩序。基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金融新秩序有若干种制度安排，下面是一些初步的构想②:
( 一) 金融制度安排应关注新型工业化中的事业创新
长期以来，新型工业化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勃兴，往往遭遇科技和投入两大“瓶颈”制约。通过现代金融体系来解决企业家在开始一项创新事业时，可能由于要冒很大风险而显得底气不足这类问题。例如，让企业家较容易找到一家愿意承担风险的风险投资公司，他们会支付企业家薪水，并且为企业家提供一些激励制度，比如在公司效益好的时候给予公司的上层员工部分股权。这样，阻碍创业者开拓事业的风险看起来就不存在了。
但事实上，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风险融资人到浩大的国际资本市场时，便在无数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全球投资者当中化解为微不足道的细小部分，因而实际上是风险的影响不存在了。如上所述，在这种富有鼓舞力的风险管理的做法下，企业家可以干得更好。当然，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公司能够谨慎地避免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是指，鼓励企业家放弃好的计划; 或是热切追求那些看起来很难成功的项目; 或是由于担心别人知道而将问题搁置; 或是死抱着明显败落的企业作无益的挣扎。因此，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要鼓励人们更多地从事建设性的行为而不是破坏性的行为。
( 二) 不平等保险以解决新型工业化中的收入分配恶化 前面论述过技术变化或其他因素可能会导致收入分配问题，这些原因往往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收入取决于他们对这个不断经受技术冲击的社会的贡献。而且，人们还会经历收人变动的冲击，而这种冲击与他们的努力、才能或责任并没有关系。这些冲击只会使梦想破灭，产生极大的心理、生理痛苦。因此，需要通过不平等保险来化解这些问题。不平等保险，是指政府通过立法设定一个收入不平等的标准，这个标准很可能与今天的不平等程度相当，然后立一个税收体系，以防止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恶化。其中心思想是，如果收入差异开始变得更加严重，累进税制将进行自动调整以减轻不平等。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工具，和其他风险管理工具一样，它只是保护我们所有人免受未来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它不会夺走任何人一分钱。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避免出现生活赤贫是很重要的，但是防止在高收入阶层出现收入不平等也十分重要。在一个自由经济社会里，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愿意很努力地工作以赚更多的钱，但是，有一些工作会给人带来不快，因此以较高的工资作为补偿。此外，追求更多收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及冒更大的风险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与上述因素都无关而产生的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平等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风险了。推行不平等保险的成本并不高，而且如果不平等不会加剧的话，就不会造成任何损失。但是如果不平等加剧的话，不平等保险带来的益处将是巨大的。
( 三) 生计保险以解决高新技术行业的创新人才培育
以生物科技领域为例。生物科技领域包含了一些确实引人注目的人类成就，但是生物科学家自身却成为收入很低的商品。生物科技领域似乎是一个“胜者为王”效应极强的领域，个人的事业可能会由于稍稍逊色的产出能力而受到极大的伤害，例如说，比其他人晚一周发现某个关键的科学规律。从而，高级生物科技人员往往要求他们的下属在实验室长时间地工作，为一个具有风险性的成果而牺牲了家庭和生活乐趣。也可能出现人员过剩或因生物科技股票下跌而导致了就业困难，或者是突如其来的科技突破改变了该领域的发展方向，从而使以前所受的教育和培训变得过时。专业科学家的职业可能会高度不稳定，这取决于对该专业的科研需求。由于这些风险，而选择不进入这样一个狭窄的领域，从整个社会角度看，这个风险并不大，而在未来，社会可能需要这种生物科技特定分支领域内的专家。因此，面对不同生物科技领域的生计保险是极为重要的。购买一份重组 DNA 技术的职业保险单，在许多年内保证自己不受该领域收入下降的影响，同时也部分地保护了免受个人经济的损失。在收入下降的年份内向他支付一定的补偿，而他为了得到这份保单可能需要承诺把他未来每年收入的一定百分比作为保费支付出去，或者承担每年支付某一指数化的金额，或是上述二者的结合。这样，生计保险就可以成为新的大众化金融秩序中一个重要的制度，使得那些今天只有公司经理人员在规划公司战略时所用的风险管理手段，同样可以成为个人在规划他们的生计时利用。
( 四) “收入相关贷款”以解决新型工业化中个人或企业的业务发展
根据个人及职业特点将收入指数细化的贷款，以鼓励个人或企业发展生产。贷方竞争的基础不是利率，而是对该笔贷款的回报占借方未来收入的比例。在企业和个人层面，都有收入相关贷款的先例。如 2000 年，法国的轮船制造商米其林( Michelin) 得到 10 亿美元的融资便利，如果其主要市场所在国的 GDP 增长没有达到某个目标，米其林公司就可以利用这 10 亿美元的融资。只有在其主要市场的 GDP 增长下降至特定水平时，米其林才可使用这笔贷款③。这笔贷款使米其林可以以较低的风险发展业务，因为 GDP 的增长是米其林自身收入增长的一个诱因。该贷款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当然合同可以基于批数订立，而不是只有根据个人的实际收入。③ 案例来源见希勒( 2004) ，P169。
三、金融秩序建设的基础
( 一) 将金融资源的配置置于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
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金融资源配置已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脱离比较优势原则配置金融资源不但制约金融系统的正常发展，而且削弱金融系统抵御风险的整体能力。如果将金融系统视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和，那么比较优势发挥依赖于金融制度安排。因此，必须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这不仅有利于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环境和金融机构运营环境，也有利于提高金融发展效率，提高金融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能力。资本市场实现资源配置功能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的: 高效企业能取得上市资格，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上市公司有效经营，则可继续取得融资资格; 通过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资源配置权转到更有能力的企业家手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基本形成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共存的金融市场体系，但我国金融体系发育不够健全，特别是仍然没有摆脱金融系统发展从属于产业政策思维的羁绊。一方面，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脱离比较优势的国有重化工业发展却获得了较多的金融资源，而对经济发展贡献越来越大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得不到金融支持，长期处于资金匮乏的困境之中; 另一方面，以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为导向的股票市场长期低迷，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尚不能发挥出来。
与此同时，我国吸引了大量外来直接投资，外资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我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依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逐渐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升级。寻求一个新的金融发展替代模式，放弃将金融系统作为工业化的政策工具来使用，将金融资源的配置置于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将国有金融机构实行公司化改造，摆脱政府的控制，降低金融行业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让更多的民营资本有效进入金融服务行业，真正形成多元化竞争性的金融体系，满足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要，以有效的金融监管来减少民营企业参股或控股金融机构的风险; 逐步培养出替代政府的控股股东，使政府逐渐退出金融领域。
( 二) 完善现有的产权制度
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完善的产权制度应包括相辅相成三个方面内容，即: 市场内在的竞争秩序，市场外在的社会环境秩序和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人的道德秩序。完善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是金融系统发展的基础，在一个经济社会，只有在完善的产权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才能竞相迸发; 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才能充分涌流; 个人和企业正常的储蓄和投资行为才能产生; 产权明晰反过来又能促使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通过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来促进信用制度的建设，金融市场的发展就会纳入正常轨道。
( 三) 建立完整的金融系统
从金融中介理论看，无论是以银行为基础的还是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并无先进和落后之分( 艾伦和盖尔，2002) ，但如果从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看，我们必须承认中国金融系统发展的落后性。完整的金融系统包括政府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市场层面的金融市场及其运行机制、以及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在三个层面上如果存在任何一方面的功能缺失，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必须从货币制度、银行体系、证券市场、公共财政制度等方面审视金融系统的发展; 全面综合考察金融系统的成分、层次、结构、功能和内外联系的立体网络。
( 四) 现代化的金融技术与信息网络系统
数字化、网络化、电子化等环境的构建，可以有效地释放金融体系活力，有效分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升级，金融推进工业化化进程的能力、质量和水平，其结果将有助于经济和人类生活的稳定和改善。因此，建立和发挥现代化的金融技术与信息网络系统，会有越来越好的信息技术帮助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和实施。
参考文献:
〔1〕 Beck，Thorsten.“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Is there a Link?”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7( 1) : 107－ 131． 〔2〕 Ｒobert J． Shiller( 2003) ，The New financial Order: Ｒisk in the21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见罗伯特 · J · 希勒: 金融新秩序: 郭艳，胡波译，管理 21 世纪的风险［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Sylla，Ｒichard，Shaping the US Financial System，1690 － 1913:the Dominant Ｒole of public Financial，in Ｒichard Sylla，Ｒichard Tillyand Gabriel Toetella( eds． ) ，The Stats，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49 － 270． 〔4〕 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 2002. 比较金融系统［M］( 中译本)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 田学斌 .“新型工业化条件下的区域竞争: 态势与政策”.“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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