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2:47:23 所属分类：农业经济 浏览量:
一、引 言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水平逐步提升以及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仅人均油脂类食物摄取量快速增加，而且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正在从低能量的谷物、蔬菜等碳水化合物向高能量的畜产品等蛋白质食物转变( Yu 等，2009; 钟甫宁，2012) 。根据
一、引 言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水平逐步提升以及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仅人均油脂类食物摄取量快速增加，而且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正在从低能量的谷物、蔬菜等碳水化合物向高能量的畜产品等蛋白质食物转变( Yu 等，2009; 钟甫宁，2012)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肉类消费和人口数据，1993—2010 年中国居民肉类总需求量由 2033 万吨增至 4361 万吨，增长了 1. 1 倍，而且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黄季焜，2004; 陈永福，2004; 王祖力，2011) 。
畜产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也导致中国饲料粮需求量不断扩张，呈“刚性”增长态势( 克鲁普顿，1994;辛贤，2003; Zhou，2008; 胡小平，2012) 。目前，饲料用粮已经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因( Tian，1999; 聂振邦，2011) 。伴随中国饲料粮需求的不断扩张，中国饲料粮供求缺口已经开始显现，玉米及其加工残渣玉米酒槽( DDGS) 呈净进口态势。中国已经从 2010 年起变为玉米的净进口国且 2012 年的净进口量达到515. 2 万吨; 截至2013 年10 月底，2013 年玉米的净进口量回落至 164. 6 万吨①，但作为饲料粮替代品的 DDGS 进口量达到294. 7 万吨②，已经超过2012 年全年的净进口量。
在饲料粮供求缺口已经出现的背景下，如何获得更为准确的饲料粮需求量数据正受到广泛关注。
一方面虽然在国家粮食局发布的《中国粮食发展报告》中的“粮食供求形势”部分中，有稻谷、小麦、玉米和杂粮等粮食饲料需求量的估算数据，但不包括粮食的加工附属产品( 如麦麸、粕类等) ; 另一方面，从学术界对饲料粮需求量的估计情况来看，不同研究间差距较大( Zhou，2003) ，主要归因于饲料粮需求的估计方法和饲料转化率( 单位畜产品生产需要的饲料粮数量) 等参数选择的差别。可见，在饲料粮需求量不断增加背景下，如何采用恰当方法准确评估当前中国饲料粮需求状况，对制定有效的中国食物安全战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饲料粮的概念界定和饲料粮需求量的测算方法
饲料粮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饲料粮只包括直接用作饲料的粮食，其中粮食又可以包括主粮和杂粮; 广义的饲料粮在部分研究中又被称为精饲料( 杨万江，1999) ，既包括粮食又包括粮食的加工附属产品( 如麦麸、粕类等) 。狭义的饲料粮是粮食四大消费需求( 口粮需求、工业需求、饲料需求和其他需求) 的一部分，该定义一般用于粮食需求结构的分析，《中国粮食发展报告》中的部分研究就采用该定义。但是，随着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麦麸、粕类、酒糟等粮食加工副产品也成为饲料的新来源( 蓝海涛，2008) 。这些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与传统的粮食饲料形成替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国的粮食安全。同时，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将广义饲料粮中的各构成部分进行分离，根据不同的研究需求选取不同范围的数据。因此，基于全面考量饲料粮对粮食安全影响的角度，本文选择包括粮食、粕类和麦麸在内的广义饲料粮作为研究对象。
目前，中国饲料粮需求量的测算方法主要有基于畜产品产量的需求法和基于粮食总产量的供给法( 或平衡表法) 两种测算方法( Garnaut，1993; 田维明，2007) 。前一种方法根据畜产品产量和饲料转化率计算得到饲料粮需求量( 程国强，1997) ; 后一种方法根据粮食平衡表，从粮食总供给中减去口粮、工业和其他需求量后，将剩余部分作为饲料粮的供给量，并认为饲料粮需求量等于供给量。
饲料粮测算的两种方法的优劣无法进行简单评判( 田维明，2007) ，下面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对比分析。首先，从饲料粮的概念来说，供给法得到的是狭义的饲料粮供给量，并非需求量，而需求法可以直接得到广义或狭义的饲料粮需求量。其次，应用角度方面，供给法主要应用于粮食四大需求结构的对比分析( 杨万江，1999) ，需求法主要应用于饲料粮问题的专题讨论或为粮食模型提供参数以进行预测。第三，在方法的难易程度方面，供给法涉及的基础数据和计算过程要少于需求法，在实践中更容易操作。第四，两种方法均存在一些影响测算结果准确性的问题: 供给法用到的工业用粮、其他用粮的比例以及粮食的库存数据难以获得，而且由于农户很难区分口粮和饲料粮，从而导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口粮消费数据很可能包含一部分饲料用粮( Garnaut，1993; 杨万江，1999) ; 需求法使用的畜产品产量数据和饲料转化率可能引起误差。部分学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畜产品产量可能存在失真的情况，尽管国家统计局分别利用 1996 年和 2006 年两次农业普查结果对当年的畜产品产量统计数据进行了调整( 1996 年肉类产量平均调减 22. 31%，2006 年肉类产量平均调减 11. 95%) ，但许多学者仍然认为调整后的畜产品产量也含有较多的虚高成分( 钟甫宁，1997; 卢峰，1998; Fuller，2000; 蒋乃华，2002; Wang，2004; 陈永福，2004) ; 饲料转化率受饲养类型、饲养技术等因素影响导致其数值存在很大分歧和争议( 朱希刚，2000) 。此外，通过需求法计算得到的饲料粮需求量不包括役畜消耗的部分，但这一部分在数量上不是很多，不会造成太大误差( Garnaut，1993) 。
鉴于估计过程中存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饲料粮的不同定义、不同的数据来源和参数选择，导致现有的中国饲料粮需求量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见表 1) 。现有结果中，2000 年中国饲料粮需求量的范围约在 12600 ～ 20406 万吨，2005 年的范围是 13686 ～ 23469 万吨，2010 年的区间为 14523 ～28052 万吨。各年份估计结果的平均值分别为 14847 万吨、17257 万吨和 20067 万吨，中位值分别为13922 万吨、15648 万吨和 18960 万吨，中位值都小于平均值，呈现左偏分布。
首先，美国农业部( USDA)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FPＲI) 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等国际机构( Qu，1999) 以及黄季焜( 2004) 、陈永福( 2004) 等的研究使用了需求法; 杨万江( 1999) 、朱希刚( 2000) 、蓝海涛( 2008) 和骆建忠( 2008) 采用了供给法。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对应了不同的饲料粮定义，采用供给法的研究都采用狭义的饲料粮定义，采用需求法的研究根据其研究目的选取了不同的定义，黄季焜( 2004) 、罗良国( 2005) 研究中的饲料粮范围只包括粮食; 陈永福( 2004) 的研究中包括粮食以及豆粕; Aubert( 2008) 的饲料粮定义为粮食、豆饼和粮食加工副产品( Milling Sub-products) 。因为USDA、IFPＲI 和 FAO 没有列出直接饲料粮需求量数据，需要进行计算。本文在整理国际机构饲料粮需求量时做了如下处理: USDA 计算玉米、小麦和大麦的饲料和其他用量( Feed and Ｒesidual) 以及大豆、豆饼、菜籽饼和花生饼的饲料和浪费国内消费量( Feed Waste Dom. Cons. ) ; IFPＲI 计算玉米、小麦和菜籽饼的饲料用量( Use，For Feed) 以及豆饼和花生饼的国内消费量( Use，Domestic Consumption) ;FAO 计算粮食、豆饼、花生饼和菜籽饼的饲料用量。
其次，基础数据来源的不同也会导致饲料粮测算结果的差异。国际机构的数据来自其自身所建立的数据库; 除黄季焜( 2004) 使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数据库的数据外，其他研究大都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产和消费数据。
第三，测算参数和预测参数的选择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供给法需要设定工业需求和其他需求( 种子、损耗以及库存等) 在粮食总需求中的比重，杨万江( 1999) 还设定了人畜共粮系数( 统计过程中无法区分食用粮食和饲料用粮的比重) ; 需求法需要设定饲料转化率、畜产品产量调整系数等参数。人口、城镇化率、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等预测方案的选择直接影响到饲料粮需求量的预测结果。
考虑到工业用粮和粮食库存数据难以获得，以及本文需要测算包含粮食加工附属品在内的饲料粮需求量，故选择需求法对中国饲料粮需求量进行测算。需求法的基本测算方法为饲料粮需求量 =畜产品产量 × 饲料转化率，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实际操作过程具体可以分为三步:
首先，因为中国的畜产品产量存在虚高成分( 钟甫宁，1997; 卢峰，1998) ，因此需要根据“畜产品的产量 =畜产品的需求量 +损耗量 +净进口量”的供求平衡假定调整出相对真实的畜产品产量。畜产品的需求量可以通过人均畜产品需求量乘以总人口得到; 同时，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畜产品需求量中不包括外出就餐的部分，从而导致实际的人均畜产品需求量高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卢峰，1998) ，这就需要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的基础上乘以人均在外消费系数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人均畜产品需求量。
畜产品的损耗量可以通过畜产品需求量乘以损耗率得到，净进口量可以根据海关数据直接获取。第二，基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部分畜产品的“每 50 公斤主产品耗粮数量”估算饲料转化率。
第三，根据“饲料粮需求量 =调整后的畜产品产量 ×饲料转化率”求出饲料粮需求量。【表1 略】 三、饲料粮需求量测算参数的选择与说明
根据上述饲料粮需求量的测算方法，首先对畜产品在外消费率、畜产品的损耗率和饲料转化率等三个参数进行测算。
( 一) 畜产品在外消费率
一般而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在外消费畜产品的比重也会逐渐变大( Fuller，2000) 。另外，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城镇居民的人均在外消费也会大于农村居民( 田维明，2007) 。尽管不同时间、不同区域的畜产品人均在外消费率不具备严格的可比性，但是为了衡量本文所采用的在外消费率的可靠性，本文将畜产品人均在外消费率的既有研究结果进行了整理和比较( 表 2) 。本文参考陈永福( 2004) 直接估计畜产品平均在外消费率的方法，并在既有研究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间选择较为适中的取值。2000、2005 和 2010 年农村居民畜产品在外消费率分别设定为 1. 08、1. 09 和 1. 11，城镇居民畜产品在外消费率分别设定为 1. 15、1. 19 和 1. 23。
( 二) 畜产品损耗率 畜产品消费过程中的损耗包括畜产品供给者提供的毛重与居民购买的畜产品胴重之间的差值( 如丢弃的骨头、部分内脏等) 以及销售过程中的无意损耗。畜产品的损耗率一般为研究者的经验值( 表 3) 。本文在陈永福( 2004) 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采用的损耗率较为接近现有研究中的最大值。【表2-3】 ( 三) 饲料转化率
饲料转化率的大小受饲养方式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尽管农户家庭散养的饲料转化率和大规模集约化饲养的转化率的大小目前存在争议( 田维明，2007) ，但一般认为，规模化饲养的程度与饲料转化率大小成正比。中国畜产品的饲养规模正在逐年扩大( Ｒae，2008) ，因此饲料转化效率也相应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随着饲养技术的进步，饲料的使用效率也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饲料转化率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本文基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部分畜产品的“每 50 公斤主产品耗粮数量”对饲料转化率进行估算。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采用的饲料转化率除禽蛋使用较低的数值之外，其他品种的饲料转化率均在现有研究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 见表 4) 。【表4】 四、饲料粮需求量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需求法，根据调整后的畜产品产量和饲料转化率，测算得出中国的广义饲料粮需求量，具体结果整理见表 5。可以看出，2010 年中国饲料粮的需求量已经达到 2 亿吨，比 2005 年的 1. 68 亿吨增加约 3200 万吨，增长 19%; 比 2000 年的 1. 2 亿吨增加约 7900 万吨，增长 65%。2000—2010 年中国饲料粮需求量的年增长率约为 5. 14%。按照 2010 年中国粮食总需求约为 5. 5 亿吨( 聂振邦，2011) 计算，饲料用粮占粮食总需求的比重约为 23. 2% ，略低于官方统计数值*。
与表 1 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本文的测算结果基本位于现有研究结果的范围之内，且比较接近现有研究结果的平均值，说明具有较强的可信性( 见表 5 和图 1) 。其中，2000 年的结果略低于取值区间的最小值; 2005 年的结果处于现有研究结果的中间值和均值之间，2010 年基本与现有研究结果的均值相等。但是，由于不同研究的饲料粮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不同，因此上述比较结果仅供参考。【表5 图1】 从中国饲料粮需求量的构成来看，根据陈永福( 2004) 中饲料粮的组成比例可以得出，2010 年中国的 2 亿吨饲料粮需求量中玉米为 1. 17 亿吨，除玉米外其他谷物占 3370 万吨，粮食合计约为 1. 5 亿吨; 此外，饼粕占 3807 万吨，麦麸占 1123 万吨。由于粮食尤其是玉米是构成中国饲料粮需求的最主要的部分，因此要想确保未来中国的饲料粮安全，就必须要保证玉米的充足供应。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建立在畜产品在外消费率、畜产品销售过程中的损耗率以及饲料转化率三个参数的基础上，受条件所限，很难得到公认的最为准确的参数值，本文总结并估计的参数值可以用于进一步的讨论。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回顾了饲料粮需求量的测算方法，估计了居民的畜产品在外消费率、畜产品损耗率和饲料粮转化率，并根据需求法测算了 2000、2005 和 2010 年中国饲料粮需求量，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2000、2005 和 2010 年中国饲料粮需求量分别约为 12121. 67 万吨、16830. 22 万吨和 20002. 38 万吨，2010 年比 2000 年增长 65. 01%，年均增长 5. 14%; 第二，本文的测算结果基本位于现有研究结果的范围之内，且比较接近现有研究结果的平均值，可信性较强; 第三，2010 年饲料粮由 1. 17 亿吨玉米、3370 万吨其他谷物，3807 万吨饼粕和 1123 万吨麦麸构成，其中粮食合计约为 1. 5 亿吨。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饲料粮需求量将大幅增加，而且随着耕地面积的继续减少，饲料粮增产压力将日趋加大。中国的粮食安全，尤其是饲料粮安全，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为了保障饲料粮安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鉴于饲料粮安全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重要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应该加强对饲料粮需求的统一监测。通过监测数据建设饲料粮需求数据库，为国家的政策制定、宏观调控以及学术研究提供科学、准确的基础数据来源。
其次，在保证口粮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饲料粮的供给能力。一方面需要对口粮与饲料粮的种植进行科学规划，充分利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布局，合理利用资源。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饲料粮单产水平，依靠市场改革提高农民种粮收益，综合提高饲料粮生产能力。
第三，从日韩经验来看，面对饲料粮供求缺口，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满足国内的刚性需求，从而使有限的国内资源用于保障口粮的自给。考虑到直接进口畜产品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可能出现众多问题( 黄季焜，2012) ，因此需要适当进口饲料粮保证国内畜产品产业持续发展，保护农民利益和国家战略安全。同时可以放开一部分无关粮食安全的小宗油料作物，还可以通过进口粮食加工附属品( 如DDGS 等) 对饲料粮进行适当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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