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综合优势原则的产业转移和承接新战略

时间：2015-12-20 13:44:23 所属分类：信息产业经济 浏览量:

[摘要]对于产业转移与承接的起因、形式和发展，传统理论所给出的经典阐释存在着诸多缺陷。文章在陆善勇等人提出的“综合优势原则论”的基础上。对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梳理，并提出我国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战略选择：从产业技术层次上来说，坚持长期

[摘要]对于产业转移与承接的起因、形式和发展，传统理论所给出的经典阐释存在着诸多缺陷。文章在陆善勇等人提出的“综合优势原则论”的基础上。对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梳理，并提出我国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战略选择：从产业技术层次上来说，坚持长期以中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从空间布局来说，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局部跨越式发展；从产业链角度统筹规划，积极实行多元化区域发展战略。
　　[关键词]产业转移；产业承接；综合优势；战略选择
　　
　　近年来，关于产业转移与承接的理论纷纷涌现，试图为各国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和贫困化增长困境提供政策性的指引，而中国各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也正在激烈的争辩中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如何深入探讨产业转移与承接的基本原则，并在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上探讨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战略选择问题，对于我国适时把握历史机遇，顺利完成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产业转移与承接的传统理论及其缺陷
　　
　　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地区或国家转移到另一地区或国家的一种经济过程(陈建军2002)。在此过程中，转移和承接是同步进行的。
　　有关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国外起步较早，比较有影响力的有美国学者阿瑟·刘易斯的“成本上升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日本学者赤松的“雁行发展模式”、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刘易斯和弗农的产业转移理论是从发达国家高度产业化的过程这一视角进行的阐述。而日本的赤松和小岛清则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阐述产业转移。国内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卢根鑫(1997)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问题。陈建军(2002)、戴宏伟(2002)等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国内产业转移问题。
　　虽然上述经济学家关于产业转移与承接的经典论述侧重角度和出发点各有不同，但都是在成本禀赋梯度这一基础之上解释了产业转移与承接的起因、形式和发展，并共同构成了产业转移和承接的传统理论框架。
　　产业转移和承接的传统理论认为，产业转移的基础是各国或地区之间存在的产业梯度。由于这种产业梯度的存在以及各国或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产业在国家间或地区间是梯度转移的，一国或地区相对落后或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转移到其他与该国(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国家和地区，成为其他国家(地区)相对先进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提高承接方的产业结构层次与水平。这种产业转移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是产业转移方和承接方“双赢”的良性转移(戴宏伟2003)。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在外表上，产业转移常常以相关国家或地区间的投资、贸易以及技术转移活动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企业。
　　然而，这些理论也都具有以下共同缺陷：
　　1．没有考虑到交易效率因素。事实上，产业能否顺利实现转移和承接，与承接地的总体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所造成的总体交易效率密切相关。交易效率的低下往往会导致产业转移流产或者早夭，进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2．无法解释“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该现象表明，产业转移并不一定遵循从处于产业高梯次的国家或地区向低梯次国家转移的规律，落后国家或地区通过发挥部分资源的优势，也能够承接高层次的产业环节。
　　3．没有考虑到产业的“内生转移与承接”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通过利用自有的资源，亦即所谓的“内生力量”，抓住契机自主地建设和发展某一产业，并不一定通过从其他地区引进或转移相关产业来实现。
　　4．没有考虑到产业链的作用和整体配合。某一产业的转移，并不是孤立环节的转移，而需要整个产业链或者产业集群的整体配合。承接产业的国家或地方如果未能承接整个产业链条，从而在产业链条的分工地位上处于不利，则产业的转移反而会使承接的国家或地区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二、产业转移与承接新理论：综合优势原则论
　　
　　由于产业转移与承接传统理论上述的种种缺陷，本文在陆善勇等人所提出的综合优势战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新理论——综合优势原则论。
　　综合优势原则论的核心思想如下：每个国家或地区在选择产业转移和承接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外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比较优势所共同组成的综合比较优势，而避免选择有综合比较劣势的产业。当这些比较优势之间有冲突时，选择何种产业应该由该国从事该产业的外生比较劣势是否超过其内生比较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比较优势而定。只要具有综合比较优势，一国选择具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业也可以获益。总之，产业转移和承接都应当一切以综合比较优势原则为准绳。
　　事实上，“要素密集度逆转”的存在就是综合优势原则论的现实证据。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具有自主的可流动性，那么综合优势往往体现在产业转移之中。也就是说，所谓的产业转移，实际上就是某种“内生(动态)比较优势”要素——如资本技术要素主动去寻找最优的匹配要素——某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要素的过程。而当“内生(动态)比较优势”要素(如资本技术要素)往某个拥有丰富资源禀赋的区域不断聚集时，“要素密度逆转”现象就更容易发生。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已经“逆转”成为全球性的研发中心和高科技产业基地。
当“要素密集度逆转”已经出现时，仍然坚持按所谓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而且导致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产品失去竞争能力。相反，一味地实施“竞争优势战略”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当自身条件太低，即资源比较劣势大大超过高技术和高层次产业所带来优势时，实施“竞争优势战略”不仅成本过高，而且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企业活力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合优势原则论的政策指导意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某种恰当的后天努力实现产业的转移和承接，进而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后天努力包括两方面：一是改进交易效率(制度创新)，二是提高竞争优势。也就是说，一国“综合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形成，需要有某种形式的产业扶持政策和相应的市场机制，亦即有赖于政府积极而理智的行动。这实际上已经为“管理贸易论”(李群，2004)所充分论证。
　　
　　三、新形势下我国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战略选择
　　
　　在经历了连续四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世界经济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调整迹象，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滞胀”现象，给世界经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与此同时，《了望东方周刊》近来有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拉美有许多相似之处：两极分化、腐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农村发展缓慢以及地区差别扩大，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自然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日益枯竭，而日愈严重的发展差距演化为日愈严重的社会冲突等等。
　　面对外焦内困的现境，如何适当把握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在混乱的局势中成功完成我国内部产业的转移和承接，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综合优势原则”，在产业转移与承接方面采取以下几个战略步骤：
　　1．从产业技术层次上来说，坚持长期以中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中技术产业一般是指技术水平和R&D支出比重处于中等，但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显著、进入壁垒很高的产业，如汽车、化工、电气、电子设备和精密机械等产业。这些产业实际上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产业。对于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如果将高技术产业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那么就很容易陷入“赶超困境”；而若是继续以低技术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产业，那么必然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必须以中技术产业作为自身产业转移和承接的主导产业。
　　2．从空间布局来说，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局部跨越式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自身所具有的综合优势相当有限，不可能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但是若集中优势资源于少数领域，还是可以实现在局部实现产业转移和承接的跨越式发展。例如，持续多年的高校“扩招”，为我国造就了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大中专毕业生群体和科研队伍，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已经成为高教育水平人群的集聚地。而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高素质人群的人力资源成本目前尚处于较低水平，“要素逆转”现象再次发生，跨国公司纷纷在这些城市建立研发部门甚至研发中心，推动上述城市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研发型”城市，从而在产业转移和承接当中占据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按照以上思路，如我国继续集中优势资源于少数领域或区域，必然可以实现这些领域或地区的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3．从产业链角度统筹规划。积极实行多元化区域发展战略。以综合优势原则指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意味着我国可根据自身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区域间发展层次多样化的综合优势，在大力发展中技术产业的同时，适度发展一些低技术产业。目前，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中国大致形成了东、中、西三个发展程度依次降低的区域，我们完全可以分别发展中、高、低技术产业，构建起在国内即可闭环完成的产业链条，从而牢牢控制住在国际资源配置和生产消费中的主动权和议价权，实现国内产业转移和承接的良性拓展和循环。这对于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所有的危机当中往往蕴涵着时不我待的重大机遇。总之，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挑战，中国如能积极践行基于综合优势原则论所提出的战略构想，同时致力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交易效率，抓住新一轮世界产业正在向中国转移这个“千年大机遇”，才有可能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新型的“制造业大国”或“世界制造业中心”，从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和谐发展的伟大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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