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3:54:55 所属分类:信息产业经济 浏览量:
[摘要]农业市场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也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点和重点。社会分工是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我国农村分工发展非常缓慢,这是我国农业市场化滞后的症结所在。分工演进和市场发展互相促进,是社会经济发展
[摘要]农业市场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也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点和重点。社会分工是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我国农村分工发展非常缓慢,这是我国农业市场化滞后的症结所在。分工演进和市场发展互相促进,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发展的前提是交易费用的节约或交易(协调)效率的提高。制度的功能就是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因此,通过变迁制度提高交易效率是加速农业市场化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农业市场化产权分工交易费用
农业市场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也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点和重点。弄清农业市场化演进的机理,结合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本国情,为加速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加速农业和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指出正确的路径,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农业市场化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市场发展和劳动分工是同一个过程。但是人们在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忽视了这一个根本性的经济概念。本文将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研究方法,分析分工与市场规模累积演化机理从而描述农业市场化的基本动因及其逻辑过程,为我国农业分工和市场机制构建提出思路。
一、农业市场化的含义和发展前提
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机制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过两种类型的市场化:一种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主要体现在整个经济中的自给性生产部分不断减少,通过交换实现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部分不断扩大。另一种是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化,主要表现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计划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弱,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越来越强。[1]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前,我国的工业是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农村则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因此,工业的市场化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市场化,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而农业市场化则基本归入前一类型的市场化。因此,农业市场化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在农业经济中主要表现为自己自足份额的减少、市场体制的产生和成熟的过程。
农业的市场化直接的体现是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一方面依赖于市场需求的拉动,另一方面则是农业扩大市场供应的能力。此外,农业市场化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即农业生产方式从自给自足转向专业化生产。
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产权主体,这时商品经济产生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按照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际,我国农业市场化过程开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带有产权改革性质的制度变化,一方面使农产品产量在短时间内激增,另一方面是农民有了基本的生产自主权和部分的流动自由,可以自己决策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的问题。后者与农产品的流通体制改革共同构成了农产品市场范围扩大的可能。然而,最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改革都没有赋予农民对自身以及对农业、农村各项资源的完全产权,其集中体现是城乡二元体制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领域,使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农业市场化进程受到极大的制约。农民不能取得完全的产权,这是农业市场化进程中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农业市场化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社会分工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农业生产内部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和农产品优势产区的分工,而且指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分工。这种广义的农村专业化分工是农产品生产成为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其发展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高农业的市场供应能力,而且有利于农村市场规模的扩张。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的农户经济还是半自给半商品经济的复[3]合体,在生产决策上,首先考虑家庭成员需要。这是我国农业市场化在改革开放以后落后于其他产业的症结所在。因此,我国的农业市场化是一个如何使农业和农村分工发展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市场与专业化分工的理论逻辑
(一)分工和市场规模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且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为,“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2]阿林·杨格动态地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指出,不但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且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演进;需求和供给是分工扩大市场规模的两个侧面。他论证道,市场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力决定,但生产力有依赖于分工的水平。这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和市场大小不断增加,“变化是累积的,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另一方面意味着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与分工相互依赖。
(二)分工和市场的动态演进与制度安排。
杨小凯等人对古典分工理论进行了拓展和深化[3],发现人们在取得分工经济(分工所带的收益)的同时,协调分工的费用(即交易费用)也增加了。分工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归根结底是由交易费用的大小决定的。
交易费用分为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中人们争夺分工利益,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应得的利益,这种由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腐败、欺骗和不可信的承诺)引起的事先无法度量的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人们能够在作决策之前看到大小的(如税收、运输费用等)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不管是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意义更大。内生交易费用可以通过制度的创设、习惯的形成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减少。
一般来说,市场交换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的收益,同时通过价格机制诱导分工结构的演变。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生产者可能对价格信号不能或不会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得价格失灵。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认为,正是与交易费用有关的价格失灵导致了各种旨在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和制度安排的出现。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节约交易费用。人们为获取分工利益,在深化专业化分工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制度创新通过有效降低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而具有节约内生交易费用的功能。
从以上论述来看,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扩大是经济循环累积上升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经济发展过程。但是,交易费用构成了这个理想过程的摩擦力。人们进行相应的制度创设以降低交易费用,获取分工经济。因此,市场范围的扩张就是制度变迁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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