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农业市场化与农民增收

时间：2015-12-20 13:59:54 所属分类：信息产业经济 浏览量:

内容提要：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扩大农民就业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本文重点探讨了推进农业市场化、社会分工与农民增收的内在关系，并分析了社会分工、农业市场化与农民增收的体制性障碍，通过分析指出，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损害了农业本身的分工和市场化进程、

内容提要：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扩大农民就业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本文重点探讨了推进农业市场化、社会分工与农民增收的内在关系，并分析了社会分工、农业市场化与农民增收的体制性障碍，通过分析指出，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损害了农业本身的分工和市场化进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在于它阻碍了整个社会分工的演进，影响了整个经济效率，最终影响了社会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和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进而提出：为提高全社会分工水平、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进行制度变迁的基本主张。

关键词：农民增收分工市场交易费用制度变迁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的非农就业。农民现在缺的不是粮食，而是钱。农民的现金收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将农产品经过市场交换成手中的钱；二是农业人口通过在非农领域就业取得工资或经营收入。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市场并帮助和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他们驾驭市场的能力；加快城乡就业体制的一体化，大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就业率。加快农业市场化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根本途径在于促进农民分工分业，既要促进农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又要为农民参与整个社会分工创造条件。
一、市场化与社会分工的内在关系
（一）分工扩大了市场。分工的发展扩大了市场规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一方面，发展社会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市场商品的供给总量。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生产在增加市场供给总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市场需求总量。首先，分工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提高，从而购买力得到提高，市场需求规模扩大。其次，社会分工使得人们的生产活动与其自身需求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即人们不得不从交易中获得更多样化、更大量的商品才能满足自身需求，从而市场规模得以扩大。“社会分工使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第三，杨格认为真正的市场扩张还必须用“迂回生产法”、“分工链”的加长来解释。“迂回生产”是一种间接地获取物品的生产方法，在获得物品之前，先获得制造物品的能力。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普遍的迂回性，而社会分工作为生产整体的一个环节必然是迂回生产法，是从生产链上不同节点上分化出来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表明在分工链上增加了节点，会使有经济性的规模得到级数倍增。假设把市场看作分工链的函数并假定市场的初始规模能保证专业化分工有最低的经济性，那么边际分工（分工深化）就会带来边际市场的几何级数扩张。
（二）分工需要市场。分工依赖于市场。分工与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交易的分工是不存在的。斯密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的同时认为“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交易的范围越广，交易对象就会相应增加，就可更好地支撑人们专务一业，分工程度就会越高。
市场需求容量制约社会分工程度。杨格认为只有当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生产这种产品的中间环节（操作）才可能被分离出来。市场不断扩大的前景，促使产业更精细的分工，产业链加长。
分工使得生产者对市场的依赖性更强，并因此加大了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如果专业化程度加深，人们的生产活动与其自身需求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即人们不得不从交易中获得更多样化、更大量的商品才能满足自身需求，同时又必须依靠交易来让渡自己与其他人协作劳动的产品，因此交易依赖度越来越多。“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马克思，资本论）。商品的交易将是“惊险的一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资本论）
（三）分工演化和市场扩大的核心：交易费用
分工与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交易的分工是不存在的。分工深化在取得分工经济的同时，增加了分工协调的费用——交易费用。分工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归根结底是由交易费用——更准确地说——交易效率高低决定的。
所谓“交易费用”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进行交易、讨价还价、谈判签约、解决纠纷……等等）的费用。交易费用分为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中人们争夺分工利益，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应得的利益，这种由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腐败、欺骗和不可信的承诺）引起的事先无法度量的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人们能够在作决策之前看到大小的（如税收、运输费用等）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不管是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意义更大。内生交易费用可以通过制度的创设、习惯的形成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减少。
（四）交易费用和制度安排。一般来说，市场交换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的收益，同时通过价格机制诱导分工结构的演变。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生产者可能对价格信号不能或不会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得价格失灵。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认为，正是与交易费用有关的价格失灵导致了各种旨在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和制度安排的出现。交易费用的高低，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康芒斯把交易活动分为三类：即市场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配额的交易。与其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中三种基本制度安排，即市场、企业(产业组织)和政府。
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节约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造成国家贫富差别的主要根源就是是否有一套好的制度有效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分工不断深化的同时，交易费用不断提高。人们为获取分工利益，在深化专业化分工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制度创新能够有效降低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而具有节约内生交易费用的功能。在减少交易费用的所有制度中，市场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企业（产业组织）将许多原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节约交易费用。政府的基本作用是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产权，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内生交易费用，使市场得以正常运行；同时政府为社会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交易降低外生交易费用。
二、农业特性、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化
由于分工的水平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可以促进分工的进一步限制，因此，市场和分工是相互促进、循环演进的。因此，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反映了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生产的专业化意味着生产活动种类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生产加工链条的延长，生产迂回度的增加，农民主要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活必需品不再由自己生产而是通过交换来满足，如此获得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收益。专业化的发展使农民生产和消费的逐渐分离，生产活动集中于更小的范围，不仅再生产的要素要通过市场获得，而且生活必须必需品也要通过市场获得，因此，农产品的商品率越来越高，市场与农户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需支付各种成本，除在农业生产中支付的各种物化成本和活劳动以外，在市场中为获得有效的市场信息，寻找交易对象并与之讨价还价等都需要支付费用，这些费用构成了农户进行交易的交易费用。
农业生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农产品对市场发育程度的依赖性很高，因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具有明显不容易储存的特点，一旦生产出来，就必须在短期内出售。二是农户的较强的自给倾向。农民由于抗风险能力弱而有很强的回避风险的倾向，专业化分工生产由于增加了交易费用和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在交易费用高的情况下，农民更有可能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三是农业生产活动在空间地域上分布较广，使得交易成本更高。因此，农业的分工发展和市场化进程更加取决于市场的交易效率。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及与此相关的交易效率就成为农户增加农业收入的关键因素。
市场的交易费用越大，农民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参与市场的预期获利水平就越低。当市场交易费用过高时，农户可能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规避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农民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成本很大，因而更倾向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是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因此，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农产品交易效率的制度创新是推动农业市场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途径。一种制度选择是将交易内部化，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体化，将与市场的直接交易转化为内部的交易行为，从而节省交易费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一体化组织提高生产的集中度，促进农业内部的分工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农业“分工链条”的加长，提高其产出效率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内生交易费用能否有效降低决定了农业产业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因此，合适的路径对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发展很重要。
三、社会分工演进、农业市场化与农民增收
社会分工的演进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均衡过程，即社会各生产部门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在一定时期的各个领域个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即经济分工结构，但是这个结构是动态的。社会分工的演进过程，从劳动力在各个产业的配置来看，表现为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市场的发育程度制约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受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制约。一方面，分工的收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分工的收益能否实现，取决于产品能否在市场上成功交易。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配置由要素市场来完成。分工结构的演变，同时也是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
因此促进农村人口的分工分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在于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另一方面在于大力发展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农村土地市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及金融市场。
当前制约农村分工、农民收入增加的核心问题还是我们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障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人口、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分割管理办法，在城市与农村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以及公共财政制度，城乡二元金融制度等；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既造成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又制约了土地使用权的市场转让和交易，导致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市场难以发育。这种长期不公平的制度，一方面阻碍了农民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将大量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严重地阻碍了农村要素市场的发展，农业其他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等要素不断减少，单位劳动力的农业资源占有量减少。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损害了农业本身的分工和市场化进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大弊端在于它阻碍了整个社会分工的演进，影响了整个经济效率，最终影响了社会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和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因此，要想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彻底清理各种不利于农民参与社会分工和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制度，创新农业经营和管理制度，降低农业的交易费用，培育农村市场。
四、通过制度变迁，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和推进农业市场化，增加农民收入。　　　
制度变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降低社会分工发展和农村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农村还必须从三种基本制度安排（市场、农业产业组织和政府）入手，进行相应的制度变迁：
（一）彻底清理各种不利于农业市场化进程和社会分工发展的政策、法律及法规，包括取消各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措施，变限制农民流动为鼓励农民流动，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单位劳动力的农业资源占有量;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创新农村流转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有利于整个社会分工的发展、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和市场化，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人均收入水平。　
（二）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培育农村市场，加强农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各种措施培育农村市场，鼓励和帮助农民进入市场，从税收、信贷、投入、科技、服务等各个方面对农民参与市场活动加以鼓励和扶持；采取改善运输条件,建立农业绿色运输通道；建立高效、可信度高的农业信息体系等措施提高农村市场交易效率。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为农村专业化分工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本。各种交通通信设施明显地改善了农产品流通条件，降低交易成本。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民就是因交通条件的阻碍，信息闭塞，一方面无法为特色产品开拓市场，当地农民无法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优势，加大农作物改良、特种农业技术的投入，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因为得不到就业的信息而滞留在家。改善边远地区的交通设施，有利于当地农民寻找更有利的比较优势，从事优势产业的专业化生产，吸引外部投资；同时有利于节省劳动力转移费用和降低转移风险。我们不能忽视在广大农村由于公共产品不足而限制了劳动分工水平的现实。
（三）建立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信息网络，通过这些制度建设为失业者和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形成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可以大大降低转移的风险，降低以防止风险的交易成本。
（四）完善农村市场法规和农业管理体制。为农业市场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对减少交易费用、提高分工水平至关重要。“政府对宪法规则可信的承诺，成为扼制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交易费用的条件。”必须尽快改革多部门分割、产供销脱节的农业管理体制，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管理体制和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政策；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如农产品市场公平交易法、农民合作组织法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条例等。
（五）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为提高农民参与市场和社会分工准备人力资源条件。抓好农民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积极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统筹安排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民的培训，不仅要包括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农业技术的培训，为农业培养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也还需要根据农民的意愿进行工业技术、服务技能方面的培训，以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这是提高社会分工水平的人力资源条件。
（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和产业化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个体参与市场的交易成本很高，交易效率低，不利于农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不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但是，如果农民实行合作化，组建合作组织，通过合作的途径实现外部规模扩大，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率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七）努力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生产的区域性生产。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和基础效应，使外生交易费用（如交通、通讯费用）乃至内生交易费用的降低，能有效提高交易效率。配弟认为，城市能够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促进分工。因此，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城镇化水平，这从长远来看既有利于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格局，也有利于企业开拓农村市场和自身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原载《社会经济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杨小凯，《发展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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