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兼论中国的比较优势

时间：2015-12-20 14:12:58 所属分类：信息产业经济 浏览量:

摘要：本文利用20个发达国家（地区）和40个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中间品贸易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截面样本和面板样本的计量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发包方的区位选择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低技术含量的外包

摘要：本文利用20个发达国家（地区）和40个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中间品贸易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截面样本和面板样本的计量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发包方的区位选择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低技术含量的外包业务更偏好选择低工资国家以节约劳动成本，而高技术含量的外包业务则更偏好选择高质量服务的国家以节约交易成本。中国在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部分指标上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今后要更多地依靠服务和制度条件的改善，以抵消劳动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决定因素；劳动成本；交易成本
一、引言
根据Olsen（2006）的定义，外包（outsourcing）是指生产业务和工作机会向外部供应商的重新分配（relocation），也就是企业将原本由自己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转交给外部供应商生产，当外部供应商与发包企业分处不同国家时就称之为国际外包。国际外包实际上是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一种形式，也经常被冠以生产分割（production fragmentation）、生产分担（production sharing）、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等称谓，它内生于市场竞争的要求，并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高速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市场的进入壁垒逐渐消除，竞争强度也越来越高。面对国内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发达国家的企业选择将劳动投入较高、技术要求较低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集中本国资源专注于核心环节的生产和研发，以此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Yeats（1998）对零部件贸易的统计结果表明，1995年全球工业制成品外包的规模超过8000亿美元，在机械与交通运输类商品（SITC7）中，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出口的零部件超过1000亿美元，约占国际外包业务量的20%。Molnar等人（2007）基于广义经济分类（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简记BEC）标准测算了OECD国家的国际外包规模，结果显示，1992－2004年间以中间品进口额度量的国际外包规模增长了将近20%，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外包业务比重从15%上升到25%，中国、东盟以及中东欧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外包承接方。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承接外包业务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可以通过生产合作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在学习和模仿过程中实现技术升级。Feenstra与Hanson（1995）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墨西哥的外包业务增加了当地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比例，由此促进了墨西哥的技术进步。少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可以在模仿基础上加以创新，通过承接外包建立后发优势，进而赶超发达国家。例如韩国和新加坡就是在承接日本企业的外包业务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再经过有效创新形成自身的技术优势，在电子、汽车、造船等行业已成为日本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与之相类似，一些中东欧国家则是通过承接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包业务，在很短的时期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成功经验的启示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吸引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例如设立出口加工区，削减与国际外包有关的各类税率等等。然而，企业实施跨国外包有其特定的考虑因素，如果不能对症下药，相关的政策效果只能事倍功半。Baldone等人（1999）基于纺织服装业中西欧发达国家对六个中东欧国家的外包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结论显示劳动成本差异、地理接近度以及文化相似度决定了中东欧国家承接的外包规模。Nord?s（2004）对52个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分析表明，国际外包对市场规模、贸易障碍、基础设施质量、以及地理因素高度敏感，以人均GDP衡量的劳动成本对国际外包的影响存在部门差异，服装业中的劳动成本与外包变量是负相关的联系，但汽车业中的劳动成本与外包变量却是正相关的联系。Zeddies（2007）考察了欧盟内部的双边零部件贸易，发现跨国外包除了受劳动成本影响之外，交通成本、配送时间、以及通讯服务等因素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劳动成本。由此可见，国际外包对象和地点的选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压低劳动成本或者削减关税成本，可能并不足以吸引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
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方式承接国际外包，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不仅引进了技术设备、培养了熟练工人，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建立了国内外生产者的稳定联系，为今后的持续合作奠定必要的基础条件。但是，经过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上升，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不允许再走“血汗工厂”的老路。与此同时，周边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国加入到竞争国际外包的行列中，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冲击。
在竞争压力下，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原有的吸引力？中国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在哪里？除了低工资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区位条件可以发掘并充分利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所处的竞争环境，也有利于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下搞好对外开放。
本文从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入手，系统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外包业务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与主要竞争国家的区位条件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揭示自身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为进一步承接国际外包提供政策参考。文章内容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二节是对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变量选取和数据资料进行说明；第三节是对计量结果的详细分析；第四节是对中国与主要竞争国家的区位条件作比较分析；第五节是总结研究结论和提出政策建议，并就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予以说明。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理论上，企业实施国际外包的主要动因是节约劳动成本，低工资的国家有可能承接到更多的外包业务。但外包业务也会涉及到一系列交易成本，例如运输成本、关税成本等等。而劳动成本低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为落后，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如果一个国家交易成本的额外支出超过了劳动成本的节约，那么外包将无利可图，只能将生产业务外包给其他交易成本更低的合作方。因此，我们认为，企业选择国际外包的合作对象是权衡劳动成本与交易成本的结果，劳动成本的高低并不是决定发展中国家承接外包的唯一因素，交易成本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条件下，劳动成本高的国家仍然能够承接较多的外包业务。同样，在交易成本过高的条件下，劳动成本低的国家反而不适合作为外包对象。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并深入考察哪些因素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规模。
本文的实证研究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配对样本数据，为体现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我们依据2006年贸易数据的排名，选择贸易额位居前20位的发达国家（地区），以及贸易额位居前40位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剔除了中东产油国以及部分国家数据缺失，我们又补充了一些贸易额较高的国家进入样本，这60个国家（地区）的贸易额占当年世界贸易总额的90%，样本国家（地区）详见附表1。
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我们以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中间品贸易额来度量外包规模Outsourcing①。按照BEC的统计口径和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关于中间品的划分标准，中-69-服务贸易《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8期间品包括半成品（BEC代码为121、22、322）和零部件（BEC代码为42、53）。
考虑到本文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外包规模的影响，因此，在实证检验中并不考虑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的影响。为保证统计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采用从业人员人均的年度工资性收入Wage来衡量各国的劳动成本，再以年均汇率转换成美元标价的工资。交易成本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其形成既与制度因素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因素有关，还与交通运输、网络通信、金融保险等服务因素有关。制度因素中纳入政府腐败指数Government、国家风险指数Risk、税收负担比率Tax、双边税收与投资协定累计数Treaty共计四个变量②，人文地理因素中纳入语言Lang、殖民地Colo-ny、空间距离Dist、内陆Landlock、国界接壤Contig共计五个变量，服务因素中纳入交通运输指数Transport、网络通信指数Commun、营商环境指数Business三个变量。
其中，Government是由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编制的反映政府腐败程度的指数，Government值越低表明该国政府体系越腐败；Risk是由国际经济观察组织（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编制的包含一系列反映长期和短期内政治经济风险程度的合成指标，具体的细分指数包括政策连续性、法律完备性、社会稳定性、通胀严重性、外债安全性等等，Risk值越高表明该国的国家风险程度越低；Business是由世界银行根据跨境贸易、合同执行、获得信贷等十项便利性指数，对181个国家营商环境所作的排名，Business值越高表明该国的排名次序越低，营商环境越差，此处用作反映综合服务质量的指标；Transport和Commun指数的计算参考了Francois和Manchin（2007）的做法，先在若干细分项目基础上作正态标准化转换以消除计量单位的影响，再利用主成份分析得出合成指标，附表2中列出了细分项目名称和主成份分析结果。

此外，我们还在计量模型中纳入
国内生产总值GDP控制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以及经济共同体变量Group控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这里仅指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三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国大陆因与香港签署CEPA协定，也视作经济共同体，所有变量的内容解释和数据来源详见表1。
我们首先以2006年的截面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如下：Outsourcingij=C+a1GDPj+a2Wagej+a3Governmentj+a4Riskj+a5Taxj+a6Treatyj+a7Langij+a8Colonyij+a9Distij+a10Landlockj+a11Contigij+a12Transportj+a13Communj+a1

4Businessj+a15Groupij+ε（Ⅰ）方程中的C和ε分别为截距项和误差项，a1-a15均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下标i为发达国家（地区），j为发展中国家，Outsourcingij表示发包方i对承包方j的外包业务量，方程中的变量Outsourcing、GDP、Wage、Dist均取自然对数。
为避免单一年份的偶然性，我们在1998-2006年的面板样本中对理论假说作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然而，由于Risk、Tax、Business这三个解释变量缺少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回归分析中予以剔除，回归方程如下：（Ⅰ）相同。
此外，考虑到国际外包的内容包含垂直一体化生产流程中的多个生产阶段，各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技术含量和价值链环节，对于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了发展中国家所能承接的外包业务层次。基于外包业务所属的技术层级，我们预期，低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对劳动成本更为敏感，而高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则对交易成本更为敏感，特别是对基础性的服务因素尤其重视。因为前者的劳动成本在成本结构中占有较高比重，相应地，外包决策赋予劳动成本的权重也应当更高。相比之下，后者的劳动成本虽然占比较低，但在规模经济、信息咨询、金融支持等方面却有更高的要求，服务质量的好坏决定了当地能否满足大规模生产所需的水电、仓储、物流等基本条件，以及能否在短期内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等等，因此在外包决策中赋予交易成本更高的权重。为此，我们还分别以半成品和零部件的双边贸易额作为因变量，检验不同技术层级外包业务的区位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半成品主要是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中间投入品，例如纺织、服装、家具等制造业，而零部件主要是作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中间投入品，例如汽车、机械、电子等制造业，因此，以半成品贸易额衡量相对低技术层级上的国际外包，以零部件贸易额衡量相对高技术层级上的国际外包。
三、计量结果
在截面样本中，我们以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中第1列所示。然而，考虑到截面数据实际上是包含发包方和承包方的二维混合样本，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出现偏差，为此，在方程（Ⅰ）中添加虚拟变量Developed以固定发包方因素的影响，着重研究承包方个体差异对外包规模的影响，表2的第2列给出了对应的回归结果。很明显，在固定发包方影响之后，回归结果得到较大改善，拟合优度从0.565上升到0.819，而且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程度也大幅提高，因此，我们根据固定效果的回归结果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另外，鉴于方程中解释变量较多，有可能因为共线性问题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在逐步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之后，最终的回归结果在第3列中给出。
比较2、3两列的结果可以看出，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影响方程的解释能力，但潜在的共线性问题却得到有效缓解，方差膨胀因子VIF值从2.15降至1.92。
第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与理论预期相符。其中，工资变量与外包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联系，这也证明了发达国家实施跨国外包的主要动因之一是节约劳动成本，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在竞争国际外包中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在交易成本中，反映制度因素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除税收负担变量在5%的临界水平上显著之外，其他制度变量均在1%的临界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高质量的制度环境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吸引国际外包，其影响力在很多时候甚至超过劳动成本。例如马来西亚的劳动成本约为泰国的3倍，但前者承接的外包规模却比后者还高出72%，而前者的经济总量尚不及后者的七成，且在其他区位条件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这种外包规模与劳动成本的悖论只能归因于制度环境的差异。与泰国相比，马来西亚在制度条件的所有指标上都具有较大优势，马来西亚与泰国的政府腐败指数分别为5.0和3.6，税收负担分别为35.2%和40.2%，国家风险指数分别为81.7和68.9，签订的双边税收与投资协定累计数分别为129和98。泰国的政府效率相对较低、政局经济局势不安定以及高税收等因素增加了发包方的交易成本，大大削弱了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从而降低了对于国际发包方的吸引力。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之所以能克服劳动成本高企的不利影响，以较小的经济总量承接较多的国际外包，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高效的制度环境。
同样，反映人文地理因素的解释变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变量Lang和Colony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也与预期相吻合，即相同的语言和殖民地基础上的历史联系，降低了相互交流沟通的交易成本，奠定了承接国际外包的人文优势。另外，由于国际商品贸易是以海上贸易为主要途径，沿海国家更有机会承接国际外包，而地处内陆的国家则要受先天地理位置的约束。值得关注的是，空间距离变量Dist和国界接壤变量Contig的高度显著性，说明发达国家企业在选择外包合作伙伴时，着眼点大多集中在邻国或者距离较近的周边国家，以此降低运输成本和确保分工合作效率，这就使得国际外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以亚洲为例，日本对中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外包业务占其对样本内发展中国家外包总量的88%，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特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83%、96%、89%、98%。与之相类似，西欧发达国家的外包对象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包对象则以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周边的美洲国家为主。
在服务因素中，交通运输变量Transport和营商环境变量Business的系数均高度显著，网络通信变量Commun的系数符号虽然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样本容量不足有关，也可能是变量Business中已经包含了网络通信服务的相关信息所致。与其他引致交易成本的区位条件有所不同，服务因素属于限制国际外包的瓶颈因素，运输能力不足和配套服务效率低下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甚至有可能使国际外包变得不可行，特别是在规模经济要求较高或者时间要求较高的生产外包中更是如此，因为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需要足够的运力来运送商品，也需要足够的仓库来储存货物，一些特殊商品还需要及时的航空运输以争取时间。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先天性人文地理因素的负面影响，而低质量的服务供给也可以使劳动成本和人文地理等优势成为可遇而不可得的空中楼阁。例如越南作为亚洲劳动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长期受制于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让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发展，交通运输指数和网络通信指数分别从1998年的-1.069和-2.436改善至2006年的-0.48和-2.071，服务瓶颈的缓解使劳动成本优势和地理优势逐渐显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香港、台湾等地外包业务，短短九年内承接的外包总量便增加了3.4倍。
再来考察不同技术层级外包业务的区位决定因素，在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之后，以半成品和零部件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2中的第5列和第7列所示。实证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预期的判断，第5列中变量Wage的系数为高度显著的负值，而第7列中变量Wage的系数虽为负值，但显著性水平则要低得多，而且系数绝对值也远小于第5列。说明低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更看重劳动成本的区位优势，相比之下，高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对劳动成本的敏感度则要低得多。比较与交易成本有关的解释变量可以看出，两者在人文地理和制度因素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性，但在服务因素方面，第7列中交通运输变量Transport的系数值比第5列高出55%，说明高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更看重交通运输的服务能力，这可能反映了前述理论预期中规模化生产对于物流条件的更高要求。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在面板样本中做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并在回归方程中纳入虚拟变量Year和Developed，以控制时变因素和发包方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前三列中拟合优度的比较显示，纳入固定效果之后的回归结果大大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观察表3中的第3、4、5三列，可以看出，面板样本的计量结果与截面样本基本一致，但由于样本容量的扩大，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程度得到大幅提升，绝大部分变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然而，第5列中变量Wage的系数绝对值仍然小于第4列，并且第5列中变量Transport与Commun的系数值比第4列高出将近50%，这就使我们更加确信国际外包的区位选择模式存在异质性，外包业务的技术层级决定了发包方在成本偏好方面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外包对象的选择，劳动成本占优的国家更容易承接技术层级相对较低的国际外包，而服务质量占优的国家更易于承接技术层级相对较高的国际外包。此外，在制度因素中，高效率的政府办事部门和自由化的贸易投资政策大大减少了交易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因而更受高技术层级国际发包方的青睐。
四、中国的比较优势与劣势
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我们对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区位条件进行比较分析，以便于找出中国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的优势与劣势，并为更好地承接国际外包提供合理的政策参考。鉴于人文地理因素的先天性特征，对于政策操作的意义不大，此处着重比较劳动成本、制度因素以及服务因素三个方面的区位条件，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在劳动成本方面，中国远低于欧洲和美洲的竞争对手，在低技术层级的国际外包竞争中占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但与亚洲的竞争对手相比，劳动成本的优势并不明显，与印尼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比印度和越南的劳动成本甚至高出44%和34%，而且随着《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正式实施，中国的劳动成本还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原有的优势将进一步削弱，甚至有可能逆转为中国的比较劣势。考虑到国际外包的区域化特征，竞争大多是在同一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中国相对于欧洲和美洲竞争对手的劳动成本优势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反而是相对于亚洲国家的劳动成本优势弱化更值得引起关注。近几年，台湾地区、香港特区等地的企业逐渐调整经营策略，将部分在广东等地的外包业务转移至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这一现象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继续凭借劳动要素禀赋来竞争国际外包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在制度因素中，中国的优势在于贸易投资的开放度较高以及国家风险较低。自1980年以来，中国以积极的姿态扩大对外开放，签订的双边税收投资协定累计已达148个，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中国还保持了高度稳定的政治环境，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很多管理制度和政策法规逐步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从而为中国赢得国际外包竞争中的制度优势。税收负担较重是制度因素中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包含关税在内的平均税负高达77.1%，仅略低于印度，远高于其他竞争对手，但在新税法颁布实施之后，中国的税收负担将会有所减轻。政府廉洁程度大致处于比较均势的状态，政府效率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尽管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与马来西亚这样的先进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这也说明中国在制度条件上还有较大的潜力可供利用。

在服务因素中，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条件上，Transport指数在样本国家中排名第一，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好的物流配送能力，这不仅确保了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规模，而且也为承接高技术层级的国际外包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支撑。然而，中国的公路、铁路等资源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相对落后，如果加大这些地区的交通设施建设力度，那么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的比较优势还有上升空间。网络通信条件虽然远逊于欧洲和美洲国家，但相比亚洲竞争对手仍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仅次于马来西亚和泰国。实际上，中国的网络通信指标之所以偏低，主要是按人均计算的缘故，以总量计算的网络通信指标领先于所有的竞争对手。因此，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硬件服务占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以营商环境指标Business所反映的软件服务才是真正的比较劣势所在。在信贷获取便利性指数的排名中，中国仅列101位，甚至比越南还落后18位。再以建立一个仓库所需的时间为例，中国需要367天，而泰国仅需127天，即便是服务能力较弱的印度也只需270天。
总体而言，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来说，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以及稳定而开放的政治经济环境，但劳动成本优势的逐渐消退甚至逆转，使得今后的外包竞争更多地依赖于后两者，而基础设施建设和政治环境改善需要长期的积累，这就决定了中国即使面临劳动成本上涨的不利影响，但总的比较优势短期内难以超越，在较长时期内仍然会是国际外包的主要承接方。同时，在与国际外包相关的软件服务和政府效率等方面，中国还有所欠缺，尤其是软件服务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通过缩短通关时间、完善信息系统、简化审批手续等措施，努力提高商业、贸易领域中的服务水平，这将有可能替代传统的劳动成本因素，成为中国竞争国际外包的新型区位优势。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论，我们认为，节约劳动成本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外包的主要动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交易成本的大小对外包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甚至是决定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机会承接国际外包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跨越交易成本的门槛，那么当地的劳动成本优势将无从显现。另外，劳动成本优势对于低技术层级的国际外包可能有较强的吸引力，但高技术层级的国际外包却更多地关注交易成本优势，过度依赖劳动成本优势并不利于当地的价值链提升和技术进步，限制了承接外包所能获得的分工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低工资的吸引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国际外包的交易成本。
在与交易成本有关的三大因素中，人文地理因素是先天使然，特别是空间距离对于时间和效率的重要意义，使得国际外包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化特征，这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强化区域内部分工的同时，也可能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增加了区域外部的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难度。然而，制度因素和服务因素则是人为力量可以改变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所作为的地方，这不仅有利于建立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区位优势，而且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在当前的国际外包格局中，大部分外包业务仍然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如果发展中国家都能改善制度和服务条件，消除交易成本的瓶颈约束，那么各自所能承接的国际外包都会有所增长，而不是在有限的外包总量中相互竞争，由此推动的国际外包格局转换对于缩小南北差距具有积极的意义。
就中国而言，在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部分指标上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也使其成为承接国际外包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然而，考虑到庞大的经济总量和沉重的就业压力，以及作为“世界工厂”的生产吸纳能力，中国不仅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际外包的引入量，而且也有足够的潜力来完成这一目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将逐渐被削弱，竞争国际外包的手段更多地要依靠高质量的服务和制度供给，以抵消劳动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在促进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同时，扩大承接国际外包的规模。其中，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等举措应当作为近期的政策着力点。
最后，本文只是从承包方角度实证检验了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缺乏对发包方因素的分析。利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从发包方视角来考察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将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因为发包方的外包决策不仅取决于承包方的区位因素，也可能受到自身行业属性、规模特征、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外包合作伙伴的选择标准也不尽相同。以高科技行业中的企业为例，可能会选择工资水平较高，但科技资源也更丰富的国家作为外包对象，劳动成本越低的国家反而难以引起这些企业的注意。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迎合发包企业的诉求，主动创造条件以吸引符合自身产业政策的外包业务，那么承接国际外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释：
①实际上，准确度量国际外包的规模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里只能度量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大致规模，但由于所有国家都采用同样的度量标准，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影响最终的研究结论。
②理论上，以双边进出口税率反映关税贸易制度更为合适，但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使我们放弃了这种努力，而是以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税收与投资协定的累计数量，大致反映当地总体的贸易与投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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