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生的“问题化”规训及其改善

时间：2015-12-20 14:35:21 所属分类：初等教育 浏览量:

一、研究缘起 农村教育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十余年来，农村教育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村教育的价值与功能、解决农村教育困境的方向和具体方法等方面①。这些讨论的背景是以城市化为特征的农村教育的现代化

　　一、研究缘起

　　农村教育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十余年来，农村教育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村教育的价值与功能、解决农村教育困境的方向和具体方法等方面①。这些讨论的背景是以城市化为特征的农村教育的现代化转型。自 2001 年开始实施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导致了农村大规模的撤点并校，使农村学校不断上移，农村学生的就学空间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为了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合理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努力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2012 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②。然而，这一旨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并未给农村学生带来公平的教育机会，反而是“寒门再难出贵子”③，知名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越来越小④。无论是对农村教育基础落后和师资缺乏的认识，还是教育政策中的布局调整和学校上移运动，都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教育以城市化趋势为特征的现代化取向。然而，仅仅关注农村教育的现代化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考察现代性对农村教育的内化过程及其影响。现代化追求的是现代性，而“标准化”、“同一性”和“齐一化”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①。不管是上移的农村学校还是留在乡村的学校，校舍越来越现代化，教学手段也越来越向城市看齐。面对农村社会以及农村学生多样化的特点，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学校日常实践表现如何？ 效果如何？本研究选择四川省 A 县洪峰中学②，开展质性考察。洪峰中学是 A 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仍然保留的一所农村寄宿制中学。现有在校生 381 名，专任教师 22 名，以“管理严、校风正、学风浓、质量高”享誉 A 县教育界，被誉为“A 县教育的一面旗帜”.自 1997 年，该校连续 15 年教学成绩居 A 县农村中学第一，荣获县教育局“教学质量一等奖”.在调研期间，我们以实习老师的身份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除了采访校长、行政老师、部分班主任老师和老师们眼中的“差生”外，还观察了农村老师对学生的判断、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以及不断涌现的“差生”现象，以此来分析农村教育所呈现的内在转变。

　　二、农村学生的“问题化”

　　走进洪峰中学，无论和哪位老师交谈，都能听到这样的话语： “农村学生行为习惯差，不讲卫生，吃饭吵闹，不爱学习，一副在山里‘野’惯了的样子，跟城里的学生没法比。”学校老师都认为要对农村学生严加管教。洪峰中学校长说： “严格管理还是放松管理，其实不是严不严的问题，是因材施教的问题。城市有文化，学生行为习惯好，而山里头的学生，行为习惯差，就要严加管教。山里的文化能比得上北京吗？”学校行政办公室的老师认为，“农村学生，父母外出，没人监管，内心孤独、性格孤僻，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开阔，争强好胜，喜欢打架，自私自利。”对于学生的“好动”现象，城市学生往往被看成是“活泼”,农村学生则每每被看成“粗野”.可见，城乡的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上，还体现在城乡的不同价值偏向上。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虽然进入了理论上倡导的“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是基本国情。这种二元结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新中国为了把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建成强盛的工业国，依靠农业和农村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原始积累。为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现，1953 年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和1958 年开始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业和农村处于被剥夺状态，使农民被固定在农村。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下，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相继形成，城乡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③城乡在教育方面的二元结构主要体现在城乡教育的不公平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之后，教育公平的要求已经从“有学上”转变为“上什么学”,在入学机会公平的背后关注教育过程公平和质量公平。④然而，城乡教育的现实是优质教育大多集中在城市，城乡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育质量等方面差距显着； 相比城市学生，农村学生由于所受教育的局限，在走向社会后的竞争力受到影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争取良好的社会待遇和文化生活。⑤造成这种城乡教育不公平现实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城轻乡”的城市偏向发展观和价值论⑥； 以及教育政策中无视城乡差距、以城市社会为出发点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偏向⑦。在这种城市偏向的发展观和城市中心的价值论主导下，农村学生被建构成有问题的群体。因此，对其进行严格的管理和制度化的规训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制度化的规训

　　学校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地方，人们被要求在规定的年纪到规定的地方接受规定的教育。在学校，学生的时间被严格规定，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事情，否则就是扰乱教学秩序。在鲍曼看来，秩序就是非混乱，混乱乃无秩序。秩序和混乱是现代之孪生儿。①现代性是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它排斥混乱、差异和矛盾。②秩序的保障依赖于精心设计的制度，而制度体现的是对学生身体和心理的规训和监控。在洪峰中学，老师认为农村学生自由散漫、无人监管、“野性”十足，需要对其严加看管，才能使之成为“有用”的人。

　　1. 时间控制

　　在规训权力的想象中，农村学生平日只知在山野间漫无目的地游荡和玩耍，缺乏时间观念，更不懂管理时间。因此，作息时间表的制定可以使农村学生养成严格的时间观念，从而按照学校的节奏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由此，产生了这种对每个行为的时间控制”③。

　　洪峰中学学生的作息时间表显示，学生每日的时间被精心分割，每个时间段都有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学生被要求每天 6: 35 准时起床，且不能提前起床。洗漱时间和打扫卫生的时间只有 10 分钟。每个宿舍 8 名学生，洗漱台一次只能容纳 2 -3 名学生，要在 10 分钟之内完成这一系列任务，很难做到。另外，晚上21: 50 加餐结束，22: 00 熄灯睡觉，并要求学生提前 5 分钟进宿舍，完成就寝前的所有事项。这样的作息时间和要求，像在军队里，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军事化的管理、学生对纪律的遵守和对老师命令的绝对服从，便是现代性对秩序的要求。

　　2. 纪律规范

　　洪峰中学出于对办学效益的追求、教学质量的重视和安全管理的强调，尤其突出对学生的规范化管理。在学生的吃住学等多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学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监督学生的日常行为，实现对学生的严密管理。例如，用餐管理制度要求，“下课铃响后，迅速到初三年级一班门口排队，由体育委员整队，两个提饭菜的同学走在最前面，迅速到指定班级地点，给同学打饭； 桌长要等同学吃完饭并检查餐桌卫生之后才能离开； 细嚼慢咽不出声，吃饭时不准喧哗，大声说话”.总的来说，学生到食堂就餐要做到安静、迅速、有序； 在寝室要整洁干净、就寝迅速； 在教室要专心学习。这样一套精细的管理技术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分别作用于学生，“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分，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④。

　　在周一上午的升旗仪式上，值周老师负责宣布本周的注意事项，重申学校管理条例，并在周四下午全校集会上，进行一周总结，依然是不断强调学校纪律条例，学生被要求必须将值周老师的话逐条记录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纪律本”,无论你是否情愿，你都得记录下来。即使如此，纪律条例并非无人违反，因此每周都会重复每一条。在调研期间，中午就餐时出现过一起突发事件，四名学生没有在规定的班级固定地点打饭就餐，校长见状便打翻了学生的饭盒，四名学生在打饭窗口被罚站，最后校长勒令全体学生整顿集合，进行教育，再一次强调就餐的纪律，四名学生又被带到旗台下面对全体学生当众罚站。

　　被罚学生认为，这样的惩罚只能积攒更多的怨恨和怨言，认为自己被抓住完全是因为运气不好，也有别的同学这么做了却没被抓住。负责食堂管理的老师认为，“学生不在规定的班级固定地点打饭的事情，从开学就在说，有的学生屡教不改，看来光说不行，需要发发火，这样他们才能收一收。”校长在重申就餐纪律条例时说： “有的学生在餐厅吃饭就像在农村自己家里一样，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要知道，吃饭也是一种文化，像喝茶一样。你在自己家里吃饭大声说话没有问题，但在学校就有问题。在城里人看来，‘吃饭说话’显得太粗鲁，举止不优雅”.一位老师说，校长是希望学生“食不言，寝不语”,做到“举止优雅”,而不是“粗野成风”.

　　3. 全景敞视

　　若没有监管，制度也会是一纸空文。现代监控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监视提供了便利，机器代替人来记录被监视对象的行为举止。除了校长、行政老师、班主任老师、班委的等级监控外，监视器的安装也使得老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进行有效的监视，形成不在场的在场，从而有效地控制学生的行为。这便是一种全景敞视，它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 在中心了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①。掌管了监视器的校长和老师便站在了中心了望塔，观看学生的一举一动。偶尔的公开惩戒还可以不断强化权威，增强权利监控的有效性。

　　洪峰中学在教学区、学生宿舍外、食堂等学生主要活动区均安装了摄像头。这一方面能提高学校对学生安全的监护，另一方面也方便老师监视学生的行为。在一次周四的全校集会上，校长为了抓到“将垃圾丢在初三年级一班公共区域”的“元凶”,而调出监控视频，同时还发现了擅自回寝室的两名学生。在得知他们有请假条且符合白天回寝室的规章制度后，就没有继续追究。此事充分展示了制度不可侵犯的权威。由于这些无处不在的“眼睛”,学生的行为时刻处在学校的监控和凝视之下。如此的公开惩戒，并不直接作用于学生的身体，但会对学生的心理造成影响。在学生想做某事之前，会考虑到监视的无处不在。可以说，学生在校期间很少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很少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即使电子眼不能“前往”的地方，人眼也会时刻紧盯。晚上就寝，依然有值班老师的巡视，以保证学生按时就寝、不说话聊天等。

　　四、“差生”的制造

　　在老师眼里，农村学生缺乏监管，行为习惯差，需要在学校接受严格的管理。同时，学生个体也会和规训的权力进行较量，“斗智斗勇”.违纪便是最直接的体现，随之而来的便是惩罚。在这一过程中，很难适应规训体系的学生被不断筛选出来，并贴上“调皮捣蛋”、“违反纪律”、“学习成绩差”、“行为习惯差”等标签，如此一来，“差生”群体便被制造出来。在对“差生”的“筛选”和“矫正”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了“为了你好”的话语合法性基础。

　　1. 惩罚---“为了你好”

　　以前很多人相信“黄荆条下出好人”的教育理念，认同采用体罚的手段来管理学生。现今，体罚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方式，即如福柯所言的一种合理的惩罚美学，建立在自然（ 本性） 的基础上，惩罚“应该显得是一种事物的必然性，权力在运作时应该隐藏在自然的温和力量背后”②。洪峰中学的日常实践就是通过无处不在的监视发现违纪，然后利用罚站、说教等多种惩罚手段来“矫正”违纪“差生”的不良习惯，如同矫正牙齿、矫正 O 型腿、矫正驼背等身体畸形一样。在“差生”看来，这些不良习惯往往是他们利用自己的“小聪明”进行反抗，是为每日机械重复式的、被遗忘的生活增添的“乐趣”.例如，就寝前先保持安静，等到值班老师巡查完之后再开始自己的活动； 课堂上回答问题，以逗乐大家为主； 迟到了总能找到理由； 等等。他们总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回应学校的控制和管理。

　　而惩罚，尤其是随时随地的当众罚站，过往学生好奇的观望和议论，往往使受罚者产生屈辱感。执法的老师常常不告诉受罚者要站到什么时候，不可预知的惩罚时间也加重了惩罚的心理打击。这样便可以向学生证明，他们所丧失的是任意支配自己时间和人身的自由，这样学生才会尊重他人①。同时，当众罚站也向其他人警告，这是违纪的后果，使其他人在心里形成越轨的障碍，从而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但现实是，这种做法对受罚者本人的教育目的很难达到，因为在强大的自尊心和屈辱感下，受罚者往往会积攒更多的怨恨并“屡教不改”.用言语反复教导也是教师最常使用的技巧。老师坐着，学生低着头无声地站在老师面前，听老师教导，不难想象，教师的言语“介入可怕的沉默惩戒时对心灵，对人的力量”②。洪峰中学初二年级的一位班主任老师特别有耐心，经常找“不听话”的学生进行说教。小永是其班里的一名内向寡言的男生，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庭，父亲长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小永学习成绩不好，上课不认真听讲，经常违反学校规定。该老师经常劝导他，要他改变自己，要对得起在外辛苦工作的父亲等。“你在学校的表现对得起在外辛苦打工挣钱养家的家长吗？”小永偶尔听进去几句，但始终无法彻底改变自己。该老师表示，这样的学生越来越没有感情，“油盐不进”,不懂得这是“为了他好”.而对于小永来说，他认为这不叫关心。而对于什么是关心，他举例道，当自己掉进鱼塘的淤泥里出不来时，身边的朋友能及时伸手把自己拉出来，这就是关心。小永说： “知道老师说的一番话是为了我好，但自己做不到。”

　　杜威指出，“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与规律的世界。儿童世界的主要特征不是什么与外界事物相符合这个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感情与同情”③。至于说教，老师站在知识和道德的制高点俯视教导学生，告诉他们“好好学习”的真理，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却也往往会忽略儿童世界的感情和同情。在老师眼里，这些“油盐不进”的“差生”体会不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艰辛，而学生往往反感老师重复这些话。

　　2. 被放弃的“差生”

　　对于“屡教不改”的“差生”,老师常常感到无力“改造”,认为花再多心思也很难改变他们的习惯。这些“差生”被当成不可同化或“规训”之物，是现代性秩序的“他者”或“异端”,从而他们不被宽容，逐渐被孤立。小龙是洪峰中学初三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新疆打工，母亲在乡镇的灯笼厂打工，每天很晚回家，也没时间管他。家长认为洪峰中学校风严，将孩子托付给这所学校是个很好的选择。然而，小龙最终变成了老师眼里“无可救药”的学生---抽烟、打架、上课看小说、玩手机、睡觉、不做作业，还获得了“烂龙”的外号。他的班主任老师说： “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叫了多少次家长，想了多少方法，朽木不可雕，可以说我敢做就敢当，我已经完全放弃他了，以前是小错每天五六次，大错每两天一次。我们老师教学任务也很重，很难改变他的习惯。”小龙从不听数学课，因为数学老师在上课时老是叫他的外号，而老师也因他不听课而更加生气，且越发批评得厉害，如此恶性循环。每当班级发生不好的事情，老师都以为是小龙做的，而小龙也懒于解释。班里的“好学生”与他保持距离，但又很同情他，觉得他“本质不坏”.小龙说，对于这些惩罚和“特殊”对待，他早已习惯。这显然是一种“麻木”的表现，是对惩罚和训诫的习以为常。在一定程度上，“差生”“习惯了”的表现，是在给自己打心灵麻醉，形成保护，从而不觉得“疼痛”和“难受”,最后成为老师眼里“屡教不改”的“差生”,老师也不再对他们抱有“变好”的期望。现如今，小龙初三，被安排在教室的角落独自一人，只等待毕业的那一天离开学校。对于未来，他觉得可能会跟父亲一起去新疆打工。

　　五、结语： 农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综上所述，农村的学校教育以“农村学生有问题”为价值判断，教育过程充满了对“问题学生”的规训和矫正。在此过程中，“差生”被不断制造、不断淘汰。这是现代性思维在农村学校教育中的渗透和控制，其价值追求显然是城市偏向的，与农村孩子的天性相背离。无论是被规训了的，还是被淘汰了的，农村学生普遍感受到的是日益增加的挫折感和疏离感。正是现代化过程对农村教育的挤压和现代性对农村教育的霸权，导致了农村教育的日益溃败。刘云杉教授指出，“学校不仅是国家的，也是村庄的，是社区的； 学校应该是甜蜜的，应该是方便的，它应该是安全的，应该是亲和的，还应该是温暖的”①。但是，在农村中学，有的学生想逃离。根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最高达到了惊人的 74. 37%,平均约为 43% ,大大超过了“普九”关于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 3% 以内的要求。②虽然我们无法重拾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无法做到“只要他（ 儿童） 处在社会生活的旋流中，不至于被种种欲念或人的偏见拖进旋涡里去就行了； 只要他能够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用他自己的心去想，而且，除了他自己的理智以外，不为任何其他的权威所控制就行了”③，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思考： 什么是教育？ 什么才是适应农村社会、农村人口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又该还乡村以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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