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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

时间:2015-12-20 17:35:37 所属分类:英语教学 浏览量:

一 先从一件趣事论文说起。“文革”中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偕夫人邓颖超会见外宾。当时,“夫人”这个寻常称呼即便在外交场合也不能随便使用。因此当为主宾介绍身份时,中方对邓颖超使用了当时国内大多数群众广泛使用的“爱人”来替代“夫人”。这下难住了


  
  先从一件趣事论文说起。“文革”中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偕夫人邓颖超会见外宾。当时,“夫人”这个寻常称呼即便在外交场合也不能随便使用。因此当为主宾介绍身份时,中方对邓颖超使用了当时国内大多数群众广泛使用的“爱人”来替代“夫人”。这下难住了译员唐闻生。她无法在英文词汇里找到能与之对应的合适称呼,情急之下,只好权用lover来充数。话音刚落,能操一口流利英语的周总理连连摆手,英语、汉语夹杂着大声抗议:“No!No!我和邓颖超女士结婚都快五十年了,怎么能说是lover昵……”因为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lover一般是指配偶以外的“情人”,是不宜出现在外交场合的,难怪周总理要发“雷霆之怒”了。
  由此可见,不同民族语言的词汇,负载了不同的文化信息,我们在接受母语词汇以外的词语时,不能用母语的语言机制作毫无把握的类推,必须全盘接受该词语的概念意义以及附着在该词语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背景信息。作为一种符号,词与物的对应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双向选择”。每个词的意义围绕着它的概念形成严密程度不等的“关系网”,不同的语言,“关系网”自然也不相同,因而词汇对应绝不像我们初学外语时听到的顺口溜那样简单:“来叫come去叫go,一块大洋onedollar,oldwoman老太婆。”
  关于词义,语言学家有诸多看法,其中以“利奇词义七分法”较有影响。英国语言学教授杰弗里·利奇将词汇的意义分为七种类型: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理性意义是词语的基本意义,是相对稳定的概念。它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约定俗成的,是一切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具有社会客观性和抽象概括性。它是语言交际的核心因素,是信息赖以传递的基础。它反映的是人们对该词语所指称的事物的理性认识,因而不同语言的词语,其理性意义的差异并不很大。词典中收录的就是这类意义。其余六种可用“非理性意义”或“联想意义”来概括。联想意义是指附加在理性意义之上的意义,属于词的非概念义素,通常是由事物的外形或性质,以及相关的典故引发出来的。由于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民族的语言,其词汇的联想意义往往折射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渗透到各自语言的词汇中,又使其联想意义不很相同或很不相同,这样的联想意义在词典中往往是查不到的。
  
  二
  
  先说“红”这个颜色词。“红”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吉祥、顺利、喜庆、热烈”等意。汉族男女结婚时,新郎要带大红花,新娘要穿红棉袄、盖红盖头,洞房要点红蜡烛,窗上要贴红窗花,等等。在汉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门上要贴红春联,挂红灯笼,可见汉民族对“红”色的偏爱。汉语中还存在着很多诸如“红榜、红包、红火、红利、开门红、满堂红”等与此意义相关的词语,由此引申出“红”的“走运、受宠”之意,因而出现“红角、红人、红星、红运、走红”等词语。“红”之所以产生这些联想意义,究其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类对火的崇拜。相传燧人氏钻木取火,使后人学会用火。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当时,有了火,人们便可以烧烤食物,驱除寒冷,以免冻馁;便可以吓跑野兽,保护自己。当红彤彤的火烧起来后,人们便对火寄寓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同时把自己的赞誉之情给予了“红”这个颜色词,进而赋予“红”一种消灾免祸的神奇力量,如广泛流传于汉民族群众中的“红色避邪”的习俗便是例证。另外,在汉民族传统习惯中,“红”还可以指代女子,例如“红颜、红粉、红装、红袖”等。这大概与中国古代女子爱穿红衣以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关。由此甚至又引出把男女情事称作“桃色新闻”或“绯闻”等词语。到了近现代,“红”又衍生出“革命、进步”之意。由“红”的理性义“像血、像火一样的颜色”使人联想到“革命是场血与火的洗礼”,表现在词汇上,就产生了“红旗、红军、红心、红领巾、东方红”等一系列新词。我们的国旗也称作“五星红旗”。
  然而,英语中的red却无与此等同的联想意义,甚至被赋予“暴力、淫荡”等与汉语的“红”字大相径庭的联想意义。“暴力”来源于“像血一样的颜色”的理性意义;至于“淫荡”,大约是中世纪欧洲社会歧视妇女的产物,在这一点,倒是与汉语中的“红颜祸水”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19世纪作家霍桑有一部长篇小说《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与当地牧师丁梅斯代尔发生婚外私情,作为严厉的惩诫,教会机构在白兰身上挂上一个耻辱的印记——红色的A。这里“A”是adultery(通奸)的第一个字母的大写形式。之所以是“红字”,无疑是这个颜色词在英语中的联想意义所致。再者,前文提到“红”在汉语中有“革命、进步”之意,而red在英语中很少用作褒义词。虽然有时用来表示“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员”,却赋予它贬义色彩。由此可见,理性意义相同的词语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由于思维模式和价值标准的差异,其联想意义会是多么的不同!
  正因如此,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尤其是不同语言间的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不注意伴随语言形式的这种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例如《红楼梦》这样一部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经典著作,书名直译成英语为“Dream in a Red Chamber”,其法译本、德译本、意文译本和俄译本书名的意思也基本都是“一个人睡在一间红色的房间里”。尽管这个书名也颇能引起英美和欧洲读者的优美神秘的联想,然而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中文书名的意思,与中文“红楼梦”三字带给读者的无尽联想相去甚远。因此,英国汉学家戴维嚯克斯翻译《红楼梦》时,为避免由于异语间词语联想意义的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冲撞,宁可采用另一书名《石头记》,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对汉语中的“红”,他自有一番见解,把“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怡绿院”)。且不论这种译法是否合适,只此一点,我们便可体味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习俗对词义的浸润和渗透。
  


  
  文化对词义的渗透不仅表现在联想意义的不同上,甚至还会造成不同语言对于同一事物的指称有很大差异,进而影响到这个指称的内涵和外延。我们举汉英两种语言中对亲属的称谓词为例:汉语中“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舅父”等对男性长辈亲属的称谓区分细致、不可混用,而在英语里只一个“uncle”便可涵盖;同样,汉语中的“伯母、婶母、姑妈、姨妈、舅妈”等对女性长辈亲属的不同称谓,英语仅用一个“aunt”来概括。这是汉英民族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传统思维模式的差异使然。
  众所周知,汉民族是一个特别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民族。在浸濡了汉民族几千年儒家文化的传统意识中,天地、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关系的上下、先后是命里注定、至高无上的,违背了这个顺序,便乱了纲常、逆了天意,因而汉民族十分推崇“忠、贞、孝、悌”,供奉的神灵是“天地君亲师”。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表现在称谓上,便有了“伯父”与“叔父”的严格区别。再有,长期的封建统治在汉民族心灵上打下了重血缘、讲亲疏、重男轻女等烙印,使得“舅父”与“伯父”、“叔父”之间泾渭分明,凡属母亲血亲关系的称谓多冠之以“外”。相对来说,由于西方民族民主化进程较早较快,封建传统文化的积淀远没有汉民族那样根深蒂固。表现在语言上,便是英语中的这类称谓词内涵比较不固定,外延相对于汉语来说要宽泛得多。这种词义不对等现象,其深层原因就是两种语言的文化移入不同。在同辈亲属中,哥哥的妻子被称为“嫂”。何以称“嫂”?《释名·释亲属》中的回答是“嫂,叟。老者称也”。王力先生也在《同源字典》中把“叟嫂”列为同源字,并说“叟、嫂”古读当是同音,后来分化成苏后、苏老二切。可见“嫂”得名于“叟”,因为年龄稍长(实际上是因为哥哥的年龄稍长)而得“尊严之称”。毫无疑问,尊敬嫂嫂是为了顺从兄长。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英语的嫂嫂却“sister-in-law(法律上规定了的姐姐)。汉语从人与人的关系实际是年龄、尊卑的角度看待嫂嫂,并据此给以名称;英语则以法律的眼光从婚姻关系的角度看待嫂嫂,并据此给以称谓。
  英语中同辈亲属“兄”和“弟”、“姐”和“妹”是可以通称的,这在汉族人看来却是行不通的。仅以“弟”之得名为例,同父母而年龄比自己小的男子何以称“弟”?《释名·释亲属》解释说:“弟,第也,相次弟而生也。”可知“弟”得名于“第(次第)”。《白虎通义》中说得更明白:“弟者,悌也,心顺行笃也。”尽管是同胞手足,却要因年龄而产生尊卑,这种分别准确而深刻地反映出人们在实际社会、家庭生活中的等级差异,其中浸透着中国古代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
  
  四
  
  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既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背景,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语言中反射出来。因此,透过文化的某一侧面在语言上的投影,我们可以窥视到该民族的心理特点、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等等。学习一种语言,不仅要学习语言本身及其运用技巧,更需要学习跨越与该语言伴随而来的文化障碍。这正是所谓的“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每个人都来自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按照自己的文化习俗决定着语言符号的意义。表现在词汇上,就会使理性意义相同的词语在不同民族中可能会引起不相同的联想。这种联想又往往带有褒贬色彩和感情评价意味。过去研究者对此不够重视,利奇将其上升到“意义”的角度,这正是利奇词义分类法的价值。所以在词汇学习中,无论是母语词汇还是外语词汇,都必须一改那种照着词典背意义的方法,而应把具体的词语置于一个鲜活的语言背景下,在生机勃勃的流态过程中,捕捉词语中渗透着千差万别的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真实”含义。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文化疏导,包括对文化背景的介绍、对价值标准的阐述等等,其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认识语言学习的深刻性、复杂性和灵活性,从而指导语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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