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教师的训诂意识

时间：2015-12-20 15:46:56 所属分类：中等教育 浏览量:

论文关键词:语文老师 训诂意识 训诂原则 训诂方法 论文摘要:文言文的训诂意识是在坚持基本训诂原则及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前提下，对文言词语训释时具有的一种积极的、恒常的、稳定的训诂态度。具备一定的训诂意识，在阅读和教学文言文时，可避免容易出现

论文关键词:语文老师　训诂意识　训诂原则　训诂方法
　论文摘要:文言文的训诂意识是在坚持基本训诂原则及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前提下，对文言词语训释时具有的一种积极的、恒常的、稳定的训诂态度。具备一定的训诂意识，在阅读和教学文言文时，可避免容易出现的迷信教材、忘文生义、以今律古等毛病。中学语文教师至少应具备坚持基本训诂原则的意识和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意识。训诂原则与训诂方法须综合运用，融汇贯通，才称得上具备了训诂意识。
所谓训诂意识.是在坚持基本训诂原则及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前提下，对文言词语训释时具有的一种积极的、恒常的、稳定的训沽态度。是为探求词语乃至篇章的丰富含义、揭示词语演变规律、避免误训误注所把持的训诂观念。
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如不具备相应的训诂意识，单依赖课本的注解、参考书的帮助，对词语的训释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学生的进一步追问也无法给以满意的解答，甚至出现迷信教材、望文生义、以今律古等这些文言文阅读的大忌。根据大纲对语文教师素质的要求及文言文词语训释的特点，中学语文教师进行文言文教学至少应具备以下两大方面的训诂意识。
1.坚持基本训诂原则的意识
坚持基本的训诂原则，就是要坚持从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及语言事实等方面，对词语含义作全面考察。
1.1坚持从语言的社会性考察词语含义的意识。
语言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约定俗成这一特性上。约定俗成是词语的形式与含义得以结合的决定因素，它不但决定了某个特定的语词与某个特定的含义的结合，同时还决定了这两者的结合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如高二册《六国论》：“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课本注“厌，通膺，满足。”从字形上分析，很难将“‘厌”与“满足”联系起来。“厌”本“队”，由“甘”，“月(肉)”，“犬”三部分组成，是个会意字，象一只狗面对香美(甘)的食物，却将嘴巴转向一边不理，表示“吃饱”“满足”“不需要”。就本字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只是后来人们却借用表示“压”的“厩”字来表示这个意义，本字“厥”反而废弃不用，于是“厩”担任了“压”和“厌”两个意义。如《汉书·五行志下》“地震陇西，压四百余家”中“压”字就“厥”。《左传·隐公元年》“姜氏何厌之有?”中“厌”也“厥”。后来人们为区别字形，就在“l”字下加“土”而成“壑”,表示“压”的意义。加“食”成“膺”表示“厌”的意义，简化为“膺”。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语言的约定俗成大多数情况下是任意的，而一旦固定下来就难以改变。王力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稿中指出:“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释只是在这一处解得通，但在别的书上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那末，这种解释一定是不合语言事实的。”清代学者王引之在《经传释词·自序》中也提出了.‘樱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训诂原则，都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的重要性。
1.2对语言历史性的敏感意识。
语言的历史性是词语含义流变的轨迹和见证。有词义变化的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如高一册《鸿门宴》“项王按剑而跽”，课本注“按剑而踞，握着剑，跪直身子”，又注“这是一种警备的姿势，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要起身先得跪直身子。”这样解释是不错的，但如果对该句上文“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中的“坐”字，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坐一臀部放在椅子上支持身体重量”则难以说通，项王为何由“坐”而变为两膝着地跪直身子呢?这就要考虑到“坐”字在意义上的历史性。正如课本所注解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坐”的解释更为清楚，古人铺席于地，两膝着席，臀部压在脚跟上，叫做“坐”。如此，《战国策·秦策三》，“(伍子青)坐行蒲服，乞食于昊市”中的“坐行”其实就是膝行，跪着行走的意田
有些词语因历史原因已废而不用，对这些词我们既要弄清它的原义、用法，又须用现代词语作恰当的训释。《鸿门宴》中有句“沛公奉危酒为寿。”课本注“危，酒器”，但这种酒器今己不见，学生难以把握，必须弄清其容量大小。《王力古汉语字典》注:危，圆形酒器，容量四升。又注:春秋至汉时，一升相当于今200毫升。四升即800毫升。难怪齐人“左手持危，右手画蛇”(战国策·齐策》)，为一危酒，三人喝显得多，四人喝显得少，最终留下了“画蛇添足”的千古笑诂。不过，项王赐给樊啥的“斗危酒”则要比一厄大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斗危者，危之大者也。”(第430页)。斗危，当然不是普通一危，即不只800毫升了，而应是足够几个人喝的酒，“啥拜谢，起，立而饮之”，一个勇猛、豪爽的英雄形象自然跃然纸上。
1.3对语言民族性的察觉意识。
一定民族的语言所具有的含义，由该民族的文化环境所赋予。离开了这个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词语的意义就发生变化。如关于星宿的分野，中国有，外国也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碰到文献中涉及星宿的问题，就不能套用国外的东西。如高二册《滕王阁序》“星分翼较，地接衡庐”，“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等句中，就只能按中国古代的星宿分野分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注:“据《越绝书》，豫章郡古属楚国地，当翼、较二宿的分野。又《晋书·天文志上》谓豫章属吴地，吴越扬州当牛、斗的分野，所以言“龙光射牛斗之墟”。据此注:豫章既属楚地，又属吴地;在星宿分野上，既属翼、较二宿，又属牛、斗二宿。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关系到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演变，春秋战国时，豫章属楚国管辖，楚国属翼、转二宿分野。至三国时，天下三分，吴国占据江南一带，包括了上述的豫章(南昌)，而吴国又属牛、斗二宿分野。作者这样写也正突出了滕王阁在地理位置上“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贩越”的显著特点。前后照应，古今贯通，滕王阁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可见一斑。
类似的如阴阳五行、干支纪年等都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常识，在文献中随处可见，不了解其中的关系，要阅读中国古代文献，往往就寸步难行。
1.4尊重语言事实，准确把握文义的意识。
语言事实是文献作品真实思想的唯一体现。由于文言词语难以理解，有关文言文的注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只有在坚持前三项原则的基础上，从文献语言出发，运用多种训沽方法，才能作出合乎事实的训释。如高一册((勾践灭吴》一文中，主要叙述越王勾践在失败后，处心积虑，务求报仇雪恨，经过长期的奋斗，终于达到目的的故事。文中既有外交上的能言善辩，又有内治中的卧薪偿胆。教材选用时，删掉了越国大夫文种游说夫差的一段诂:
(种)日:“寡君勾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撤声闻于天王，私于下执事日:‘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土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李，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以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在这段文章里，文种可谓极尽游说之能事，软硬兼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之以利，言之以弊。使一国之君的夫差“将欲听与之成”。有了这一心理基础，加上太宰豁的“美言”，夫差终于无视子青的忠告，“与之成而去之”。从而为吴越之间新一轮的斗争揭开了序幕。在教学中如不了解这部分，就很难领会全文的生动曲折之处。
　　2.灵活运用基本训沽方法的意识
在词语训释中，除了要坚持基本的训诂原则外，还要熟练掌握并运用以下四种常用的训诂方法:
2.1以形索义
这是从文字学上对词语训释的一种方法，也叫“形训”。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字的形、义之间具有可释性，通过分析字形，可探求字(词)的本意，再联系其它的训诂方法，即可求其引申义、假借义以及更深层的含义。如上文述及的“厌”字，就是运用了形训的方法。又如高一册《谏太宗十思疏》“凡百元首，承天景命”，“景”教材训为“大”，为什么“景”训为“大”呢?从字形上看“景”从日从京，“京”甲骨文作“帝”，是人工筑起来的高丘，比喻为“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而“景”小篆为“景”，意为高达日头的高丘，其表示“大”之意相应比“京”程度高。因此在表示大时“京”一般是表有限的高大，而“景”则表示无限的或抽象的高大，如本例中的“景”即是。又《诗经·小雅·车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传:“景，大也。”《诗·周颂·潜》:’“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传:“景，大也。”毛传对“景”字作了相同的训释，但显然，“景行”指的不只是一般的大路，而要比一般大路要宽阔，“景福”则是指抽象意义上的洪福了，正如今天我们所形容的“齐天洪福”。而“京”字则用如“京都”、“京师”，程度不如“景命”、“景福”高大。如再深究下去，同样表示高大的“高”字，甲骨文作“裔”，象一所高房子，其高的程度当然在“京”“景”之下，作一般高低的用法为多。通过分析字形，不但对我们所要训释的词语有深刻理解，而且对于同族字(词)也能触类旁通。
2.2因声求义
汉字虽是表意文字，但在六种造字法中，形声造字法是占据首位的，其数量占有汉字的大多数，可见声旁在汉字的表意中同样居重要地位。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有云“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臂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挚其纲”。因此，从字音求词义不能不说是一种既重要又基本的训诂方法，这种方法传统训诂学上又叫“声训”。
我们常以读音上的相同来判别同音通假字，这就是声训的一种。此外，通过声训，我们还可探知一些字(词)在形体上的讹变。如高一册《逍遥游》中“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句中。“野马”教材注“游动的雾气，旧说春天山林沼泽中的雾气奔腾如野马，所以叫‘野马’。”其实这里的“马”字，原是“座”字，“座”意为尘埃。“马”“座”在古代同属鱼部、明母，属同音替代。《楚辞》里有“愈象雾其如座”。如“野马”训为“春天的雾气”，则此“座”当可训为野马”显然是不通的，玉逸注“座，也座”，亦可知“马”当为“座”，“野马”即地上飘浮的尘埃，与“尘埃”同义词复用，强调环境的污浊。这是符合庄子远离尘世，追求清静无为的理想的。
2.3比较互证
比较互证，就是比较同篇或不同篇文献中类似的用例，分析归纳其中不同词语含义的一种训诂方法。如高二册《病梅馆记》中有“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敬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一句，其中“姿”“景”“态”三字，如从单个字去训释，是难以解通的。如我们综合这三句的意思，异中求同，就容易明白这三个字都表示梅的风姿神韵，不必穿凿单个字的解释。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字分别表示，只不过是作者行文上的风格而已。在不同篇章中比较互训的例子如《滕王阁序》“北海虽赊，扶摇可接”，联系《庄子·逍遥游》的“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可知王勃在此用《逍遥游》中的句子“扶摇”指“旋风”，“北海”即“北冥”。在阅读常用文献中，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更是必不可少的。
2.4寻求词义理据。
寻求词义理据就是通过探讨事物命名的由来，用以对词语训释的一种训诂方法。一定的词的形式与该词所表达意义之间的联系是有理由根据的，找到了这种理据，对难训的词语就会迎刃而解，对有疑惑的词的理解也将更为明白。如高三册《鹊桥仙(纤云弄巧)》中有“金风玉露一相逢”，课本注“金风玉露，秋风白露”，为什么“金风”训为“秋风”而不是“金色的风”呢?原来，这里的“金”是指五行说中的金，据《礼记·月令》载: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宋·欧阳修《秋声赋》里也有:“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阳;又兵象也，于行用金。”因此，称秋风为金风，久而久之便固定下来。《文选》张景阳(l杂诗》“金风扇素节，丹露启阴期”。李善注“西方为秋而主金，故秋风曰金风也。”说的也很明白。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八个方面的原则和方法，在训诂实践中是不能孤立运用的。单一的训沽原则或方法的运用，无法胜任对沉淀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词语的训释，更谈不上具备了相应的训诂意识。在文言文教学或研究中，只有坚持以正确的训诂原则作指导，灵活综合运用各种训诂方法，对词语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训释，才有可能将训诂原则、训诂方法内化为训诂意识，自已的学问才能有质的飞跃，在教学实践中才可能做到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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