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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业的发展关系着每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无不对其予以高度重视，黄老学说也不例外。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二十八种，后来被命名为《黄帝四经》的四种帛书经考证，被认为是黄老学说的代表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业的发展关系着每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无不对其予以高度重视，黄老学说也不例外。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二十八种，后来被命名为《黄帝四经》的四种帛书经考证，被认为是黄老学说的代表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农业生产思想。目前学术界对于先秦儒家、道家等哲学派别中所蕴含的农业思想已经有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黄老学派的研究却仍显不足。本文以《黄帝四经》中蕴含的农业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黄老学派对先秦道家农业思想的继承和革新情况，以期为我们国家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一、《黄帝四经》继承和发扬了先秦道家思想中的重农意识
道家思想虽然也提及农业，但却很少从正面深入地探讨农业的地位问题，更多时候，农业生产只是作为例证，用来阐明一定的哲学问题。如《道德经》第五十九章中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备;是以早备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王弼注曰:“啬，农夫，农人之治田，务去其殊类，归于齐一夜。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绥百姓，莫过于此。”[1]《(第五十九章》P155)老子认为，重视农业生产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这是老子重农思想的集中体现。但老子这里所提到的“啬”，又不单指农业生产，另外还有“节俭”的含义。张松如先生在《老子校读》一书中就说:“老子把‘俭’当作‘三宝’之一，要‘俭’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生活的范围，所以说‘俭故能广’，如果‘舍其俭’，只追求‘广’，就必定陷入绝境:‘则必死矣。’正是这种思想，使他在这里得出结论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啬者，亦俭也。”[2](P331)老子认为，大到维持国家统治，小到维持个人生命的长久，都是由寡欲清心，去奢崇俭开始的，这才是所谓的长生久视之道。可见，在道家学说中，虽然有一定的重农意识，但这种意识在道家理论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却不大，也不是道家重点关心的问题。
先秦诸家思想中，最为重视农业基础地位和作用的应推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他指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3](卷一《农战第三》P20)态度鲜明地提出农业乃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唯有农业发达，人民生活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兴旺，在对外战争中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不重视农业生产，国家就会贫穷弱小，也就失去了与诸侯征战的资本。为达到促进农业生产的目的，商鞅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上的鼓励手段，以激发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同时，又制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对懒散懈怠者予以严厉的惩罚。如商鞅提出:“鎖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4](卷六十八《商君列传》P2230)即百姓中有努力务农者，则免除本人的徭役和赋税。如果有从事工商业或者怠惰者，则没入官府为奴婢。商鞅又灵活运用价格杠杆的作用，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减轻农业税等方式，增加农民的收益，利用丰厚的收益吸引更多的百姓回归农业生产。同时，商鞅又采取增加商业税收，抑制手工业品价格等方式，削弱经商的利益，从而达到限制百姓弃本从末的目的。比如对于生产中极为损耗粮食的产品，诸如酒类，课以重税，“令其十倍于朴”，即征收相当于酒类成本十倍的税收，以此来降低经营酒类的利益，最后迫使百姓放弃商业，回归土地中去。在商鞅看来，“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3](卷一《农战第三》P23)国家有危难，读书人和商人都是靠不住的，唯有朴实善良的农夫人数多了，国家才能安定，这就是所谓的“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3](卷一《农战第三》P24)与法家重农思想类似，黄老思想也极为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经法·道法》认为:“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情，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鎞(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5]《(经法《》道法第一》P25)黄老学派不仅把农业生产看成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并且还将其看作与四季更替、昼夜变化、万物枯荣等天地间的固有规律等同的一种自然规律，指出男耕女工这种生产方式是顺应天道自然的生产模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任何人都不可违背。黄老学派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不仅远超对农业近乎漠视的道家，而且比重视农业的法家也前进了一大步。
道家、黄老与法家，虽然都对农业生产与战争的关系做过阐述，但三家学派的侧重点和结论却各不相同。
三家学派中，道家对战争是十分厌恶的。老子曾说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1]《(第三十章》P78)老子认为，农业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战争一起，百姓流离，田园荒芜，农业生产根本无从进行，“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正是战争残酷性的真实写照。老子又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1]《(第三十章》P78)在老子看来，不顾百姓生活，肆意发动战争，不论战胜者或是战败者，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崇尚武力，不知节制，终将自取灭亡。
法家重视农业，却不以农业发展为唯一目的。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指出:“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而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相反，“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致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3](卷一《农战第三》P23)在商鞅看来，唯有令百姓归心于农，民众品性才能保持淳朴，才能够为国君舍生忘死而战。农业发展了，国家才能富裕，国家富裕了，才有足够的实力发动对外战争，进而才能够统一天下。说到底，农业还是为战争而服务，农战的落脚点在“战”，而不在“农”。
黄老学说在对待农与战的关系上，提出“静作相养”的农战说。所谓“静”是指安静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动”指发动战争。与法家偏重于战不同，在黄老学派看来，静与作，农业与战争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5]《(十大经》《果童第四》P241)“以其有事，起之则天下听;以其无事，安之则天下静。名实相应则定，名实不相应则静。”[5]《(经法《》论第六》P141)没有战争的时候，努力进行农业生产，能够为国家迅速积累财富，国家富裕了，在对外战争中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发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也应注意不耽误农时，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切不可一味征战而荒废农业，否则国家就会有危险。《十大经·姓争》又指出:“争(静)作得时，天地与之。争不衰，时静不静，国家不定。可作不作，天稽环周，人反为之[客]。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5]《(十大经《》姓争第六》P267)在黄老学派看来，“静”与“作”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唯有顺应天道自然，协调好“静”与“作”的关系，国家才能够长盛不衰。
二、《黄帝四经》继承和发展了道家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想
1991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荷兰发表了“丹波宣言”，正式提出“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的概念。20多年来，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收，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中国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之上，于本世纪初，提出了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21世纪议程》中，明确提出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达到两个基本目标:其一，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实现农业生产的提高，以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求。其二，增加农村就业机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村的落后状况。
提倡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早在先秦道家思想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在老子哲学思想的世界中，有一个由道、天、地和人四者组成的宇宙。构成宇宙的这四个部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四者赖以存在的基础是“道”，道是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本源和最终归宿，它不仅是自然世界的本体，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依据。在如何处理天道、自然、人类社会的关系上，老子强调必须做到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和谐统一，即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第二十五章》P64)这就是老子的“天人合一”观。老子指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第十六章》P35－36)老子反复强调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都要遵循天地自然之道，不遵循自然规律，肆意破坏自然世界的生态平衡，人类终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黄帝四经》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想。《经法·君正》说:“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佴(耻)，有佴(耻)则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则守固单(战)朕(胜)之道也。”[5]《(经法《》君正第三》P67)黄老学派认为，土地合理使用的根本不仅在于因地制宜，恰当的土地应该种植合适的作物。还要掌握耕种的时间和季节，准确得把握农时，并懂得如何正确地使用民力。而合理使用民力的关键就在于坚持适度的原则:“苛事，节赋敛，勿夺民时，治之安。”[5]《(经法《》君正第三》P73)唯有做到以上几点，百姓才能富足，国家才能够强盛，这样不论是防守还是进攻，国家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相反不懂农时，不知爱惜民力，造成土地荒芜，百姓贫苦，坚持这种做法而不知悔改，最终会危及国家的安全。
三、《黄帝四经》继承并发展了先秦道家思想中的财富平等理论
《老子》第七十七章中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1]《(第七十七章》P186)老子认为，天道就像人拉弓射箭一样，高了就举低一些，低了则举高一些。力量大了就减少一些，力量小了就增加一些，始终处于一种自然平衡的状态。人类社会则与之相反。在老子生活的这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人类财富的分配极不均衡，越是富有者，占据的财富越多;越是贫穷者，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越重，老子将之归结为“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生活的年代，正是贵族与平民之间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老子在其著作中，就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所隐伏的各种矛盾，并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当权者:“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1]《(第五十三章》P141－142)广大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而统治者的剥削却始终不见收敛，他们肆意挥霍征收来的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浮华生活，这简直与强盗行径无异。在老子看来，百姓生活陷于贫困，完全是当权者剥削太重的缘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1]《(第七十五章》P184)有鉴于此，老子提出了薄赋敛，平等财富的主张。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是由阴和阳这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方面组成的。对立的双方时时刻刻都在不停的运动，并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与天道的运行类似，贫穷与富贵也是时刻变化着的，贫穷随时会转变为富贵，富贵也可能随时变为贫穷，长久的富贵和长久的贫穷都是不能够保持的。统治者肆意剥削贫苦百姓，所得到的财富终将消失，将聚敛来的财富奢侈享乐，而不知节俭，到头来终会得到上天的惩罚:“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1]《(第九章》P21)老子将贫富的对立转化上升到天地自然的高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君主对百姓的肆意盘剥。但道家这套理论仅仅只是空洞的说教，缺乏限制君主的具体措施，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与先秦道家思想相同，黄老思想同样认为事物发展都是“极而反，盛而衰”[5]《(经法《》四度第五》P109)的，这是天地自然之道，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道家空洞的说教相比，黄老学说则提出很多具体的措施，以限制君主肆意掠夺百姓的财富。首先，黄老学说从道义的高度，向君主阐明维护百姓的利益，让百姓长久获利，才是真正的大义的道理:“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5]《(十大经》《前道第十二》P310)其次，又从与民同利能够获得的好处着手，规劝君主不要肆意盘剥百姓，最起码也应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百姓辟其户牖而各取昭焉，天无事焉。地有财而不忧民之贫也。百姓斩木艾薪而各取富焉，地亦无事焉。”[5]《(称》P382)强调唯有百姓生活富足，国家才能够强盛。
四、黄老思想继承和发扬了先秦道家思想中的节俭意识
老子在其著作中，针对统治者肆意挥霍从百姓那里获得的财富，满足自己奢侈享乐欲望的恶劣行径，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第十二章》P27－28)在老子看来，色、声、味、娱乐、财宝对人的诱惑是相当大的，索取过度，就会对人造成伤害。所以，老子极力反对奢侈享乐，提倡简单朴素的生活，具体的要求就是要“去甚，去泰，去奢。”[1]《(第二十九章》P76)如何才能做到去甚，去泰，去奢?老子认为关键是人应当学会知足:“罪莫厚乎甚欲，咎莫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1]《(第四十六章》P125)唯有知足者才能享有真正的、永恒的满足。
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君主通过各种沉重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赋税，将国家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自己手中，百姓生活日益贫困，统治者不仅不知收敛，反而不断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的黄老学说，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节俭思想，向统治者提出薄赋敛，轻徭役，限制君主个人欲望膨胀的主张。
首先，黄老学说告诫君主应尊重自然规律，正确处理好农业生产和兴徭役两者的关系。《十大经·三禁》说:“行非恒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
三者既修，国家几矣。地之禁，不[堕]高，不曾(增)下，毋服川，毋逆土，毋逆土功，毋壅民明。”[5]《(十大经《》三禁第十》P295)“天有恒日，民自则之，爽则损命，环(还)自服之，天之道也。”[5]《(十大经《》三禁第十》P300)天有其恒定的自然规律，唯有顺应自然规律，国家才会富强，社会才能进步。相反，不能正确处理好农业生产与兴徭役的关系，土地就会荒废，百姓也会越发贫困，这是自取灭亡之道。
其次，黄老学派告诫统治者横征暴敛、肆意挥霍百姓财产，会引发百姓的不满，君主过度沉溺于享乐，政事就会荒怠，这两种情况最终都可能会导致国家动乱，甚至灭亡:“黄金珠玉臧(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5]《(经法》《四度第五》P119)《称》篇中也说:“环□伤威，弛欲伤法，无随(随)伤道。数举参(三)者，有身弗能葆(保)，何国能守?”[5]《(称》P345)同样指出君主过度放纵私欲，不仅自身没有好下场，甚至会使整个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经法·六分》又说:“知王[术]者，驱骋驰猎而不禽芒(荒)，饮食喜乐而不面(湎)康，玩好鎟(鎠)好而不惑心，俱与天下用兵，费少而有功[5]《(经法《》六分第四》P90)君主唯有做到克制自我私欲，不过度向百姓索取，不沉湎于纵情享乐，百姓生活就能安定，国家才能富强。这样的国家如果对外征战，势必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黄老学说中的节俭思想虽然继承自道家学说的节俭意识，但两者却又不尽相同。道家极力反对过度纵欲享乐，认为抵制声色情欲最好的方式是能够做到寡欲，甚至无欲。黄老思想虽然反对过度纵欲享乐，但对于合理地追求物质利益，黄老思想却是持肯定态度的。黄老学说与道家思想的这一差别，体现了战国时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为证明其夺取政权合理性，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正沿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进，退耕还林、还草，逐步实现由粗放型农业向精细型农业转变，都是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努力。虽然目前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和谐状态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黄帝四经》中蕴含的农业思想，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其中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轻徭役、薄赋敛等思想，对于当前我国推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仍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唯有借鉴历史的教训，并从前人的思想中汲取宝贵经验，继续坚持和深化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够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张松如．老子校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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