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业科学体制化研究

时间：2015-12-21 00:35:38 所属分类：农作物 浏览量:

农业学堂迅速发展，在初等、中等，高等各级层次分明。例如１９０５年京师大学堂设农科，标志着中国近代官办农科大学的开始；１９０５江西农务学堂开办，１９０６年山东省成立山东农林学堂。据统计，到１９０９年，全国有高、中、初各级农业学堂９５所，在校

农业学堂迅速发展，在初等、中等，高等各级层次分明。例如１９０５年京师大学堂设农科，标志着中国近代官办农科大学的开始；１９０５江西农务学堂开办，１９０６年山东省成立山东农林学堂。据统计，到１９０９年，全国有高、中、初各级农业学堂９５所，在校学生６０２８人［４］１３９。各级农科学堂都有详细的课程、实验、书籍等规定，学习专业分为农学、蚕桑、林学、兽医学等门类，讲求专业技术和实验操作，近代农业科技教育体制的雏形已基本形成。辛亥革命后，农业科学教育进一步发展，高等学堂转化为现代大学，职业教育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逐步专门化。中国农业高等教育迅速发展。１９１４年，金陵大学农科成立，学制四年，成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史上第一所设置四年制农业科学方面专业的大学。１９２１年，南京东南大学农科由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改组成立，成为又一所我国近代著名大学农科。这两所农科大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史上诸多先河，它们培养的农科人才影响巨大，成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重镇。如金陵大学自１９１４年设立农科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的２０年中，共有本科、农业专修科及各种训练班毕业生１２００余人，约占全国高等农业教育毕业生总数的１／３。同期金陵大学派往欧美的农科留学生１１２人，接近全国总数的一半［５］１３５－１３６。院长章之汶也曾经说过：“全国各农事机关，几无不有本院毕业生服务其中。”［６］南高、东大农科在邹秉文主持下，引进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农业专业人才，其中许多成为著名的农学家、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周拾禄、吴福祯、沈文辅、邹钟琳、王家揖、伍献文、寿振黄、严裕汀等均是东大农科毕业生。此后，新的大学农科、农业大学持续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国立北京农业大学（１９２３年）、河南大学农科（１９２７年）、广州中山大学农科（１９２８年），浙江大学农学院（１９２９年），西北农学院（１９３４年）等。这些高等院校农学院的建立，为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此外，中国还设立１０余所公立高等农业专门学校，培养农业专业人才，到１９３７年，全国已有高等农业院校３９所［７］３１。在这个时期，农业职业教育获得深化发展。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专科学堂，到民国年间改为实业学校。

１９１３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规定实业学校分为甲种和乙种，“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其程度分别相当于清末的中、初等实业学堂，而作为高职的高等实业学堂则归入大学系列的专门学校［８］。农业职业教育分为甲种农业学校（一般为省立）和乙种农业学校（一般为县立），校内学科有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等。据有关统计数据，１９１２年有甲种农业学校３９所，乙种农业学校２１９所，１９２２年甲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７９所，乙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３２７所［４］１３９。学生人数也有增加，如１９１２年，学生人数计１４０３８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４５１２人，乙种农业学校有９５２６人，到１９１６年，学生人数增至１６４８２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４９８２人，乙种农业学校１１５００人［９－１０］，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将乙种农业学校改为高级小学职业补习班或准备班，甲种农业学校改为农业职业学校，甲、乙两种农业学校的名称不复存在。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颁布《职业教育法》和《职业学校规程》，对农业学校系统进一步改造，各省分层设置农业职业学校、农业高中班、农业实验学校，使农业职业教育进一步系统化。农业高等教育逐步专门化。随着农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农学学科专业门类出现细分化倾向。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例，民国时期设置的专业系部有农艺系、森林系、植物学系、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系、蚕桑系、农业经济系、农业教育系、农业工程学系和农业推广部以及农林专修等，从而形成了细致和完善的专业体系［１１－１２］。据１９４６年民国教育部的统计，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设置系、组共计１５４个，据名称归类汇总为１１类，２５系５组［５］１３４。农学研究生开始出现，如１９３７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正式开始招收研究生，分为农业经济、农村金融、农村社会、农业合作、农场管理等门类。上述事实表明，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教育趋向于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总之，中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已初步建立起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到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的农业教育体系，培育了大量农业专业人才，这为农业科技体制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一、近代农学家群体出现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派急需一批掌握外国先进技术的科技人员，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联名上折，请求政府派留学生赴美。１８７１年，清政府批准了派遣留学生计划，陆续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朝野舆论大声疾呼，要求派遣留学生，寻找民族自救的门径。而当时的邻国日本，经过数次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成为强盛之国，这对中国触动相当大。因此，从１８９６年升始，清政府选定人员赴日留学，此乃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与此同时，农科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他们回国后，从事专业研究，成为专职人员，从而出现农学家群体。据王国席统计，到１９１１年为止，清政府共向日本派遣公费农科留学生共计１７２名［１３］，其中包括陈嵘等著名农学家，另外还有若干自费生，约共有２００余人。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农科留学生有案可查的约有２４人，另外，在有关清华留学生史料中，记载有从各机关转入清华的官费留美生４人，这样，清末留学美国的公费农科学生有２８人。另有学者刘曰仁研究，１８８１年至１９１１年，农科留美生约有５１人，其中公费３１人。清政府向西欧派遣农科学生有案可查的约有１３人［１４］１１５。综合上述数据，到１９１１年为止，中国在国外学习农科的留学生大约近３００人。这些农科留学生归国以后，大多从事农业科技和教育工作，成为我国农业研究和农业教育的先驱，如王舜臣、陈嵘、梁希、过探先、胡昌炽、邹树文、邹秉文等均是我国近代农业建设的奠基者与骨干。中华民国时期，利用各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培养留学生是政府留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如美国庚款留学生，１９０９年起，由清华园游美学务处办理选拔留美学生，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２０年，有农科赴美留学生７４人，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９年，有农科赴美留学生６１人，共计１３５人［１４］１１８－１２０。这个时期，依然有一部分农科学生到日本留学，主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等校学习。这些留学生归国以后，成为中国近代农业改良的迫切需求人才。如沈宗翰、曹诒孙、程绍迥、吴福桢等归国留学生，均成为当时著名的农业专家。

张剑等人根据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统计了２０世纪上半叶农学家的基本情况，他发现，在２３７名农学家中，有１８５人有留学经历，占７８％［１５］。再以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农业实验所为例，中农所成立时，集中了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农业专家，其中３２个技正，约有２０位有国外留学经历，这些人均是当时有影响力的农业专家。伴随着国家教育的兴起，通过国内农业教育体系化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致力于我国农业事业的学者。清末，清政府为了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在学制上进行改革，推广学堂，培养各级专业人才。自此以后，各地大、中、小各级学堂以及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纷纷成立，为我国培养了一支完全不同于旧式知识分子的科技队伍。在农业人才队伍形成方面，农业学堂有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分农业、蚕业、林业及兽医四科，为农业专业人才形成奠定了基础。进入民国以后，农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农业高等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南京金陵大学农科、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等农科大学相继成立，为农学家群体形成提供了人力资源。农业专业教育也进一步发展，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浙江省立森林学校、江苏苏州农业学校、上海公立兽医专门学校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农校，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家有很多是从这些农校走出来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时期本、专科农科学生毕业人数，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有１２０６人，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年有３１２２人，到１９３７年为止，共有农科学生毕业生４３２８人。另外，到１９３７年以前，我国还招收农科研究生１３名［５］１３２－１３５。这些本、专科毕业生以及研究生，构成了我国近代农学家群体的又一主要来源。例如园艺学家吴耕民、森林学家殷良弼、水稻专家卢守耕、农业专家沈宗瀚、土壤肥料学家彭家元、林学家贾成章、农业经济学董时进、林学家周桢是京师大学堂农科学生［７］１１６，耕作学家孙渠、遗传学家陈桢、作物学家叶元鼎、昆虫学家张巨伯、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土壤肥料学家张乃凤、水土保持学家蒋德麒、植物学家蒋英、农业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稻作学家周拾禄、农学家和小麦专家金善宝、棉花专家冯泽芳、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等人均是东南大学农科毕业生，玉米育种家和细胞遗传学家李竞雄、农业化学家孙羲是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生，植物病理学家朱凤美、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林学家郑万钧在江苏省第一农校学习过，蚕体病理学家曹诒孙在江苏苏州农业学校学习过，蚕学专家郑辟疆在杭州蚕学馆学习过，蚕业科学家杨邦杰在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习过［１６］。总之，无论出国留学还是本土学习，他们毕业以后，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推广，成为专职的农科工作者，进而成为农业专家，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农学家群体日渐确立，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三十年代农学各学科领域里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中国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得到重大发展。

二、农学社团的诞生和农学出版物的出现

戊戌变法之前，我国已有西方文化传入，分赴海外求学者也日渐增多。留学海外的农科学生，在留学所在地成立了农学学会，如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农学会，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新中国农学会，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农学团体。而从海外学农归来者和国内的农界人士，也都在积极从事农学社团的组织活动。１８９６年，张蹇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务农总会”，１９１０年，由南洋第一次劝业研究会发起，集各省农业团体和农务人员组织了全国农务联合会，上述组织的出现是我国农学社团的开端。进入民国以后，农界学人大幅增加，他们分别发起组织农学社团，社团向全国扩展。１９１６年，以国内和日本留学生为主的二、三十个学农的学人，于秋季在上海筹备全国性的农学团体，以联合全国研究农业科学的人。１９１７年１月３０日，筹备者在上海市召开了“中华农学会”成立大会，大会推举王舜成为临时主席，并选举王舜成为会长，余乘为副会长，林在南为事务部长，过探先为研究部长，邹树文为编辑部长。各科主任为各省著名农学学者。这样，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农业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成立。中华农学会是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团体的标志性组织。１９１９年，中华农学会有会员２００余人，分布于全国１４个省份。到１９３６年，该会会员发展为２７９１人，分布于全国２０余省市及日本、朝鲜及欧美各地［１７］，它内设农、林、土壤、植物病理、昆虫、畜牧兽医等多个专科学会，出版学术刊物，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农业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的创建，意味着中国农学家已经组织起来，形成有效能的科研力量，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在中华农学会的影响下，其他农学各分支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１９１７年，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凌道扬和留日生陈嵘发起成立中华林学会；１９２９年，留美生邹秉文、戴芳澜等人成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１９３０年，留日生吴耕民、胡昌炽、林汝瑶与留美生管家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园艺学会；１９３３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由留美生胡先啸、李继侗、裴鉴与留欧生辛树帜等创办。此后，又相继产生中国农业推广协会、中国稻作学会、中国畜枚兽医学会、中国农具学会、中国土壤学会等农业学术团体。以农学会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组织，加强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形成的重要表现。

随着农业学术团体的出现和农业研究的发展，学术交流日益需要，科研活动的成果也需要展示，农学类刊物和著作应运而生。各农学社团创办了会报。例如中华农学会于１９１８年创刊的《中华农学会会报》，为当时国内农学杂志的权威刊物之一，专业性较强，内容也较丰富，被一致认为是国内重要会报之一。其他还有《林学》、《中国植物学杂志》、《中国稻作通讯》、《畜牧兽医》、《园艺学报》等会报，均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农学类刊物。除了农学社团创办的会报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农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也创办农业类学术刊物，进行农业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比较著名的有：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印的《农报》和《农情报告》。《农报》创办于１９３４年，它传播农业试验研究成果，介绍国内外农林知识，报告农事消息，解答农事问题，内容深浅兼蓄，是当时介绍农业知识与农业技术的重要刊物。《农情报告》创刊于１９３３年，在当时堪称国内农业统计的权威杂志。金陵大学农学院于１９２４年创办的《农林新报》，该刊主要报道关于农林问题上的各种新知识，及金陵大学在农林问题上的新发现。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于１９３９年创办的《协大农报》，内容多为研究与讨论福建省农事问题，以及协大农科的研究报告。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农学类书籍出现，例如周颂原《中国作物论》（１９２４年）、聂信予《桑树栽培学》（１９３３年）、熊同龢《应用昆虫学》（１９３３年）、金国宝《中国棉业问题》（１９３６年）、缪毓辉《中国蚕丝问题》（１９３７年）等著作，中央农业实验所等机构编印的各种农学丛书和手册等，均体现了当时农业科技研究的成果。农学出版物是农业科学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述农学出版物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加速了农业科学职业化发展，从而推动了农业科技体制化进程。

三、独立的农业科学实验研究机构建立

农业研究实验机构是农业科技体制的核心建制，它们的建立标志着农业科技体制化的正式确立。清末，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准许引进和推广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其中，创办农事试验场是举措之一。１９０２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朝廷于保定创办直隶农事试验场，分蚕桑、森林、园艺、工艺四科，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具有一定独立意义的农业科研机构。１９０６年，清农工商部领衔筹建中央农事试验场，于西直门外乐善园官地建京师农事试验场，试验场做了一些引进、实验和推广工作。此外，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农业试验机构，１８９８年，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１９０２—１９０６年，济南、福州、沈阳、河北、江苏及四川、贵州等地区先后成立农事试验场等试验机构。至１９１１年，各省已有农事试验场等农业试验机构１００多处。这些农事试验机构引进近代农业技术及其试验方法，在我国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其成为农业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条件与内容。这些试验场虽囿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而绩效有限，但它的实践启迪了民智，开通了风气，给中国农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标志着中国近代农业科研的正式起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开始萌芽。辛亥革命后，农业科研机构有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南京政府前１０年，各级各类农业科研试验机构不仅数量有较大增加，而且人才、经费、各项研究事业也都有了较大改善，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出现了可喜的发展态势，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在此黄金十年时期逐步构建起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由于内外因素的冲击，中国传统农业处于衰落状态，“复兴农村”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解决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的困境和农村破产导致社会动荡的危机，大力进行农业科技的改良与推广，努力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对中国的农业、畜牧业、农村经济、养蚕业等方面实施技术改革和推广，并以持久有效为目的对农业技术改良进行广泛的研究。１９３２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国立农业研究机构———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直属于国民政府实业部，为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其主要任务为：“一、研究及改进发展中国农业技术并推广其有成效之结果；二、调查及研究农村经济及农村社会；三、以科学方法研究农产品或原料之分级。”［１９］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农业研究机构，政府给予其组织保障、资金投入以及良好的工作条件，中央农业实验所成为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建制中的标志性单位出现。在抗战前，国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央种畜场（１９３３年）、中央棉产改进所（１９３４年，后并入中央农业试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１９３５年，后并入中央农业试验所）等国家级农业机构，上述单位和中央农业试验所互相合作，开展了全国性规模较大的实验研究工作，使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抗战前，各省的农事试验场及农业研究机构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并且很多省农事试验场内部得到充实和调整。例如：１９２８年，陕西省设农棉试验场；１９３０年，浙江省设稻麦改良场，福建省设福建省农事试验场；１９３１年，四川省设中心农事试验场；１９３３年，湖南省设棉作试验场；１９３４年，广东省设甘蔗试验场，成立农林总场，同年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１９３５年，广西省设广西农事试验场。据有关数据，１９３１年，全国２２个省市都有专门从事农业科研和推广的特种及普通农事试验场及其他研究机构［２０］。另据１９３４年实业部统计，到１９３４年为止，全国共有５５２个农事试验场［２１］。

抗战开始，为了加强后方农业生产，后方各省还对省内各农业研究试验机构进行整合，建立了具有比较完备组织的省立农业研究中心。如浙江省农业改进所（１９３８年）、四川省农业改进所（１９３８年）、湖南省农业改进所（１９３８年）、贵州省农业改进所（１９３８年）、云南稻麦改进所（１９３８年）等。各省研究机构以引进、改良、推广农作物和畜禽品种为中心，开展各种农业科学试验和农业改进工作，对各省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许多大学农学院相继成立，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构建了农业科技研究机构的又一重要部分。金陵大学农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科、西北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等院校不仅从事农业人才培养工作，同时也是重要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它们开展农业科研、推广和调查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总之，这个时期，各级各类科学研究机构和农事试验场相继成立，形成了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农业科学研究试验机构体系，这表明中国农业科学事业已进入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机构的体制化阶段，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核心建制已经完成。综上所述，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各要素已经呈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初步确立。当然，因为是构建初期，农业学术性管理机构设立、学术评议、奖励政策等制定，尚不够完善，在日后的建设发展中，体制化日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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