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第一，皮凯蒂在对全球经济的历史与现实的总体把握上，一方面区分了社会中的产出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言明后者的不平等更甚于前者；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不平等的看法。经济力（或者说是财富/ 资本占有量）决定着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在皮凯蒂的论说中，将资本界定为“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14].可见，在皮凯蒂的语境中，资本是一个“存量概念”,既是可供投资和已投资的财富之和，又是“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的总和（用皮凯蒂习惯的表述，资本= 可供投资的财富+ 已投资的财富；资本=“物质”资本+“非物质”资本）。在对已有的史料和数据进行严谨地学术分析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进行细致考察，不难发现，社会不平等是多维的，其中，产出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全球的收入分配比产出分配更不平等，原因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更可能拥有其他国家的部分资本，因而能够得到来源于人均产出更低国家的资本收入”[15].历史数据的趋势指明，收入的不平等将会成为21世纪不平等的肇因和主要特征。同时，从皮凯蒂的分析语境中，也正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并认为不同的不平等有着不同的机制，对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不平等，作为一个“否定性”概念，是社会“失衡”的外在表现，会对社会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如社会分层、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动乱等等），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它的存在也必有其合理性，也会对社会产生积极、良性的影响（如多劳多得、对有劳动能力者不劳不获等），这点也是不言自明的。简言之，不平等，固有其“恶”,但又很有必要。皮凯蒂所寻求的拯救21世纪的良方，是建立在对不平等透彻认知基础之上的。

　　第二，皮凯蒂在对不平等的历史深入省思的过程中，特别关注收入的不平等，着重分析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纵观不平等的历史，皮凯蒂清晰地认识到“不平等的演化历史不是一条漫长而宁静的河流，中间有很多迂回曲折，当然也并非难以阻挡、按部就班地趋于‘自然’均衡点”[16],并将不平等的历史归为一部混沌的政治史。在书中，皮凯蒂从两方面实现了对收入不平等的深度解剖。一是在对过去三百余年的收入不平等演变史的研究中，按照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他显示出了对劳动和资本之间不平等的特别关注。“收入总是可以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17],“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18].二是论证了不平等的数量级问题。或言之，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温和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这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又是极端的？表1（不同时间空间下的资本占有不平等）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直观驳斥；表2（不同时间空间下的劳动收入不平等）[19]是对第二个问题的有力论证。很清晰地看到，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但是并不表示这一不平等不存在或者不会激发社会冲突，这些将其视为温和、理性的不平等显然是错误的。可以说，与资本所有权相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不如它那么极端而普遍。三是皮凯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体察中，探明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γ>g（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

　　其中γ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 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这也是产生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21世纪资本论》的核心观点是“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20].γ>g 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和分化的根本力量的“出场”,是通过对冷战期间的福音--“库兹涅茨曲线”（又叫“钟型曲线”“倒U 型曲线”[21]）--“翻转”的结果。从“倒U 型曲线”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在开始的时候会恶化，但之后便会逐步改善。在库氏看来，“第一阶段收入不平等的自然增长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关联（对美国来说大概是19世纪），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不平等大幅度减少的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22].简言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等现象是正常的，它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行消退。然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数据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趋势。

　　通过对1870-2010年欧洲资本/ 收入比和1910-2010年美国收入不平等数据的处理分析[23],皮凯蒂得出了属于自己的“U 型曲线”,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γ>g,它也是根本性的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一不等式囊括了皮凯蒂“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24].在此基础上，皮凯蒂还提出了衡量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两大重要指标。一是α=γ×β（α代表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重，β代表资本/ 收入比）。作为一个比例，它衡量的是一年的国民收入如何在如何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作为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它用简洁直白的方式“阐释了资本存量与资本收入流量之间的关系”[25];作为一个纯粹的会计恒等式，它“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26].二是β=s/g（s是储蓄率，g 是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资本在收入分配中重要性的主要指标，它指明了某一时点一国资本存量与其当年的国民收入比；作为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它言明这样一个事实：“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相对于收入而言），而巨额资本反过来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27]作为一条渐进式定律，它“只有在长期才有效”,只有“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人类可以积累的资本形式上”,只有“当资产价格的变化与消费者的价格指数的变化大体相同时”,才会成立[28].通过历史分析和数据处理，皮凯蒂确证了国家间的收入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富国人均月收入2500-3000欧元，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月收入仅为150欧元左右，全球人均月收入同中国差不多，在600-800 欧元[29].无论是从代表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重（α）来看，还是从资本/ 收入比（β）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分配曲线一直呈U 型。依此趋势预测，21世纪的中心议题依旧是收入不平等。

　　总之，在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后，皮凯蒂断言“:当今社会的不平等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种不公平更难用文学来体现或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因为这种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层社会对比大众，而是一种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公平。”[30]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界定：“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

　　在历史上，工作（或劳动）、遗产继承、盗窃和劫掠等都是所有社会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皮凯蒂在书中将后两者排除在外，回答了通过工作和继承遗产在财富中占有量的问题。随着遗产继承在收入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社会也转向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时代。

　　首先，在对两百年间的遗产继承情况进行追踪的基础上，皮凯蒂确证了不同时代的“财富观”.依照法国近两百年的遗产继承情况，他发现“婴儿潮”（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代，认为“通过勤劳而不是靠祖先庇荫致富已经是‘新常态’”.与之相对，“70后”和“80后”的感受却完全不同，“他们感受到（或多或少）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显现”[31].在皮凯蒂看来，财富继承将会在当今世界重新崛起，自2010年以来，尤其是对“70后”而言：“继承财富将占其一生财富资源（包括来自继承和劳动）的1/4.”[32]时至今日，“90后”已经开始迈入社会，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买房和社交），财富继承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态度。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生存际遇，决定着不同的财富观。对“40”后、“50”后和“60”后而言，勤劳便可致富，努力奋斗就能改变命运，“勤劳致富不仅是合乎道德的选择，更是最可获利的理性选择”[33],故而可以讲求“拼搏”;对“70”后、“80后”甚至是“90”后而言，不能说奋斗无关紧要，但并不像他们的前辈们那般顺利，毕竟当今诸多“蜗居”的人们和“蚁族”也足够努力，但对他们而言，“拼爹”貌似是迅速致富、提升生活档次的捷径。因此，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便横亘在我们面前--在21世纪，是该“拼搏”,还是该“拼爹”?若没有“爹”可拼，那该拼什么？

　　其次，在对可靠的历史数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皮凯蒂指出了两种完全独立的测算遗产继承额的方法--“会计流量法”和“经济流量法”.在对1820-2010年法国各年度遗产继承额占国民收入比的可靠分析后，指出：“从广义上说，要估测某国的遗产继承额有两种方法：可直接采用观察到的遗产和馈赠额（例如通过税收数据：此为‘会计流量’），或者也可考察私人资本并推算某给定年份的理论值（此为‘经济流量’）。”[34]其中，前者虽然方法较为直接，但由于许多国家的税收数据统计不全，而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后者则不依赖于征税数据，可更全面地推算财富的转移。因此，皮凯蒂提出了年度遗产和馈赠额的公式：by=μ×m×β（其中，by 代表年度遗产和馈赠额，m 代表死亡率，而μ 则是逝者死亡时的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率）。如皮凯蒂所言：“这样的分解完全是数理意义上的，从公式定义看，该公式放之四海而皆准。”[35]本书将遗产继承分解为相联系的三大要素互相影响的结果，这对于“思考遗产继承及其演变历史有重要意义”,因为“每个要素都对应着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和观念”[36].也正是因为μ、m、β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财富继承也才呈U 型（法国尤是如此）。

　　最后，在对社会财富的分布情况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皮凯蒂探明了当今社会的一些新情况。由于不均的社会财富分布状况，一些新的社会现象也随之而现。

　　一是“越老越富”的现象已成常态。通过对1820年以来的法国各年龄段平均财富状况的研究，发现当前社会的财富集中于中老年人之手。随着人均寿命延长，死亡率和遗产继承的时间都会向后延伸，但财富继承的重要性（或者说是比例）未必会在未来的社会中减弱。尽管继承时间可能会往后推，但毕竟继承额会逐渐增加，“因为在老龄化社会，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