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丧葬礼俗探析

时间：2015-12-20 18:54:31 所属分类：伦理学 浏览量: 114

论文关键词：汉代，丧葬礼俗，原因，影响 论文摘要：在中国古代丧葬史上，汉代的丧葬礼俗颇为突出，它是在秦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而形成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在内。当然，汉代丧葬礼俗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效

　　论文关键词：汉代，丧葬礼俗，原因，影响

　　论文摘要：在中国古代丧葬史上，汉代的丧葬礼俗颇为突出，它是在秦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而形成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在内。当然，汉代丧葬礼俗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并对当今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丧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既有考古文化作为其客观存在的依据，也有典籍记载作为其历史事实的背景，同时，还有统治者和平民百姓都共同实行的丧葬礼仪作为其真实生存的基础，因此，它是最宽广也是最真实的一种上下层文化交错的习俗。”[1]所以，研究它对于我们全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大意义。本文仅就汉代的丧葬礼俗作一粗略的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汉代丧葬礼俗，内容颇为复杂多样。在统治阶级和平民百姓中广泛存在。之所以能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在内。

　　1、“灵魂不灭”观念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无从解释，从而对身边的事物存在恐惧与敬畏，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信仰。伴随着这种信仰，人类不断认识周围事物，与此同时，人类也试图对自身的存在作出解释，为了解释人类的精神活动和身死现象，灵魂说应用而生。古人认为人死后肉体消失，但灵魂不灭，仍能参与和影响人们的一些活动。这种观念一产生便迅速盛行，至汉代仍为各阶层的人们所推崇。

　　汉代人相信人死灵魂永存，还会在另一个世界像活人一样继续生活，因而注重把死人当作生人看待。为了使死者能过上舒适、安稳的生活，墓室的形制和结构尽量模仿现实中的房屋，随葬品尽量将生人所用的工具、物品纳入墓中，甚至将房屋、田地和家禽、牲畜之类也制成模型和偶像，以供随葬。完全用现实生活来为死者构造地下世界，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2]。这种现象在许多汉墓中均有发现，如古城汉墓，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的砖彻多室墓，由墓道、通道、前室、后室和耳室几部分组成。出土器物有釉陶仓、釉陶井、陶狗、陶鸡、五铢钱等。

汉人也相信“人死为鬼，有知”，可降福生者，亦可祸害生者，那么为求死者对生者的保佑，祭祀就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上至皇帝，下迄百姓，乐此不疲。西汉帝陵园中有寝，陵外立庙，均为祭祀之所。班固《汉书·韦玄成传》载：“园中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到东汉时，陵园礼制除维持西汉礼俗外，开始举行规模空前的上陵礼。官僚地主在坟墓前建有大规模的祠堂，作为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之场所。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家庭贫寒者，虽无力造祠堂，但仍要定期到祖坟吊祭，俗称“上冢”。如汉武帝时的朱买臣，家贫，靠打柴为生，其妻去而嫁于他人。一天，“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其间，故妻与夫家具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3]。

　　2、汉代统治阶级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影响

　　孝的观念在商周时已见于文献记载，后经春秋战国时儒家学派的整理、阐释与渲染，逐渐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一个更为系统化、理论化的完整体系。两汉时期，儒家非常提倡孝道思想。儒家经学取得独尊的地位后，使“孝道”思想渗透到了统治阶级政策中。统治者不但提倡孝道、褒奖孝行，而且以“孝”取仕、育人，甚至纳入法律。文帝时多次对孝悌力田者，予以物资奖励，并“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3]。武帝时，设立了常举科目“孝廉”，把它作为士民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平帝时在基层学校庠序中以《孝经》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东汉则进一步提高《孝经》，把其视为治国安民的法典。“《孝经》者，夫制礼，乐人之本。”[5]

　　在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下，“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表现在丧葬礼俗上就是厚葬成风。厚葬在汉代可谓是兴盛至极，在帝王、贵戚、官僚等上层社会的丧葬礼仪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晋书·索琳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代在位最长的汉武帝刘彻的茂陵据载：“陵高为46.5米，顶部东西长39.5米，南北宽35.5米，陵底边长240米”[1]，气势极其宏观,并且随葬品极其丰厚。《汉书·贡禹传》载：陵中“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皇帝既然如此，下面的王侯勋戚、贵族官僚等，便肆无忌惮，大肆铺张。《汉书·霍光传》载：大将霍光死后，朝廷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壁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奏各一具，枞木列藏椁十五具”，并“发三河卒穿复士，起冢祠堂”。有鉴于此，有的士人批评厚葬，提倡薄葬，以矫世风，如王充、王符等人。

　　3、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

　　“纵观我国古代历史，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凡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情况较好的时期，往往也是丧葬礼俗发展的高潮期”[6]。汉承秦制，汉政权继承并发展了秦王朝的统治规模和封建专制制度，成功的把一统大业坚持数百年之久，显示出统一政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汉初，百废待兴，统治阶级采取恢复生产、劝课农桑、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发展，使汉代出现了国力强盛、民众富庶的繁荣景象。政治上，经过剪灭异姓诸侯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使封建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巩固和统一。经济上，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和各种有效的措施，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此，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个人积蓄，都大有增长。东汉时，在天下扰攘之后，重建大一统政权。统治阶级继续采取了有利的政治、经济措施。从而使政治更加巩固，经济更加发展，并且使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总之，两汉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大部分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持续发展。先后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光武中兴”等治世局面，为丧葬礼俗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

　　一种事物能够生存下去，就有它生存的价值和理由，丧葬礼俗也不例外。汉代丧葬礼俗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需要，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但是它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汉代丧葬礼俗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无益于死者，有损于生者。统治阶级仍然遵循儒家的“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不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还追求死后的享乐。西汉以节俭著称的汉文帝修造霸陵时，“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3]比较节俭的皇帝多是如此，更何况其他昏庸之辈，劳民伤财的程度可想而知。如西汉成帝，初建延陵，已费十年，但对延陵不满，改建昌陵，五年不成，又回延陵重建，以至造成“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疲敝，府藏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3]的严重局面。 而贵族富豪之家，则在墓旁建造祠堂。如《后汉书·安城孝侯赐传》载：“（光武）帝为（赐）营冢堂，起祠庙，置吏卒”。至于民间，耗费虽不能与帝王富豪相比，但都竭力效仿，《汉书》曰：“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婚嫁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如《汉书·韩信传》载：西汉初年还未发迹的韩信，因为家庭贫寒，母亲死后没有财力安葬，于是“营高燥地，傍可置万家者，以为冢”。当然，也有亲行薄葬者，如龚胜、赵咨、梁商等。他们的薄葬言行，虽对扭转世风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但毕竟使人感到了一丝清新之风。

2、墓地占用了大量的可耕土地

　　汉代坟丘广泛流行，除墓以外，各类墓上都有坟丘。帝王坟丘之高、占地之广，可谓惊人。汉代帝王之陵的陵园面积都很大，根据近年实测，“汉高祖长陵底部东西166.5米，南北155.4米，高31.64米；景帝阳陵底部东西166.5米，南北155.4米；武帝茂陵规模最大，底部边长231—234米，高46.5米。昭帝以后诸陵，大致底部边长也都在150米上下，高30米以上”[7]。东汉帝陵与西诸陵不相上下。贵族、官僚也纷纷效仿，他们的墓丘务求其高，“积土如山，列树成林”[3]。史书上所谓“窦氏青山”、“卫青庐山”、“霍去病祁连山”等，都是形容汉代勋戚坟冢高大。这些墓地可谓占地之广。地主、贵戚对土地占有的重视，还体现在“买地劵”上，它是一种随葬品。在东汉贵戚、地主的随葬品中有时发现一种购买墓地的券约。它出现在东汉前期，流行于中晚期。现在所知出土与著录文字比较清楚、且有纪年的买地券10多件。这种地券，它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证券放在墓内，使死者有所凭持，以保证对墓地的所有权不被侵犯。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欲。总之，这种以墓田自由买卖、借埋葬死者来扩充冢地，正是现实生活中土地兼并激烈的一种反映。

　　3、败坏了社会风气

　　汉代丧葬礼俗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主要体现在赙赠上。人死以后，赠送财物给丧家叫赙赠。它包括助丧和敛财两种情况。前者为丧家贫寒，治丧有困难，亲朋邻里自动捐赠些钱或物，帮助料理丧事。这自然是好事。后者则不然，它是借治丧向他人索取财物。汉代，由于崇尚厚葬，治丧费用越来越大，所以，这种敛财性赙赠，也就极为盛行。赙赠严重的危害了社会风气。汉代，赙赠盛行，有的人在亲人死后，为多收赙赠，四方报丧，大宴宾客，毫无哀痛之情。反而以送赙多少而划分亲疏，送赙多者则视为亲，少者则视为疏；有的人，尤其是地主官吏和乡绅豪吏，凭借权位，勒令他人送赙，以其来购置产业，发财致富，拉帮结派，徇私枉法。就送赙者而言，虽然有的是出于对死者的哀悼和对丧家的同情；有的是慑于丧家的权势地位，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也有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以赙赠作为一种诱饵，从而导致官吏腐败，贪污受贿。如西汉时的朱建：“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3]，曾严词拒绝辟阳侯对他的拉拢。后来，朱建母死，友人贾陵往见辟阳侯说：“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也”[3]。辟阳侯遂送赙百金。朱建受赙后，果然，反其往，变成了辟阳侯的死党。文帝时，辟阳侯被淮南厉王所杀，朱建也畏罪自杀，死于受赙。

　　三

　　汉代丧葬礼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存在。虽然它在某种意义上看，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为后世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物质史料和文化财富，但更多的是给社会的安定繁荣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移风易俗，改革殡葬已成为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当今社会国泰民安，人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然而他们没有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归功于党的政策英明，而错误地认为是祖宗显灵，于是把大量钱财花在购置大片土地、营造祖坟、修建祠堂上面，从而导致死人在不断的吞噬着有限的土地。据《中国消费报》1993年6月19日载文统计，我国近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500万亩，其中因丧葬占去的耕地就达40万亩。与此同时，丧礼也大操大办、比阔气、摆排场，相互攀比，影响极坏。广东《亚洲时报》报道：陆丰甲子镇上演了一场两个小时的“风光大葬”，参加丧礼的人将近三千人，送葬队伍近一公里，丧宴超过三百席。更有一些官员借助葬礼检验人脉，收受礼金。广东《新快报》报道，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田某母亲葬礼上收受贿款，受贿人民币42680元、港币98000元、美金37284元。

　　这种丧葬陋习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近年来国家提出殡葬制度改革，推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新措施，这既节俭了社会财富，减少了土地浪费，还打消了一些人借丧葬搞大操大办的奢靡现象。总之，我们要树立起改革意识，坚决改变人们旧的丧葬观念，不断提高全民素质，树立健康文明的丧葬新风，建立新型的殡葬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1] 陈华文：迷失的孝道：中国厚葬之风透视[J]，《远古文化》，2006年第2期。

[2] 桓宽：盐铁论[M]诸子集成，第八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4] 陈立：白虎通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5] 郝建平：论汉代厚葬之风[J]，《临 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6] 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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