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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大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周易》,这里的大是对乾即天的赞美,是伟大的意思。 后来,老子深化了对大的研究。老子所说的大是道的同义语。老子认为大即道,是一个在天地之前就有的、浑然一体的、独立永恒运行的、产生万物的东西,不知道它的名字,把它叫做
一 对“大”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周易》,这里的“大”是对“乾”即天的赞美,是伟大的意思。
后来,“老子”深化了对“大”的研究。老子所说的“大”是“道”的同义语。老子认为“大”即“道”,是一个在天地之前就有的、浑然一体的、独立永恒运行的、产生万物的东西,不知道它的名字,把它叫做道,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大”。正是这个原因,老子才借助对音乐以及形象的感悟来解释“大”,同时也是解释“道”。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中的“大”的解释,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这里的“大”是与小相对的,以成复旺、蒋孔阳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是完美的意思,以陈鼓应、祁志祥为代表。按照这两种解释,都会陷入矛盾。最大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声音,最大的形象是看不见的形象,让人始终想不明白。这种矛盾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对“大”在相关语境下的涵义理解差异与偏颇。其实,老子只侧重于谈具体形象的实质,按照一般的观点,“音”、“象”都有听觉与视觉上的美感共通性,不过老子重点是从“道”的自我生成角度来谈“大”的,因此“大”是“道”的同义语,是纯粹、无限的意思。“大”是生命的本体,超越的依据,也必须是无限的意思。这两句话也就是说“道”就像是纯粹的音乐以及纯粹的形一样凭人的感官是不能直接感受到的,要凭人的直觉与想象才能感悟到。正因为从感官上说,“道”是人的眼睛看不到的,耳朵听不见的,所以说道是“无”。这种“无”不是没有,这是相对于万物诞生之前的世界状况而言的。“道”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他物,也是人们用言辞无法准确形容的,所以是无限的意思。因为它是万事万物的源头,所以是最高的本体。但万物又是由“道”产生出来的,所以又不能不说“有”。 “大”是“道”的显现,“道”是“大”的本原,所以才有后来老子论述的万物的“大”。这种“大”实际上是对纯粹美的抽象。以“大”为美,就是以“纯粹”为美。因为老子是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老子认为各种声音会使人的耳朵听不到真正的声音,各种颜色会使人的眼睛看不到真正的颜色。真正的美是“道”的美,是天然之美,是无限之美。这是因为在老子看来,“一切感性具体的美,现实事物的美都是人为的美,往往虚假、不真实。真正的美是纯任自然的美,是趋向无限、绝对、普遍的最理想的大美”。与西方美学相比,老子所说的“大”大致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Hegel)所说的“理念(Idea)”,因为二者在特征与地位上都很相似,只不过老子的美学思想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罢了。
老子之后,孔子对“大”也有所论述。孔子的“大”不是从美学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从政治与道德的意义上来讲的,是伟大的意思。孔子以“尧”为例,认为“尧”很伟大,可与天相比。“尧”深得民心,其伟大不能用语言表达,这种伟大不仅表现在典章制度上,而且表现在功绩上。“大”在这里是对上古贤君——尧的道德评价,只能引起人们对“尧”的敬畏之情,并伴随着一种神秘的气息,还不是美学意义上的“大”。孔子对“大”的论述源于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因为孔子崇尚中庸,主张尊崇周天子,克己复礼。所以他的“大”源于有意志有道德的人格化的神——周天子的“大”。孔子从对“周天子”与“周礼”的敬畏出发,主张人在“天”(即人格化的神)面前只有敬畏,也只能敬畏。“尧”是大人,所以我们要敬畏他。这种作为人格化的神与“大人”的“大”带有神秘的、政治的、宗教的色彩。
孔子的“大”和西方美学中的“崇高”,就它们所指的对象都具有数量和力量的巨大这一点来说,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也有重要的差异。第一,“大”包含对所指对象的道德的评价,而西方美学中的“崇高”则不仅仅包含对所指对象的道德的评价,还包含对所指对象的形式的直观把握与心灵顿悟,哲学与美学色彩更浓烈一些,比如Addison(艾迪生)、Burke(伯克)、Kant(康德)、Hegel(黑格尔)、Gothe(歌德)、Scheller(席勒)等等。第二,按照西方一些美学家(主要代表是康德)的看法,“崇高”的对象之所以崇高,是在于对象的巨大、无限等特点引起了主体对于自身理性能力的自觉,以及在人的感性能力无法把握这种无限的对象而产生失败感时,人的理性能力对感官能力所显示出的优越性而使人感到的愉悦。而“大’所指的对象却不一定能引起主体对于自身的理性能力的自觉,也不一定能使人产生对感性能力的失败感和理性能力对人的感性能力的优越感。它只能引起主体对于对象的一种敬畏之情,并且伴随着一种神秘感。
这是“大”和西方美学中“祟高”范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孔子的“大”和中国美学后来出现的“壮美”“(阳刚之美”)也不是同一个范畴。这两个范畴的主要区别在于:“大”使人敬畏、崇拜,“壮美”虽可使人惊怖却并不仅仅使人敬畏、崇拜,如清代魏禧所说“惊而快之”、“且怖且快”。但与老子相比,孔子似乎已经把人们对“大”的注意力由对宇宙的认识转移到了个体的人身上,仅就这一点而言,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孟子沿着孔子的方向,把“大”的范围限定在了个体的人格身上。孟子认识到美与美感的社会共同性,作为人格美的基础。进而把人的个体人格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这种划分是通过孟子与浩生不害对乐正子的评价得出的。
“善”即符合仁义等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信”是个体的人把仁义等原则贯穿于其行为之中而不背离。“美”即“充实”,是人们不仅遵守仁义等道德原则而且把它们融入自己的人格中,使之成为立身处世的准则。因为,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信是人之所为人的重要品质,是从政以及侍奉父母的必要条件。而“圣”是个体人格更高一级精神境界的体现,因为它不仅需要个体把仁、义、礼、智、信都融入到自己的人格中而使自己的人格显得光彩照人,而且还承前启后,既对前代有所吸收又有所创新,感染力极大,成为后世人格的典范。“神”则指个体的人格达到了“圣”的境界又让人看不出是如何达到的。“大”介于“美”与“圣”之间,指个体通过不懈努力使自己的身心具备了仁义礼智信的美德而成为儒家理想中的人,从而在人格精神上达到比“美”的程度更强烈,范围更广泛的境界,达到一种光彩照人的境界,即人的这种合乎本性的美好品德与人的天赋外表相称,内在美与外在美相得益彰。孟子将“大”解释为“充实而有光辉”,是从个体人格上说的,主要指的是人的道德精神的伟大。孟子的“大”高于美,侧重于人格修养,主要是顺应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善”,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产物,侧重于社会美。因为当时周朝走向衰落,周天子大权旁落,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孟子认为,此时士人应该抓住时机,顺应时势,努力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施行仁政。而要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必须要先使自身具备这种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与素质,即自身人格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修身达到圣人的境界就成为了首当其冲的任务。圣人不是天生的,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只要努力,人人都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怎麽样才能达到呢?孟子提出了“养浩然正气”的修身方法。与西方美学相比,孟子对“大”的论述倒是更接近于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美学,尤其是Kant(康德)的“人是目的”的基础上的对崇高的论述,前者只不过更侧重于人格修养,后者只不过是为了凸显理性而已。
二 庄子把“大”提升到美学范畴的高度。庄子的这一思想受老子的影响最大。因为庄子的“大”与老子所说的“大”同义,也是指无限,是对“道”的解释。庄子认为,“道”是能包容涵盖万物的无限。在庄子看来,“尧”虽然很圣明,他所奉行的政策也为人民所称道,但与“自然”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庄子把前者看作是“美”的,即有限事物的人为的合目的性;把后者称为“大”,它是相对于美而言的,是整个宇宙范围内的美,是一种无限之美。庄子把“美”与“大”进行了区分,认为“大”高于“美”。因为“大”体现了“道”的顺应自然规律、无限的力量,体现了纯粹的自由,体现了天道的自然无为、无所不能的力量,体现了不为一切有限事物所束缚的最大的自由。庄子所说的“大”美即无限之美。
这种无限之美,庄子有两处论述得比较充分。
一处是在《秋水》中借河伯观水之美碰见北海若的寓言,另一处是庄子借用一个浅井中的青蛙请东海之鳖来观赏它自以为有无穷的美和乐趣的小水沟。鳖来了,但因为井太小而没有观赏成浅沟之水的美,于是东海之鳖向青蛙讲起了东海的“大美”,说东海之大超过千里,东海水深超过最高的山。大禹的时候,几乎年年下大雨而东海的水没有溢出;商汤的时候,几乎连年干旱,但是东海的面积却一点也没有减少。这种不随时间与容量而变大或缩小的令人崇敬的伟大就是东海的大美呀。
庄子所说的“大”美类似于人们今天说的“壮美”,是人与无限融为一体而产生的夹杂着惊叹的审美愉悦。它不是因人的感性能力对无限的把握的失败而产生的消极的痛感与恐慌,也不是人们意识到理性能力并为理性能力从自然中独立出来而产生的愉悦,更不是理性能力对无限的把握的绝对要求,使得人可以借助超感官能力对其进行总体把握而凸显出的理性能力对感性能力的优越而产生的快感,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物我同一的静态的美。
与老子相比,他们都把“大”解释为无限,都是对“道”的解释,针对自然美而言的,具有“朴素”、“贵真”、“淡然无极”的审美特征,是美的最高存在,具有自本自根的永恒的性质。不同的是,老子推崇自然美,否定社会美,认为人为的都是不真实的。庄子不否定社会美即人为的美。庄子以尧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尧虽然对天下人十分体贴,对任何死去的人没有不吊唁的,没有任何贫困的人民被抛弃的,他充分理解和关心人民的情感,不让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亲人过分悲痛,也不让死去的人担心活着的子女和妻子。这种政策深得人心,可以称得上是美政,但算不上是“大”。“大”比“美”更高一级。“大”存在于天地之中,天地是客观的,自然也是客观的,天地之中的万物是有规律的,但万物的运行规律源于自然规律。所以尧的政策虽然合乎社会规律,可以称之为美,是现象层社会层的美,但不具备生命上的超越性,不能称为“大美”。只有冥合自然的美才能称之为 “大美”。由此可见,庄子的“大”高于“美(社会美)”,是顺应自然规律的美,侧重于自然美。
与孔子相比,他们都有对人的道德的肯定,尤其是对尧的肯定,也都是从政治与道德上来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子肯定的是尧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美德,认为是后人应当效仿的。庄子则着眼于“道”,是对“大”的纯粹审美直观,并且把人为之美与天然之美区别开来,通过对比最终肯定天然之美。在对“大”的论述上,这是庄子比孔子进步的地方之一。而且,庄子明确提出了“大”美这个美学范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是庄子在对“大”的论述上比孔子进步的第二个地方。孔子对“大”的论述是有着很强的功利目的的,即为了实现其克己复礼、尊崇周天子的政治抱负,不是完全美学意义上的;庄子则是在无功利的独立不羁的心境下做出的,是无目的的,是纯粹审美意义上的论述,这可以算是比孔子进步的第三个地方。从风格上来讲,庄子多用寓言等轻快、幽默的形式,也比孔子论述得更生动、更灵活、更能给人以审美享受,这似乎可以算作庄子比孔子进步的第四个地方。孔子把“大”限定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带有非常强烈的等级色彩,与之相比,庄子则站在万物平等的角度来论述,比如庄子不仅论述天地之“大”,而且论述大海之大,不仅没有肯定最高统治者,反而弱化最高统治者,没有孔子那样的政治气氛与等级的色彩,这是庄子比孔子在对“大”的论述上进步的第五个地方。
与孟子相比,庄子与孟子在论述“大”上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自由的精神与平等的意识。因为孟子肯定的是个体的人格而不像孔子那样尊崇最高统治者,主张养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就隐含着平等的意识与自由的精神,因为人人都可以养浩然正气。无独有偶,庄子肯定“道”,激励推崇天然之美,主张狂放不羁、无所待的“逍遥游”,也是渗透着平等意识与自由的精神的。二是都认为“大”高于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孟子主要从个体人格的角度来论述“大”,庄子则主要是从对天地的崇敬的角度来论述“大”的。孟子侧重于人格修养,主要是顺应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善”,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产物,侧重于社会美,重视人为美;庄子崇尚自然美即侧重天地之“大”美即天然美。
与西方美学范畴中的“崇高”相比,庄子主张的“大”美没有宗教的神秘氛围,而是一种令人欢欣的积极的美,充满着对人追求绝对自由的精神与伟大的气魄的赞颂。庄子所说的“大”是一种不受社会伦理道德等束缚的个体的纯粹自由,是对伟大的自然力量的赞美,是任性而自然的,狂放不羁的,是一个纯粹的审美范畴。
三通过对“大”的有关论述,似乎可以说“大”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然——最高统治者——个体人格——自然”这样一个圆形过程,反映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宇宙观,生命观,渗透着对人的终极关怀与浓厚的生命色彩。这正凸显了庄子这样一个狂放不羁的美学家的伟大与不朽。这样一个过程正是中国古人的生命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人生于自然复归于自然的生命观的最好的诠释。或许,这还是庄子这样一个在当时不为人所重视、所理解的人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备受关注的原因吧!其实,庄子所谓的“大”是对宇宙本身的描述,是最真实的诗,也是最具有诗意的真实,因为它充满了生生不已的生命气息,广纳宇宙精神之精髓,这也正如叶燮所说:“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之自有之美也。然孤芳独美不如集众芳以为美,待乎集事在乎人者也。夫众芳非各有美,即美之类而集之,集之云者,生之植之养之培之,使天地之芳无遗美,而其美始大。”
参考文献:
[1]孔智光.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304 页 [2][清]叶燮.已畦文集·滋园记.据梦篆楼重刻本.见: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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