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佛西社教演剧理念、规划及实践

时间：2015-12-20 21:43:19 所属分类：戏剧表演 浏览量:

熊佛西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着名人物，无论在戏剧理论建设或戏剧教育领域均卓有建树。 新时期以来，有关其研究逐渐升温。据笔者在CNKI 检索近三十年来有关熊佛西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三十余篇,研究基本集中在其抗战之前的定县戏剧实验时期，包括他所提倡的向上的

　　熊佛西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着名人物，无论在戏剧理论建设或戏剧教育领域均卓有建树。

　　新时期以来，有关其研究逐渐升温。据笔者在CNKI 检索近三十年来有关熊佛西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三十余篇,研究基本集中在其抗战之前的定县戏剧实验时期，包括他所提倡的"向上的意识"、"趣味中心、单纯主义"戏剧美学、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在定县戏剧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现代性戏剧思想（ 特别是舞台形式变革方面） ,而对其抗战时期的戏剧理论和实践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既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重视不够有关，也和史料限制及其他历史原因有关。

　　大量史实证明，熊佛西在抗战时期不仅撰写了很多理论文章，而且创办戏剧学校，深入参与各种戏剧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不仅延续了其定县戏剧实验思想，同时也有很深入的发展。比如他对前苏联政治戏剧理念的吸收、抗战戏剧的"基本国策论"、抗战戏剧舞台形式的理论变革与实践探索等都卓有新意。特别是他以戏剧社会教育为核心点所形成的一系列戏剧理念与戏剧实践，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值得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熊佛西抗战时期戏剧思想的转变，特别是其有关抗战戏剧社会教育的理念、规划和实践，和当时国民政府及文艺界整体的思想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抉择，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对他这部分思想的厘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此点。同时，熊佛西是大后方戏剧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代表，如果缺少对熊抗战时期戏剧思想更深入的研究，不仅是对他本人的研究不够完整，同时对整个中国现代戏剧史研究来说也是一种缺失。因此，本文将通过大量一手史料，论述熊佛西在抗战时期戏剧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他在抗战时期以戏剧社会教育为核心点在演剧理念、演剧规划、演剧实践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期为弥补这一缺憾抛砖引玉。

　　大量一手史料表明，抗战时期熊佛西着力提倡的是戏剧的社会教育，而不只是传统的戏剧教育，前者是用戏剧为武器去从事教育社会民众的社会工作，而后者更多的是指戏剧的艺术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专门的戏剧人才。和这一时期其他艺术家相比，他有关抗战戏剧社会教育的理念更为清晰完整，并且其相关思考不是零星的而是非常系统化的。本文将从其抗战时期的社教演剧理念、规划及实践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社教演剧理念： 民族国家意识、现代公民意识、戏剧社会教育

　　整体来看，熊佛西在抗战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大声疾呼，认为要避免亡国的危险并且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培养出战时中国所匮乏的民族认同意识及公民意识，必须实行社会教育，而其中最好的社教工具是抗战演剧。历史地看，他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戏剧社会教育观，和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是不能分开的。

　　1. 民族国家意识

　　抗战是民族危机的总爆发，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在危机重压下的总爆发，是全民参与的伟大的民族自救运动的兴起。生死存亡中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全民族的最高理想和共同追求，民族国家意识压倒其他一切意识，包括启蒙主义所大力张扬的人本意识，成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力量。抗战时期，因为特殊的国情（ 国民以农民为主体，文盲占大多数） 话剧以其特有的优势（ 形象性与直观性）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小说和报纸等（ 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地区） ,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媒介。

　　美国学者安德森 （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认为，民族的形成是国家出现以后的事。进入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时代（ 17世纪之后） ,当这些国家人民的身份从过去的臣民（ subject） 转向公民（ citizenship） 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层面的民族才渐渐出现： "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 limited） ,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在这种"想像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 中其成员无法全部互相认识，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这样一个设想的群体，这些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从一个核心地区出发扩展，产生了一个民族意识和一个民族认同的感觉，需要宣扬共同的价值观与文化观，因此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系统中印刷媒体的出现而这些印刷媒体反过来帮助了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感的形成。

　　出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其时的国民政府还是知识文化界，均表现出努力培养国民以民族国家意识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努力，为此专门制定了精神总动员计划，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戏剧社会教育规划。

　　抗战伊始，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熊佛西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培养普通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是抗战能否胜利的关键。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以阐明他的观点: "在救国工作上，政府有政府的责任，人民也有人民的责任，都应该想对于国家，有所贡献，我是一个戏子，所以便时时想到'戏剧救国'的问题。我并不是请大家都作戏子，我却认为一方面一个国民，是应该尽他所应尽的责任，同时，戏剧的确是文化上极重要的一件东西。"在熊佛西看来，抗战戏剧不再仅是娱乐，而是一种社会教育的工具，这种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公民教育，是培育当时中国民众所缺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最重要工具。这和他在战前有关戏剧艺术的想法有明显差异： "我们不应以'布尔乔亚'的艺术理论来批判今日的抗战戏剧，更不应该以看沙士比亚或王尔德戏剧的眼光来看我们今日的抗战戏剧，这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风格……戏剧虽然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但是它必需和当时的政治经济连锁起来推进。　　　　总之……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戏剧，一国家有一国家的戏剧，中国今日是在民族革命抗战建国的阶段，应该产生民族革命抗战建国的戏剧。"他极力推崇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 "剧场如办得好，即可以不要学校，从小学直至大学研究院都可以拿剧场来代替，再进一步说，有些学校办不到的，剧场可以办到。"由此，他的抗战戏剧理念，产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转变，即从原先的戏剧艺术派，转向大力提倡戏剧社会教育； 从欧美戏剧艺术派的拥趸，转向到对前苏联政治戏剧极为推崇： "在昔日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戏剧的题材往往限于所谓'人性不变'的圈套中，因之所得的效果无非是引起观众的哭和笑，或为个人茶余酒后的一种消遣……今日的苏联却不然，他们的戏剧取材于现实的人生，并且着重于集体生活的表现。我们在苏联的戏剧和电影中很少看到肉麻的爱情，虚无飘渺的事迹，他们给我们的只是些朴素现实的人生，有热有力的集体生活，或指示大众生存应有的路线。"他指出近年来苏联戏剧已进入"登峰造极的黄金时代",对于戏剧处于萌芽期的中国，是值得我们这些戏剧学徒去好好总结的。特别是苏联"把戏剧当一种大众教育的工具，文化建设的武器，因之他们不管在戏剧的题材或技术方面都有了新作风，这为全世界的戏剧奠定了一个有力的哲学基础".

　　熊佛西之所以特别推崇苏联戏剧，是因为他认为苏联戏剧为苏联民族国家的建立及民族意识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联的大革命，谁都不能否认得力于她的戏剧建设。革命的前夕，在思想方面有柴可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这些前辈为之奠基革命的道路； 革命烽火爆发之后，在剧场艺术方面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特、泰罗夫、丹钦珂这般大师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因此，从增强民众民族建国意识的目标出发，熊佛西把苏联戏剧的发展方向看作是中国抗战戏剧的根本出路所在，他指出： "由于苏维埃戏剧哲学的转变，启示了中国新兴戏剧的途径。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环境之下，资本主义的戏剧决难生存，我们只有仿效苏联以戏剧为教育，为宣传，为斗争的武器，中国的戏剧才会有它伟大的前途。"2. 现代公民意识。

　　现代公民意识的根本点如安德森所述，是国民对于整个国家的认同感，它是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形成的重要标志。安德森 （ Benedict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提出民族国家生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民甘愿为国赴死： "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因为民族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对外建立一个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平等的国家； 这就需要对内尽力建构一种国家统一意志和集体行动力，因此现代的公民意识总与积极的理想主义有关，如爱国主义、忠诚度和集体力量等。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在建构的过程中，都会倡导诸如爱国主义、忠诚、集体感等对于理想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作用的理念。它是民族国家意识的积极而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抗战话剧和其他文化一样，其重要任务就是负载这种理念的宣传，使之深入各社会阶层特别是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这是增强整个民族凝聚力、使国民最终甘愿为国赴死的非常重要的举措。

　　熊佛西敏锐地认识到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和这个国家的前途是紧密相连的，熊佛西转述某杂志言论借外国人之口批评中国人单个是最聪明的，三个就是最笨的，由此可见人民散漫的程度，他所不满的正是其时民众一盘散沙的态度，认为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培养出如安德森所述的一种甘愿为国赴死的现代公民意识。

　　在现代公民意识的教育中，他特别重视培养农民的这种意识： "我们今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应该注重在农村。换句话说，我们要以农民的生活为民族生活的核心，以农民为国家的中坚，以农村为抗战建国的重心！ "正因为农民是如此重要，对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训练工作就极为迫切，而演戏，在熊佛西看来，正是公民训练的极好工具： "乡下人聚会的机会本来就少，能利用这种机会而给他们一种训练，岂不是最好的一种公民教育吗？ 我认为剧场正是公民训练的一个基础的场合。"戏剧是"公民训练机关： 我们学生受过相当的教育，且动不动的就讲开会，开会的时候是要安静，乡下人怎能懂得这些？ 所以如要训练他们，唯一的方法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戏剧就是这种最好的训练方法".

　　同时，在熊佛西看来，现代公民意识不是一个空泛的高高在上的概念，而是具体体现在个人行为的诸多细小方面，如集体意识、秩序（ 即规则）意识等等，戏剧是推行公民训练的重要工具，其作用也体现在一系列细微之处。

　　因此，他提倡利用各种演剧细节，把农民的观剧行为变成一种公民意识的训练活动： "譬如演戏的时候戏台上有国旗，于是告诉观众们，见了国旗应当脱帽致敬。观众进戏院的时候，必须先买票，按了票的号数去找坐位，在无形中教给观众们一种新的知识，使他们得到一种公民的训练。"3. 抗战戏剧社会教育。

　　抗战时期，熊佛西撰文集中表达了其有关戏剧的社会教育观，他指出： "戏剧在中国一向是一种消遣品，观众走进剧场，只为的是消遣，这种观点并不是说是错误，但已完全过时，戏剧的内容无所不有，因而肩负一种时代使命。"抗战的全面爆发改变了戏剧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需要旧式的供人消遣的戏剧，而确乎需要有时代性，与文化有关的戏剧，这是极重要的工作！ "熊认为戏剧在社会教育中能发挥的作用特别巨大： "利用戏剧来组织民众的效果是超过一切其他的教育方法。中国地大而不能利用，物博不能开发，结果等于没有一样，其所以不会利用不能开发，都是由于民众的没有组织。"在熊佛西的抗战戏剧社会教育思想中，表现出对于农民、军队、儿童的特别重视。为什么他会突然重视对军队、农民以至儿童的社会教育？ 因为这些以往戏剧所忽视的边缘人群，现在或未来都是抗战的主力军（ 熊佛西曾表述抗战要作百年计） ,自然是最需要动员的力量。

　　特别是针对农民的社会教育。熊佛西分析了中国的人口状况，四万万五千万人堪称多，但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农民又占绝大多数，他们从六、七岁时即参加劳动，没有机会受教育： "对于他们，普遍地实施社会教育是最迫切的工作。

　　社会教育是大众的教育，是以'活动'为中心的教育。它不是呆板的，注入的。它充分利用了一切'活动'的机会，给以各种知识。本身即是一种'活动'的戏剧乃是社会教育的主要部门。大部份的中国民众是常从戏剧中获得种种知识的，不过，在过去的封建社会谓戏剧是被轻视的，戏剧的教育功能既不显着，戏剧本身更孕着有毒的东西。

　　现在，不复是昔日的时代了，我们要纠正轻视的心理，强调戏剧的教育功能，给戏剧以新内容，及适于新内容的新形式，用之作为教育民众的中心。

　　过去一年半的抗战建国的宣传实践也充分证实了戏剧是极其锐利的宣传武器，它能直接的感染观众，观众不仅可以听到，而且可以看到。今后，在持久战中，我们更需要把戏剧宣传普遍起来，深入于每一个偏僻的角隅，以适应战时的需要。"熊佛西同样重视对军队的戏剧教育。他说表面看来，戏剧与军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它们有密切关系： "在军事的教育中，戏剧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推行戏剧教育上，军事是极有力的机构。"在抗战最严重的阶段，对军人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熊佛西认为，从北伐前军队的腐败到后来政治面貌的迅速变化，其中军委会和各师旅政治部的成立起了极大作用： "一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最显着的是军人头脑的革新，培养了革命思想。这种基础的树立，照我看来，要归功于军队中的'政治部'的组织……假使没有各师旅的政治部的革命思想的传播，恐怕今日抗战建国的基础也不能这样的稳定","七七事变以来，我们全国民众能够这样一心一德与军队合作不能不说是军委会及各师旅的政治部在宣传上尽过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国军队政治部的成立，实在是我国军事教育上一大进步的关键".

　　所以，戏剧社会教育工作在军队中的开展，也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行政系统： "政治部既是教育士兵和训练民众的枢纽，那么一定要有充实的内容，书本的教育，我认为不能完全适合这个需要； 只有发动完密的教育活动---社会教育的活动---才是充实政治部的良好武器。无疑，今日的戏剧以及一切类似戏剧音乐的活动，都是崭新的大众教育的武器。

　　假使我们要以新式的方法来教育军队，训练民众，我们不能不利用戏剧这一有力的武器！ "熊佛西指出，历史史实可以证明自己这种军事和戏剧相结合的看法并不是幻想： "中国新的戏剧正式与军事配合，恐怕要算从血花剧社开始。

　　据我所知，血花剧社在民国十五年就成立了。那时该社随着北伐军前进，做了不少的革命宣传工作。可惜中途停顿，一直到去年（ 注： 指 1938 年）在四川才重张旗鼓。血花的成立及其发扬要归功于现任中央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先生。继血花之后有在南昌成立的怒潮剧社。"熊佛西自述怒潮剧社曾邀其领导，但因他刚离开北平艺院戏剧系平教会，到河北农村的定县开始农村戏剧的研究，改由王瑞麟向培良诸位先生领导，随后该社直属于军委会电影股，在武汉、重庆演了不少名剧。在这股风潮之下： "抗战之后，军队中组织剧团而广抗战宣传者真如雨后春笋，最显着的要推军委会政治部所组织的各演剧队。时间较短而值得注意的要算航空委员会政治部的神鹰剧团。它于去年十月在衡阳成立，今春移到成都。"二、社教演剧规划： 国策、计划戏剧、戏剧网。

　　熊佛西不仅有清晰完整的抗战戏剧社会教育理念，同时希望抗战戏剧社会教育能和当时抗战救国的国策相扣合，制定完整的戏剧教育制度，举全国之力以谋之，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理念，为此他列出了详细的社教演剧规划。

　　1. 国策　　　　他指出： "抗战建国是我们现阶段的国策，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是以抗战建国为对象。所以教育必须与国策扣合，国策必须以教育为动力……戏剧是教育的一种，是有力的一类，因为它生动有趣。"戏剧在过去没有和大众的生活发生联系，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有力的武器来宣传国策，教育大众，改造人生是痴人说梦。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一般人对于戏剧的观感也大大改变，都把它当着文化教育的主要部门。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应该更进一步的确定戏剧教育的制度，把戏剧当着国家事业之一。国有国策，教育有教育的政策，戏剧有戏剧的政策，这样上下扣合，在一个国策之下，政治，教育，戏剧，三位一体，联锁推行，对于整个国家的建设必能收获极大的效果".

　　从这一点来看，熊佛西没有仅仅把戏剧看作是戏剧界内部的工作，而是从整个国家政治的层面来思考抗战国策与戏剧之间的关系，并且希望制定出和戏剧教育相关的国策。熊佛西自述十年前曾着文论及中国新戏剧的两条出路在于职业化（ 多组织职业剧团，但并非是商业化） ,另一条路是学术化（ 尽量地提倡学校剧团的组织） ,"但是我现在要大声疾呼地来指出第三条而且是最有力的一条出路！ 就是戏剧政治化。一切的戏剧活动都应该以国策为中心，在政府领导和监视之下而发展。这并非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在古代希腊是如此，就在现代的苏俄也无不如此： 她们都收到极大的效果……苏俄的国策能够深入一般民众的心里，未尝不是得力于戏剧的宣传，苏俄的建设能够这样飞腾的进步，亦未尝不是得力于戏剧的推行".因此，熊佛西所谓的抗战戏剧与抗战建国的国策相扣合，就是希望抗战戏剧能成为一种针对一般民众的以社会教育为目标的政治戏剧。

　　2. 计划戏剧、戏剧网的建立

　　熊佛西认为，要成功地实现戏剧社会教育的目标，从具体的推行步骤上来说就必须建立长期的、正规的戏剧制度，其中计划戏剧与戏剧网是极重要的一部分。

　　熊佛西指出中国在抗战开始以来，戏剧其所以较一般艺术活跃： "一方面是得力于政府的重视和提倡，例如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航空委员会的政治部，中央军校的政治部，教育部，各军部或师旅部都先后组织了不少的剧团在前线或后方宣传，收到极大的效果； 另方面也是因为一般热血的剧人于报国无术，只有供献自已的技能---戏剧---到乡村，到都市，唤醒民众奋起杀敌。所幸，二十个月来，没有辜负政府的提倡和社会人士的期望，戏剧界同仁，在抗战建国的宣传上，确是尽了一部分的职责。"熊佛西指出这一切都为抗战戏剧社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 "倘若政府能够进一步有计划的推行戏剧教育，以抗战建国的纲领为实施的中心，我相信其效果必十倍于今日。说不定，抗战建国的工作，因大规模的推行戏剧教育，而得到提前完成，正如戏剧有力于苏俄的建设与革命。"因此，为实现抗战社教演剧的理想，计划戏剧的推行和戏剧网的建立是极重要的。熊佛西表示： "我深深的感到中国今日的一切都应该是计划的……我们需要计划的戏剧。我们需要有固定目标与固定内容的戏剧。我们需要负有课本使命的剧本，但是我们不以写课本的方法来写剧本。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剧本，作家就应该什么样的剧本，抗战时期，尤应如此。两年来戏剧对于抗敌宣传曾经发生了很大的实效，这为计划的戏剧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计划戏剧的推行"必须藉着完备的政治机构。没有完备的机构，任何计划的事业不能推行，戏剧事业也不能例外。我最爱军队的组织，机构真完密，以它来推行任何事业都易见成效。譬如筑路，民众固好，军队更好，因为军队较一般民众更有组织。我国的新兴戏剧事业倘能藉着军队的机构而推行，我想将来必能在世界剧坛上占一重要地。假使我们的每一师军队都有一个完备的剧团，我想那时候的中国的戏剧必为全世界所惊羡！ "熊佛西甚至列举出了推行计划戏剧的具体范本，认为在剧团的组织机构上可参考目前这些剧社中比较有力量的血花和神鹰。血花是直隶于中央军校。军校是训练全国陆军官佐最高军事教育的学府，它对于戏剧教育的提倡，当然将来可以逐渐影响到全国的军队： "神鹰负有建设大空军宣传的责任，我曾两度被邀参加他们主办的座谈会。

　　他们提倡的空军戏剧正适合我近年来提倡的计划戏剧的理想，故对他们的工作颇感兴趣。我这么想： 假使我国的海陆空军能够有计划的组织多数剧团，分发到各队伍里，一面担任军队自身的宣传和训练，一面协助军队组织民众领导民众从事建设，我想这不管是对于国防或对于戏剧，都是一件伟大的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未来的戏剧人才培养不仅要懂戏剧，还应兼通军事： "总之，戏剧与军事的配合是一件新的事业。我们需要以戏剧来教育军队，训练民众，我们也需以军事机构来推行计划的戏剧，同时更应该注意这种专门人才的养成。"戏剧网的建设也是他的具体规划之一。早在抗战之前的 1936 年，熊佛西就已从事以戏剧教育民众的工作，并就剧场建设提出过自己的建议： "要达到训练及组织全国民众的目的，应把全国做成一个戏剧网，这戏剧网以省为单位，省以下为县，县以下为乡，每县设若干剧场分散各处，凡十五里以内的乡民，每人都有受戏剧教育的机会，其实行方法则以省立剧院指导县立剧院，县立剧院指导乡村剧院。这种计划，如政治上轨，无疑是可以成功的。我国政府每年为了创办学校不知费了多少金钱，今若拨出一部分款项来办这剧场，我相信它的功效必不下于今日所施行的教育制度吧。　　　　"抗战爆发后，他进一步重申自己的观点： "使戏剧在平时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部门，在战时成为抗战宣传的锐利武器，必须建立一个推行戏剧教育的完好机构---戏剧制度。这就是与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配合起来，用政治力量推行戏剧教育的一种有计划有效果的方式，务期全国或全省的每一个人都有领受戏剧教育的机会，在这制度下，剧本的编制，演出的方式，观众的集合等等，都是有计划的。例如剧本的内容与演出的方式，要以激发民众抗战情绪为出发点，剧场的建筑要以人口分配的密度为标准。省有省之剧场，县有县之剧场，区有区之剧场，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戏剧网'."由此可见，计划戏剧、戏剧网等，都是他对于抗战戏剧社教制度如何与抗战国策相扣合的系统的、已较成熟的、而不是零星的、碎片化的思考。

　　三、社教演剧实践： 办学、新型剧院、大众化演出方式

　　熊佛西有关抗战戏剧社教工作的理念并非仅仅停留在规划上，而是亲自实行或推动了一系列相关的抗战戏剧社教工作实践，主要包括开办学校、推动创立新型剧院，以及组织各种大众参与式演出。

　　1. 办校

　　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下，1938 年熊佛西主持成立了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并亲任负责人。办校是熊佛西建立抗战戏剧社教制度的具体步骤之一。他在阐述自己有关戏剧制度的理想时说： "要实现这个制度，要使戏剧收到社会教育的和抗战宣传的效果，必须从训练人才开始。因此，在抗战中，四川省政府创办了这个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以培植大批新的戏剧阵线上的战斗员，担当起来推行戏剧教育和加强抗战建国宣传的任务。

　　因此，也就决定了这个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有着不同于过去的及已有的各种戏剧学校的意义".

　　熊佛西还亲自拟定了该校的校训： "本艺人的热情，守军队的纪律，以戏剧为教育，完成心理建设。"这说明了他不同于传统艺术教育的办学理念，他以给一位青年写公开信的方式向全社会全面阐明他的办学理念： "你知道我们学校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成立的，我们一方面以学校为中心来推动戏剧的社会教育，另一方面想培植多数的'大众老师',（ 这名辞是我最近提出的，凡终身从事'大众戏剧'者，都可称为大众教师） .因为我认为戏剧不是少数人的消闲品，而是大众的精神食粮。所以戏剧应该是正式的教育，……这种教育需要大批的专（ 笔者注： 三字不清，应为"业人才"） 来推动。"据熊佛西回顾，就我国戏校的历史来说： "我国之有培养戏剧专门人才的学校，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最早是蒲伯英创办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继之有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上海艺术大学戏剧科，南国学院戏剧系，广东戏剧研究所，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山东省立剧院，上海剧院戏剧训练所，以及已有三载历史的国立戏剧学校。"这些学校"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部份。今日，在临着空前国难的中国，又创办了这个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不仅不是浪费的工作，恰恰相反，它是战时教育重要设施之一，也是二十年来新兴戏剧运动的，特别是抗战戏剧运动的重要收获之一。因为这个学校创办在战时的中国，自然的，它有着不同于过去的及已有的各种戏剧学校的意义。"熊佛西反复强调的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之不同于以往那些学校的特别的意义正在于："在火线上和在敌人的后方，我们用血与铁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在我们的后方，我们更加紧建设工作，因为我们的抗战不是拚死而是求生，我们为了抗战建国，要用积极的建设来回答敌人的进攻。

　　这个学校的创办，就是用以回答敌人进攻的积极的建设中一小部份，为了抗战建国宣传，为了教育并动员广大的民众，我们需要训练戏剧阵线上的战斗员。"熊佛西明确指出要像培养军人那样来培养战时戏剧人才： "艺人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要能过集团生活，要能服从命令。现在国家民族所需要的，不是某一人或少数人有天才或力量，而是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在同一目标之上，同一生活方式之下，共同努力抗战建国。所以，我们训练青年，还要守军队的纪律，于集团生活及服从命令之外，更要假军事管理养成敏捷整齐的动作，健康坚强的体魄，吃苦耐劳的毅力，然后，如前所说，以戏剧作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完成心理建设。"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学校要求学生具备一般的文艺知识和戏剧知识的修养，设置有传统的的戏剧艺术方面的课程，以及一些专门培养戏剧普通技能的课程.

　　其次，开设专门的和社会教育相关的课程："为使学生对于社会教育，抗战建国及一般社会科学有完全之了解，本科开'党义','教育概论','民众教育','组织训练','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各课。高级职业科开'公民','宣传术','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组织，训练'各课。"如此和传统剧校相区别的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 "本科学生分组学习，于专门技能可得进一层之造诣，以成专门人才，高级职业科学生授以普通技能，可做广泛之学习，以培养学术人才，而推动此种以戏剧为中心之社会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力图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因此英文为必修课程，本科还选修法文或其他第二外语。

　　2. 新型剧院

　　在熊佛西看来，戏剧理念能否实现和新型剧院有极大关系，他认为在旧式观演界线分明的剧场里，台上的表演与台下的生活格格不入，观众进入剧场是抱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这种剧场的效力仅限于个人主义的利益，而对于集体生活很少启示。因此他推崇前苏联梅雅荷特、泰罗夫等人的新式演出法使得剧场艺术的价值大大提高，认为他们打破了传统的镜框式舞台，将表演伸入观众席，使抱着消极态度进入剧场的观众变为积极参加戏剧的人员，"消极的变为积极的，被动的变为主动的； 有限的变成无限的，个人的变成大众的，是新式演出法的特色……现在我国在抗战建国的严重阶段，采取这种新型的演出法，更足以增强民众抗战的热情与建国的信念".

　　所以熊佛西强调在新型剧院中一定不能让观众持隔岸观火的态度，只是觉得"戏不错，这五毛钱花得值",而是要积极主动参与进来。抗战戏剧需要的，是这样的新型剧场： "不但要打破剧幕与座位的限制，甚至连房顶、墙壁都打掉它！ 把舞台由屋子里拉出来，在广大的露天广场上，和成千成万的劳苦大众们，打成一体。要使每一个观众，都知道他不是来'看'戏，而是来参加一个集体的活动。"应当说，熊佛西是现代中国最早关注建设新型剧场的戏剧家之一。从抗战前夕开始，定县陆续建成三个新型的露天剧场： "这三个剧场确已尽了为乡村教育文化的责任。乡间无论是唱戏，开会，结婚，丧礼，甚而至于开村民大会，都可于剧场中行之。而这剧场的代价是最便宜不过，每个不过一百元而已。这种剧场，欧西各国是用不着的，而用之于中国却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它是组织训练民众的良好工具，尤其是对于这百分之八十五的文盲。"同时，他在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附设有实验剧院。这个实验剧院既是抗战戏剧的研究和推动中心，又是有力的宣传机关。实验剧院的工作包含研究实验、推行和表证三方面，其工作目标除研究新旧戏剧艺术各方面问题、编辑各种剧本外，还包括 "……三，举行戏剧公演，以提高演剧艺术之水准； 四，主办县单位实验剧场，以实验戏剧制度，并推进（ 注： '进'疑为'动'之误） 内地戏剧运动； 五，研究并实验演出各种形式戏剧，以扩展抗战建国宣传之武器。六，辅导一般戏剧活动，以推进戏剧运动； 七，研究并推行战时戏剧，加强抗战建国宣传".

　　熊佛西也努力加强基层剧场的建设工作，在实验学校所在的郫县也设立了剧场： "县单位实验剧场，是我们的一种实验戏剧制度的实施。在本校组织上，它附属于实验剧院： 在行政上，因为是我们与县政府合办的，乃隶属于县政府。在县总单位实验剧场推动之下，首先组织各种剧团： 学校剧团，业余剧团，儿童剧团，农民剧团等等，轮流公演，并筹设区剧场。同时，县剧场亦是一县的文化活动中心。开学之始，即成立了新都县剧场，后来暂时停顿，准备在另外一县继续实验。"3. 大众化演出方式。

　　熊佛西在战时所提倡的大众化演出方式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原先主要囿于城市剧场的戏剧推向普通的普罗大众，二是在具体的戏剧演出过程中积极让观众参与。这种大众化的演出方式在本质上契合着以民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因为在熊佛西看来： "中国需要民众的力量，而民众的力量是要有组织后才发生的。以往数十年的教育，可说是失败了，因为一切都是口号，而不是实际的办法，要打算挽救以往的失败，必须由实际引动下功夫。定县演一次剧，很容易的就召集上千上万的观众，这些观众，并不是以观剧的态度来观剧，而是与演员一致引动的……这种观众与演员打成一气的戏剧，实在是以前那种把观众与演员以幕线分开，而使观众对戏剧采取一种观剧态度的旧式戏剧所不可比拟的。在演员与观众采取同一情感的活动之下，这种戏剧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熊佛西指出，戏剧从起源来说，本是属于大众的，后来因为文明进步，愈来愈缩小，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更成为资本家享乐的玩意。从前的演剧是在白天，后来因白天工作太忙，于是把它改在晚上，更进一步则非穿燕尾服的达官贵人不得观剧，此种戏剧已失去它本来的价值了。熊佛西推崇莎士比亚所说"All the world a stage,the menand women are merely players".戏幕脚灯与灯框的限制，把演员隔绝到一个排演的世界里，观众则完全被摈弃： "我们应该把这些阻碍戏剧大众化的捞什子完全丢开，我们不要什么脚灯剧幕与座位，我们要使台上与台下打成一片，要把台上台下认为是一个不可分的单位体。并且在舞台的前面，给他加上梯子的设备，必要时演员可以一直表演到台下来，观众也可以上到台上去帮助表演。"所有的规划都必须付诸实践才有实际意义，战时戏剧的推行因此极为重要。为此，熊佛西在戏校建议成立了战时戏剧研究推行委员会，专门负责戏剧的社会推广工作： "战时戏剧研究推行委员会是以实践为主的。它组有戏剧宣传队赴内地工作，以期抗战宣传深入农村。每队团员十五人，生活费由学校担任（ 每一队员月支十五元） ,三个月一期，巡回于一专员区中各县境。"另外还成立了戏剧辅导委员会，专门帮助当时社会上的社教演剧工作： "戏剧辅导委员会的工作是辅导各业余及学校剧团的公演，如选择剧本，担任导演，装置，化装等项工作，均可由本会派专人前往。这种工作在目前是很需要的，三个月来我们曾多次的其他团体合作。"在整个抗战时期，熊佛西组织或积极参与了大量的社教演剧工作： "在双十节，为了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并利用这一伟大的纪念日，我们约请了本市各中学小学十余校，在这天的晚上公演了新型灯舞会戏'双十万岁',由少城公园出发，经过西御街，东御街……而达中山公园，沿途观众达二十余万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使市民对国家民族有一个深切的认识。"限于篇幅，这些大众参与式演出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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