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文化因素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时间：2015-12-20 18:48:09 所属分类：心理学 浏览量:

心理健康是指一个人某类心理活动是否处于正常、协调的相对稳定状态。心理健康存在多种成因。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所执价值观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较为明显。一个人的价值观又往往受其身处文化环境及其文明程度的深刻影响。 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发生学逻辑: 文化

　　心理健康是指一个人某类心理活动是否处于正常、协调的相对稳定状态。心理健康存在多种成因。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所执价值观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较为明显。一个人的价值观又往往受其身处文化环境及其文明程度的深刻影响。

　　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发生学逻辑: 文化环境实际上潜在地通过促成一个人的价值观来影响他( 或她) 的心理健康。这也为解决临床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心理疾病，提供了一条可进一步探索的路径。

　　由于“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事物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点体系。”“价值 观 的 基 本 成 分 是 价 值 目 标、价 值 手 段 和 价 值 评价。”

　　价值观往往成为人们认知事物本质的主要依据，成为人们行为的动力和行为规范的标准，它也最直接地反映人们内心的某些精神需求及其满足程度，直接带给人们对自身某种价值感和能力感的正面或负面的情绪体验。由此，价值观如何，将决定一个人在某一文化境遇之中的心理健康程度。如果这种对于某种价值感和能力感的情绪体验体验呈现出负面效果，便会导致出现某些心理不健康甚至心理疾病。

　　因此，解决心理健康问题，不能忽视去细致地分析问题者内心深层的一些价值观，或一些与产生某些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的价值取向，不能忽视其中引起其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文化因素。

　　一、引起价值观变化的一个文化因素

　　价值观是一个动态的精神过程。一个人的价值观对某些事物有其条件性、时间性、局限性和相对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能够反映出这个人当时所处的某种大文化背景或中文化境遇甚至小文化氛围。实际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条件中无不伴随着许多重要的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了进一步引发个人价值观变化的基础。其中，较为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一个人对现代社会保障的依赖已逐步替代传统的家庭保障，这往往导致一个人价值观发生根本变化。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可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 生理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马斯洛) 。”

　　“只有三种需要是每个文化中的人都不可少的，即安全、社会交往和地位。”在这样的前提下，许烺光教授在其“心理社会均衡( PSH) 理论”中尤其指出: 中国社会的属性是“伦人社会”，其生存系统是以家庭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模式，父子之间长期呈现为一种养儿防老式的“信用借贷型关系”。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旧式中国人”来说，其个体的需要主要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即一个人往往先为家庭付出，而后又希望从家庭中获得生活和生存保障。

　　因此，子女拥有的少了就象征着父母未来所拥有的少，父母提前的投入旨在期望日后能够得到子女按照传统孝道所予以的回报。因此，子女的事往往就是父母的事。“总而言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及其他社会集体的和谐、团结及延续，以有效适应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

　　然而，社会在发展，文化在进步。随着中国社会从低生产力的农业社会进入到了现代工商社会，家庭的许多重要功能被社会化保障所取代，原有“孝道”为人们提供的家庭保障功能已无法确保现实社会中个体的生存需要，“孝道”只能成为一种情感模式而不是保障模式，“孝道”成为人们为家庭成员争取社会资源、社会地位、社会保障的力量，个体需要用“伦人”的家庭中“集体主义”的力量到社会中寻求个体需要的满足。于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向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发展，深深引发了相关价值观的内在提升。

　　另一个方面，一个人对于个人理想的实现，往往越发依赖于社会关系，这也是导致一个人价值观发生某种奇特的异化。

　　正如梁漱溟先生说指出的那样: “中国人是依存者( dependentbeing) 。所谓‘依存’，不是指其生存必须依靠与他人而言，乃是说其生活在世，必须尽一种责任，即无异于为此责任而生。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基本上属于一种“伦人”社会。

　　在中国现实社会实践中，“伦人”家庭的子女多多少少不可能真正摆脱“光宗耀祖”、“养儿防老”的责任感。这样就直接导致大多数的中国父母往往把自己是否能够将子女安排好，作为人生中最大的能力体现和最重要的一项价值体现和追求目标。比如，虽然当下中国社会中实行了不少严格的入学、招工、晋升实施考评的相关制度，父母的“运作”效果却也不可忽略或低估。子女在入学、招工、晋升等方面所获得的个人成功，实际上已经被提升到了家庭“成功”的价值程度，它往往成为检验父母力量的重要尺度。也因此，不少原本应当体现公平竞争的社会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公平的社会规则，却被某些个体通过不公平竟争手段加以冲击。在某些个人及其家庭的成功满足了自身的利益需求背后，一方面引发了不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人们对公平价值评价产生疑虑，渐而使一些人为追求同样效果而去扭曲原有正常的价值观。

　　二、文化因素引起价值观变化的过程

　　任何一个事物，只要人们不需要，它就不重要且不体现其价值。至于一个事物是否重要或有多重要，往往在于人们任何去认识其价值所在。因此，认知过程往往成为了引导整个价值观发生变化的过程。“认知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引起人认知的内部机制是人的各种需要与动机。”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社会规则、行为规则等也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社会变化与人们当下及未来生活息息相关。人们的基本需求因此发生了变化，所以人们就有了“去认识这些社会变化”的精神需求。因为“价值观是人们以自身的需要为尺度对事物重要性认识的观念系统。通俗地说，就是人们认为什么事物最重要，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看法。”

　　所以，人们必然会产生“去认识这种社会环境中什么对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情绪体验冲动。然而，作为认识标准的价值观往往包括避免地受到方方面面影响。这些影响通常表现为“感觉过程、记忆过程、控制过程、反应过程”这样四个过程进行。

　　一是感觉过程。它能引起人去注意那些使人们有兴趣并且产生感知的特定信息。这些特定信息往往与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相关度较高的事物，因此是人们所需要也比较重视的。其中，“兴趣是人的认识需要的心理表现，它使人对某些事物优先给予注意，并带有积极的情绪色彩。”中国人“对传统与权威取向、重农与重功名的取向，和仁义等道德取向”往往导致凡涉及传统、权威、功名的信息便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比如，高考、升职等是中国人价值目标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人看得最重的事物，它能为人们谋取功名、光宗耀祖，如名人的子女一旦出现某种社会现象，则因为是名人的后代倍受社会关注。

　　二是记忆过程。“记忆是原先的刺激不复存在时所保持的有关刺激、事件、意象、观念等信息的机能，是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加快或再认。”记忆对认知意义重大，“我们原有的经验对认知过程产生着特殊的影响。个体在一定的基础上，形成某些概括对象特征的标准、原型，从而使认知判断更加简捷、明了。”然而，原有经验与现实事件的相似往往会使人产生联想，“人们的心目中对特定的认识对象存在典型的形象，即特定的图式，人们对认识对象的判断，通常是套用典型图式的结果。”。由于套用典型图式，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不免常常带有主观性、局限性和偏面性，其价值判断也就不一定正确，容易导致错误的因果归因。人们归因的准确性受到所获得的信息是否能区别真伪、是否一致、是否连贯的影响。日常的生活中，人们所掌握的信息经常是既不充分、也不连贯、也有可能是无中生有的，真假难分，人们不可能充分了解某人某事在过去是如何进行的又是如何处理的，现在的事又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又是如何处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信息与原有的经验类似，根据凯利的理论，人们头脑中原有的经验形成的有关因果关系的现成观念( 即因果图式) 就起了作用，这些图式被用来解释他人的行为，这就是“套用典型图式”，错误的因果归因此而产生。因此，当信息不全面、不准确、不对称时，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即思维定势往往造成错悟。如当某人晋升到某个岗位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他是谁的关系?”中国文化中有“朝中无人不作官”的习惯，尤其是当个体竟争失败时，人们这种思维定势更牢固并产生习得性无助。

　　三是控制和反应过程。“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兴趣、信念和理想等。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通过这些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就“兴趣”而言。“兴趣( interest) 是人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倾向，是价值观的初级形式，伴随着积极的情绪体验，对个体 活 动，特 别 是 对 个 体 的 认 知 活 动 有 巨 大 的 推 动力。”因此，凡属于人们价值目标的事物，都应当能够吸引人们的兴趣，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感知。兴趣是自发的、是积极的，反映的是人们需要的认为美好的，兴趣的满足给人带来的是积极的情绪体验，兴趣因此具有审美功能。比如，社会需要创新发明，那么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就比其他的人得到的尊重和报酬要多，创新发明就会被认为是美好的事物，人们对创新发明的价值评价就高于其它活动，这类活动的人员因此产生好的情绪体验，由此产生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就因此得到提高，在价值手段上整个社会就会并鼓励培养小发明，同时，由于审美的满足使人获得了良好的情绪体验，这个事物就成为人们需要的，成为人们认为重要的，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价值取向因此向崇尚发明的方向变化同时这种取向又使人们的兴趣向发明的方向转化。

　　就“信念”而言，“信念是人对于生活准则的某些观念抱有坚定的确信感和深刻的信任感的意识倾向。”信念是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信念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与人的知识经验并以这种知识经验为依据对未来的推断有密切的关系，而且通常是充满感情的。”

　　人们对生活准则中某些观念的坚信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价值评价。因为这是通过认知所产生的推断，是受全体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影响的。当人的知识经验偏差时，为人们提供价值评价的依据也就不准确的，这时人们的信念很可能就迷茫。由于制度能够使“爱岗敬业”成为一种美的重要保证，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一次为价值标准，那些只为金钱功利的价值取向将会被人们抛弃。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国家相关机制的完善与否，实际上可以成为人们普遍或基本信念的样子坚定支撑。

　　就“理想”而言，“理想( ideal) 是符合客观规律并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想象。奋斗目标是人积极向往的对象。作为理想的奋斗目标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对于这个奋斗目标，人既有生动的想象内容、明确的思想认识，又怀有喜爱、赞扬等肯定的情感体验，并且决心力求加以实现。理想是价值观指向未来的表现形式，因而更具有号召力。”

　　由于理想是建立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因此，相关的社会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比如，一个想成为希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成功的人，当他发现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根本不如有一个“好父亲”更容易达到目的时，他就会认为自己的努力将不会等到那种成功的幸福，个体的努力也就不会在成为达到奋斗目标的基本路径，对预期的否定则往往导致一种“习得性无助”的产生，人的理想因此而缺失或者迷茫。

　　然而，社会大对数人的基本兴趣、信念、理想都带有时代铬印，它们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具体体现。文化的审美导向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的进步决定价值观的进步，“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又反作用于物质”，一个国家制度的导向就是一种审美导向，它将引导人们价值观的方向。比如，中国目前建立的“见义勇为奖”就是一种社会肯定，是建立一种社会信任，通过对“见义勇为奖”的赞扬和物质保障使见义勇为成为一种美，相应的个人价值观因此得以进一步提升。

　　价值观的提升也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完善。制度的作用是使人们对未来产生预期，因此，制度将影响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趋向及其过程。比如，过去以“礼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负面作用是对人产生一种无形的约束，其中，人的基本需要和社会价值、社会地位都被事先等级化了，导致当时的人们思想观念陈旧、道德观念停留于表面。其原因在于“礼教”的社会环境并不鼓励于社会竞争，也不适应后来的竞争性社会历史发展。没有竟争就没有优化，没有优化就没有进步。所以，“礼教”使人对未来的预期往往不像为某种等级化而不是优化，对价值观的影响也是僵化不是优化。

　　三、价值观异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价值观的异化使价值评价的标准发生了变化，直接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个体的价值感和能力感因此出现问题。

　　首先，个体的自我评价决定自尊，因此，自尊变成为了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之一。“自我评价( self evaluation) 指个体对自身状态所作的肯定与否的判断，它常常发生在我们希望准确地客观在描述自我的时候。自我评价最终决定一个人的自尊以及与此相关的自我表现，自我评价通常依赖社会比较和自我估价来实现。”

　　对此，库伯史密斯教授认为: “简而言之，自尊是一种对个人价值的主观判断，它表达的是一种个体对自己的态度。它是通过言语报告和其他外显行为传达给他人的一种主观性的心理感受。”

　　可见，自尊是个体通过对自身能力和价值进行认知评价并由此产生情感体验，情感体验若消极，则心理健康受影响。

　　自尊有两个重要内容，它们就是价值感和能力感。人是怎么认知评价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呢? “个人的自我价值状况以自我价值感形式( 个人对自身价值评判结果的体验) 表现出来，它的两个根本性决定因素: 一是自我价值支持，是客观的自我价值依托; 二是自我价值定位，是自我价值的诠释体系。就是说，自己认为自己应该达到什么目标和自己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就构成了个人的自我价值状况。”

　　过去，个体认为自己应该达到什么目标和自己所能达到什么目标，这些都被牢牢地打上了社会各阶层的烙印。无论个体有多少理想，个体的价值目标和确保价值目标实现的外在规则总会基本保持一致。所以，衡量个体是否有能力、有价值的价值评价标准，往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例如，改革开放之前，军人子女可以优先当兵，企业的子女可以顶替父母就业等等，这些都是早已预知的。在这种大的文化环境或局部文化境遇中，农民的子女并不会因为进入不了国企而认为自己无能，他只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所以进入不了国企。

　　这时的个体“期望自我”不是自己目标中的“理想自我”，所以并不会因为其不能实现而产生焦虑，也不会因无法实现就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或没有价值。

　　一个人只会对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没得到而否定自己。因此，在上述大的文化环境或局部文化境遇中，一个人产生“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的心理冲突并不强烈或突出。

　　而在现代社会中，当机遇面前人人平等时，一个人的“理想自我”或价值目标可能与另一部分人相同，他们说出的文化环境或境遇基本相同，而“现实自我”的程度与“理想自我”的期望个人相差较大，因此直接导致个体的自我评价差别很大，失意者对自身的价值判断便会降低许多，其价值感随之降低，其不良情绪随之产生。因此，由认知过程和情绪体验所导致的个人心理问题变渐渐突显了出来。

　　其次，理想和现实不统一所造成的价值标准异化，往往直接导致自我评价混乱。价值观就是一种认知和认知评价。当一个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现代社会的一切时，当他认为只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准值才是现代社会的全部价值准则时，这个人的认知评价标准就被物质化和金钱化了。按照“自我价值定向理论”的一种假设，“个人的自我价值定位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假定，个人的自我价值定位越是向内在精神信仰的因素倾斜，物质性的自我支持资源对个人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就越小，自我价值的稳定性也越高。反之，若个人的自我价值支持中缺乏精神信仰因素的支持，个人自我价值对于物质性自我价值支持资源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这种定位倾向的自我价值感会随着物质性自我价值支持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在财产、地位等等一切外在东西一旦成为一些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标准时，这些人的人生理想便会完全被外界利益在左右，他们的价值感和能力感也就随着物质的多少不停发生变化。一旦达不到目的，他们的价值感和能力感就降低，自我评价就会降低，就会产生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不健康情况。

　　如今，经济全球一体化已经形成社会发展趋势，带来中国社会各层面在规范、规则、模式等多方面深刻变化。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也不可避免当代多元文化的荡涤和熏陶，因此人们普遍身处一种新旧价值观交替转换的历史阶段，那些偏重物质名利的世俗价值观，也将无法避免地越来深入当代社会的每个人群，影响着个人价值观去产生某些程度的负面变化甚至扭曲，由此逐渐成为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主要原因。因此，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如何正确面对多元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各种影响，从而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应当能够成为解决当代临床个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的一种有效路径甚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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