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语使用倾向与社会文化心理

时间：2015-12-20 19:34:42 所属分类：心理学 浏览量:

数字语是指表示数概念的语言符号，书面上体现为汉字数字、外来文字数字、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等不同形态的数字符号以及其他用于计数的文字（ 如甲乙丙丁） 和字母（ 如 abcd） .数字语既是一种语言符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数字本身以及包含数

　　数字语是指表示数概念的语言符号，书面上体现为汉字数字、外来文字数字、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等不同形态的数字符号以及其他用于计数的文字（ 如甲乙丙丁） 和字母（ 如 abcd） .数字语既是一种语言符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数字本身以及包含数字的词、短语、句子等的产生、运用，无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不但数词数语在语言中留存着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信息，言语交际双方的数字意识和数字语使用习惯也都与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数字语修辞是对数字语的选用，既要顺应社会文化心理的特点和要求，也可利用社会文化心理，突破规约，创造性地对数字语加以运用。

　　一、数词数语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

　　汉语中存在大量的由数字直接构成或作为构成成分的数词数语，它们表现为词、固定短语、现成语句等不同形式，大都在产生或使用中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信息，成为附加在数词数语上的文化色彩。不同数词数语的社会文化信息来源不一，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或个人的实际影响能存在的影响给予应有的关注，有助于对这些数词数语的理解、选择和使用，从而避免负面影响，强化修辞效果。

　　（ 一） 数词数语蕴含时代文化信息

　　数词数语是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遗产，存续至今，或多或少、或隐或显都能从中找出一些其产生或使用中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性格情感、生产生活等留下的印迹。比较突出的表现有二： 一是数字神秘化背后的文化力量，二是数词数语反映过去时代的社会面貌。

　　1. 数字神秘化背后的文化力量

　　古代中国，数字在天文、历法、祭祀、卜筮等活动中得以广泛运用，在人们心目中，数字由此逐渐成为与“天”“道”“阴阳五行”等相关联的神秘数字。大量语言事实表明，数字作为玄数、套数、虚数的虚化用法是普遍存在的，其背后则是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理论等观念文化的原初驱动。

　　曲彦斌[1]186-187在对从“一”到“九”每个数字及其相关习惯数的意义后，得出了“几乎所有汉字基数都不同程度地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习惯数”的结论。

　　吴慧颖[2]1-168对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和“两、双、再”,对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三百六十及其十倍、百倍等“三”的倍数，对十八、八十一、九十、九百、九千、九万、一百八十、一万八千、十万八千等“九”的倍数，对八百、三十、三百、三千、三万、三十三、九十九等其他数字逐一进行了语义分析和文化探源，也用大量的实例证明了这些数字都有用作玄数、套数或虚数的用法，都包含文化意义。

　　至于古代数字虚化的过程和根源，顾久认为：古汉语数字虚化的规律是： 古虚数经过了由实数到玄数，由玄数到套数，最后由套数变为虚数的一般过程。

　　或者说，古书玄化的普遍原因是： “该数因为玄化而套化，因套化而虚化。玄数的玄有天'道等神秘意义。玄数指古人心目中与天道相关联的神秘数字。所谓套数,指在玄数影响下形成的，包罗万象的数字模式。两者的区别： 玄数是与某种事物或现象关联的神秘数字，而套数是与万物相关联的神秘数字模式。所谓虚数,是受套数影响后没有具体量的，泛称多或少的数字。它与套数的区别是： 套数的内容虽属生搬硬套，但却有具体的内容，而虚数没有具体内容。”[3]

　　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人们把十以内的数分为两个数列，奇数为阳，赋予天、刚、夫等象征意义，偶数为阴，并被赋予地、柔、妻等象征意义； 用天数与人之数相对应，三、五、七、九、十二、三十六、七十二等数，也由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所得驰骋想象，穿凿附会到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上，各自带上神秘色彩。恰如《左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白虎通义》“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的说法和做法。

　　当然，数字作为实数的实用和作为玄数、套数、虚数的虚化一直是并存的，即便存在虚化用法的数字也未必都要经历由实数、玄数、套数到虚数的虚化过程。

　　构成数词数语，数字可能是实数、玄数、套数或虚数，在实际使用中其意义和用法可能发生改变，也许并不改变。但是，无论数字虚用或实用，都与民族文化心理有这样那样直接间接的渊源关系。

　　2. 数词数语反映过去时代的社会面貌　　　　数词数语的产生和使用顺应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同时也必然反映社会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生活、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某些特有的东西。王德春（ 1992） 指出： “每个民族语言中都有一些蕴含社会文化意义的国俗词语，它与该民族和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文化传统、风俗民情有关。”数词数语就是一类有代表性的国俗词语，它们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不同层次反映着汉民族的文化特征。

　　下面这些数词数语，无不打上了特定年代的政治标签： 三面红旗、老三篇、三种人、“四人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

　　而“八斤半”代指人头，跟过去执行的砍头刑罚有关，据说是因为过去将犯人砍头后，有人曾称过脑袋的重量。“半斤八两”意指一样，没什么差别，是因为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二百五”“半吊子”跟古代钱币制度有关，一吊为一千文，二百五只有半吊之一半，一吊钱已经很少，四分之一吊、半吊就更派不了什么大用，因此意指才智低，无大用处。

　　“三尺水”用作剑的别称，据说源于剑开始出现时长三尺，剑光似水。后来造剑虽有长有短，但这种说法却保留在语言中了。

　　（ 二） 数词数语蕴含地域文化信息

　　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语言不同，文化也有差异，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有大量的研究者举出实证，毋须赘言。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属汉语，不同地区也有可能赋予数词数语不同的文化信息。

　　首先表现在由于各地方言、土语语音有别而带来数字谐音的差异。如“九”在普通话和很多方言区谐“久”,代表长久，而在闽南话却谐音“狗”.刘瑞明《方言俗语词中的数字谐音趣假》指出了汉语方言词中从一到十、百、千、万的数目字存在借谐音隐含非数目的其他用字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香港说“受人二分四”谐音“受人一份事”,“二”在粤语中和“一”音近。第三部分所举民谣“一声炮响，义（ 二） 律埋城。三元里顶住，四方炮台打烂。伍（ 五） 紫垣顶上，六百万讲和。七七礼拜，八千斤未烧。九九打吓，十足输哂”.显然也是建立在粤语谐音基础上的，按普通话发音则有些地方说不通。

　　其次则与各地特有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等有关。汉族的大多数地方都把“三、六、九”看作吉利的数字，但有的地方把它们作为出门的好日子，如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陕西等地； 有的地方把它们作为喜庆的日子； 有的地方则作为送礼的数量，如福建龙岩；还有的地方则兼而有之[1]186-187.而在闽南等地，有忌“三六九”的说法，认为男女年龄相差三岁、六岁或九岁，结婚后会出现不和谐。究其原因，则可能是数术关于命理冲激的认识[1]191.汉族大多数地方庆寿逢“九”,官话区有“庆九不庆十”的说法，闽南人庆寿则逢“十”不逢“九”[1]192.有时不同地区出于不同的关注角度而对同一数字具有迥异的好恶态度，如“四”作为偶数，深受汉语使用区人们的喜欢，但因为它谐音“死”,又使人们对它没有好感，动辄回避。如在日本，医院里均没有四号楼、四号病房，认为“四”很不吉利。再如“八”,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很受欢迎，认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好运； 但河南、湖南、福建等一些地方也因为“八”的字形象征分离，认为不吉，而有“七不出，八不归”的说法，在台湾地区，因政治上的忌讳，公共汽车就没有八路。

　　也有其他因素导致各地数字语含义用法出现文化差异，如外来文化影响。上海话“瘪三”源于当初英国租界一红毛侍卫，赶一苏北小乞丐口呼： “打死你瘪三（ beggar sir） ”,意思为讨厌的乞丐。而“十三点”这个俗语，词义等同于痴头怪脑，愚昧无知。是沪语中使用率最高的词之一，用以形容那些傻里傻气或言行不合常理的人，有时也用来作为取笑、嗔怪或不伤感情的骂人话。因为“痴”字的笔画是十三画，十三点就是十三画，借指“痴”字，说十三点就是说他是个“痴人”.在四川部分地区为了更为方便地运用，将“十三点”简称为“十三”,又为了使其更具有趣味性，一般加上儿化音读作“十三儿”.在这部分地区，“十三儿”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有无、糟糕和垃圾等意思，例如“有十三儿啊”“这下十三儿了”“你吃个十三儿”……而近年来，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已很少谈及“十三儿”这类骂人的粗话，于是“十三儿”被用更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差点就八加五了”.

　　（ 三） 数词数语蕴含领域文化信息

　　有些数词数语出自特定的社会行业、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后来使用范围扩大，语义引申，因而蕴含领域文化信息。如数字构成的专有名词、专名短语，除一般性的姓名外，大抵都带有特定学科、专业、行业、社会团体等的附属信息。

　　1. 数词数语构成的术语

　　“四呼”是汉语语音学的概括，专指韵头不同的四类韵母； “修辞的两大分野”是修辞学科的学说，特指消极修辞手法和积极修辞手法； “语法的三个平面”“语法研究的大小三角”是语法学科特有的名词：都有特定含义和学科色彩。

　　“二恶英”是一个音译兼意译词的专业术语，用于指一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 “三鹿奶粉”本是一个品牌名，而“三氯氰胺”本也是一个专业术语，一起成为流行词，在专业色彩基础上附加上了流行色彩。

　　“二元论”则是一个哲学名词，意谓主张世界有精神和物质两个独立本原的一种哲学学说； “二茬”源自农业术语，“遭二茬罪、吃二茬苦”一类则是其意的引申； “三军”源自军队，“三军用命、号令三军”一类是其语义和用法转移的结果。引申或转移，都还依稀可辨原词语特有的领域文化色彩。

　　2. 数词数语构成的行业词语

　　“小九九”,与算盘的使用有关； “一退（ 推） 六二五、二一添作五、三下五除二、三一三十一、不管三七二十一”等，明显是利用珠算口诀转义构成的惯用语。

　　而“呼幺喝六”原指赌场掷骰子（ 色子） ,用“一”“六”这两个最小和最大的点数代表各种点数。用于形容盛气凌人、大声呵斥，语义范围扩大了，但多少还是找寻得出赌博文化的影子。

　　有的全是数字，却是事物名称，如： “三七”是止血中药，“六六六”是杀虫剂，“一○五九”则是剧毒农药，“二百二”是红药水。

　　再看三九胃泰、九芝堂药店、一江山岛、二十里铺、三游洞、四平、五角场、六盘山、七星岩、八面山、九寨沟、千岛湖、万州等，都包含数字，或为商品名，或为地理名，虽有虚有实，均蕴含特殊文化信息。

　　3. 数词数语构成的社会团体用语

　　某些社会团体拥有相对封闭的数词数语，数字往往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由此带上一定的文化色彩。如在以校园和年轻为特点构成的语言社团中广为传播的“半月谈”“十日谈”“每周一哥”“九三学社”“三味书屋”“六十分万岁”“没有 100 分的另一半，只有 50 分的两个人！ ”等数字流行语，显然被赋予了校园流行文化色彩。再如宗教信仰也形成了特定的语言群落。“六合、六害、六冲、三刑”这些说法都与儒家及阴阳家的学说有关；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源自道教；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佛教用语； 而在基督教徒们看来，“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宗教赋予了一部分数词数语以特殊的宗教文化色彩。

　　部分社会团体用语可能扩大使用范围，进入全民语言，它们原有的文化色彩一般还会附着其上，如三界众生、八百罗汉，也有的会淡化甚至消失，如北斗七星、三生有幸。

　　二、数字语使用倾向与社会文化心理

　　社会文化心理不但为数字和数词数语附加了带有一定规约性的文化色彩，而且造就特定文化背景下语用主体的数字语吉忌意识和数字语使用习惯。而数字语吉忌意识是数字语使用习惯形成的直接心理根源，二者都对数字语使用产生重要影响。

　　（ 一） 数字语吉忌意识

　　数字语吉忌意识是语言拜物教的产物，其形成大多与先民的原始信仰有关，如西方许多国家和民族忌讳“十三”,一说来源于《圣经》故事中“最后的晚餐”,一说来源于希腊神话“弗哈拉天神宴会”[4]123,无论是宗教的影响还是神话的影响，抑或兼而有之，都跟信仰有关。“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于汉民族在古代对语言灵物的崇拜，同样引起对数词的灵物崇拜，认为有些数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财富，有些数词则被认为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和不幸，因此，数词便有吉凶褒贬的神秘意义色彩。”[5]153一般认为，中华民族的数字语吉忌意识的产生和传播，跟儒、道、释三家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密切相关，跟人们的世俗生活也有重要联系。不过由于从来没有过一种政教合一的国教，中国人总体的宗教感情和宗教意识相对淡薄，而世俗功利思想的影响比较明显，因而数字语吉忌意识也不够执着和统一。总体而言，没有时间长久、覆盖面广的忌数，因谐音忌四、因佛教七为一轮回观念而忌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包括四、七在内的十以内的数字语都在多方面或某一特定方面被当作吉数。

　　十以上的数有 12、24、36、72 等为 3 的倍数以及百、千、万等，也都被当作吉数和准吉数。这一点，也可能是中国人祈盼吉祥、向往美好的民族文化心理的体现，面对事物普遍存在双重属性的事实，中国人更多地愿意从好的方面看待它。

　　古人重“五”,在设数、统数时都喜欢用“五”.在初民眼里，人有五官、五脏，“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五还在数系中居于显要地位，因此“五”不仅是人自身最和谐的生发之数，也是重要的天象、地物之数。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各类事物以五统称、提要选五者数不胜数，如： 五湖、五岭、五灵、五谷、五金、五药、五色、五音、五味、五香、五经、五伦、五常、五福。尽管其中有很多不一定是五数，并非非用五来称说不可。如一般认为“五岳”的中岳嵩山是为了凑数，后来才加进去的。

　　汉民族有均衡对称为美、不均衡不对称不美的审美取向，这一审美取向也影响到了对偶数的偏爱。在语言表达中多用“二”“四”“八”及其倍数，认为“二”“四”“八”等偶数是吉祥数。成语中对举使用数词时，如果嵌入的都是偶数，那么成语大都是褒义的，如四面八方、四通八达等； 如果“三”“四”“七”“八”等奇数和偶数同时出现，成语则大多是贬义的，如颠三倒四、横七竖八、七长八短等，表示杂乱、不整齐。

　　现代社会，人们对数字语吉忌的意识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但也赋予了某些新的观念和内容，特别是在组合数字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多的吉忌意识。如对于单个数字，今天人们仍对偶数有所偏好，因为都希望成双成对、四季发财、六六大顺、八发、十圆满，只是在“四”谐音“死”“八”字形代表分离上对其各有一点忌讳。一般认为“九”代表长久永恒，“一”代表位尊或领先，三、五、七基本上只有传统文化意味，从现代角度似乎没有比较通行的喜爱或避忌的心理。而对于组合数字，除了吉数自身组合外，吉数与非吉数组合也可能受到青睐，其中有谐音寓意的原因，也有数字与某些特殊事物、事件的时间、数量等发生某种暗合关系的原因。如以 2008 年 8 月 8 日 8 时被选取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间，而“五一”“六一”“七一”等作为节日或纪念日，跟“一”代表起始有关。2009 年是民间习俗中代表婚庆吉祥的“双春年”,而 2009 年9 月 9 日又与“爱你九九九”谐音，这两个因素重合在一起，让这一天成了结婚的“扎堆”日。农历七月初七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但即使不喜欢西方情人节的人，很多也不愿意过这个节，因为牛郎织女的传说虽然美好，但一年只能见一次面的结局却让人有所忌惮。

　　数字语吉忌心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并受到多方面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人一般选择双号结婚，但也有人取其他的寓意选择9 或1,有的人则对此不太在意。同为 4,一般人因为它谐音“死”而避忌，但也有人取它“四季发财”或“四季平安”意，现在也有人按乐谱“发”音而选取它。笔者从所在城市主街道上记录的一些商店、商品名称，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的数字语吉忌意识： 速 8 酒店、三六九贵宾楼、70后（ 广告制作） 、三利全自动麻将机、五粮液、万佳药店、四季风铃、万树地板、三立漆。

　　（ 二） 数字语使用习惯

　　数字语使用习惯有很多表现，数字语选择、数字语使用方式、使用场合、使用目的等，都在汉语里呈现出某些带倾向性、复现性的特点。这些习惯或倾向的形成，背后均可找到一定的汉民族社会文化心理根源。数字语吉忌心理对数字语使用者的一大影响是命名、择日、确定事物数量（ 如商品价钱） 等言语或行为中对数字的趋避倾向。这种影响如果带有群体性和复现性，则会形成数字语选择方面的语言使用习惯。数字虚用，不表实数，表多、表少、表杂等，也是汉语的一种数字使用习惯。真正的友谊不是一株瓜蔓，会在一夜之间蹿起来，一天之内枯萎下去。（ 夏洛蒂·勃朗特）那个有过三个朋友而又先后失去的人，你不要做他第四个朋友。 （ 拉发特）这两句名言的数字“一、三、四”,基本上都是按照习惯的一种虚用，数字不再表数或不再表示实数，不能拘泥于实数去理解。

　　这里我们着重看看汉语中其他几种数字语使用习惯： 凑数和压数、数字文学、数字谜语和酒令。

　　1. 凑数和压数　　　　由于特殊思想观念和数字语吉忌意识的影响，在语言使用涉及计数、称数、统数时有意识地增加、减少描述对象的数值（ 或数目） ,以达到凑足或压成五、八、十等特定数字或构成数字序列的目标。

　　在五行学说影响下的尚五习俗，带来了不少凑五的例子。一年四季，过去却加一个长夏，凑成“五季”; 明明是耳目口鼻四官，却说成“五官”,让后人拼命想补足而不得； 五禽戏按理也是四兽一禽，而苏州的五百名贤祠实为 594 名着名历史人物。今天我们还评五好家庭、五好社员，究竟哪五好却不得而知。过去遍布全国各地的“八景”,未必都属实，有的是凑的，也有的则是选其八，而根子大约是八卦思想影响下的崇八心理。

　　从古至今，“十”都被认为是和谐、完满的象征，因而我们今天还有十分制计分，也常评选“十大……”,民间宴席也有上十个菜的习俗。这也导致了凑十、压十的做法，如“十母”把逻辑上有交叉、包含关系的十个母硬凑在一起： 亲母、出母、嫁母、庶母、嫡母、继母、慈母、养母、乳母、诸母（ 《辞源》） ; 而《后汉书》《三国演义》提到张钧把十二常侍说成十常侍。还有《百家姓》实收四五百个姓，《千家诗》收诗远不到千家，《万年历》远没有收录到一万年的年历。这些也是压数、凑数的表现。

　　有时为了构成数字序列，满足对数列井然的欣赏，也用到凑数，如： 一字长蛇阵、二龙汲水阵、三才天地阵、四门斗底阵、五虎攒羊阵、六子连芳阵、七星斩将阵、八卦金锁阵、九曜星宫阵、十面埋伏阵等。

　　这种现象今天依然延续，如手机短信： 祝您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羊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

　　凑数和压数反映的既是汉民族文化心理的需求，也体现了汉语数字语使用时的灵活，这种灵活也源自汉民族文化背景下广泛存在的虚用习俗。但这毕竟可能导致因数害意，应该慎用。

　　2. 数字语与诗歌等文艺作品结缘很深　　　　诗歌多用数字语，也是汉语数字语使用的一种习惯，尤其在民间歌谣中最为多见。数字语组配形式在文学作品中作为篇章修辞手法的主要承担者，或是作为话语的特色成分出现，带给作品独具特色的数字语修辞风格。一串系列数作为篇章衔接手段嵌入诗歌、歌谣。较为常见的是若干个数字（ 常见一到十10 个数字） 顺序增减。如清代杜文澜的《古谣谚》中曾记载有这样一首《夏至九九歌》： “一九至二九，扇子不离手； 三九二十七，吃茶如蜜汁； 四九三十六，争向路头宿； 五九四十五，树顶秋叶舞； 六九五十四，乘凉不入寺； 七九六十三，夜眠寻被单； 八九七十二，被单添夹被； 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碳墼。”这首歌谣，一半为数字，一九到九九交代时令的依次变更，其中前面的一到九还是歌谣的语篇衔接手段，纯由数字构成的八句看似在念乘法口诀，实则有起兴和押韵双重作用。形式活泼，风格浅近，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夏日气候的变化过程。

　　为了突出某种语义而频繁使用数字语。常见相同数字语（ “一”最多见） 在诗句中反复出现，也有不同数字语错杂陈列的。唐代诗人张祜的宫怨诗《宫词二首》：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全诗只有 20 个字，却句句有数词，数词成了全诗的灵魂。几个数词形式上两两相对，组成对偶句式，内容上相辅相成，“三千里”从空间着眼，写宫女离家之远。“二十年”从时间入手，写入宫之久，已人到中年。末句通过“一”“双”两个数词，写宫女面对寻欢作乐的君王，悲愤难抑，泪水无法控制夺眶而出。

　　两个或多个数字语之间形成对偶关系或分合关系。唐代李山甫在《寒食二首》中“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借数词描写春色，“三”“两”“十”“五”几个数词看似不经意的运用，却能以点带面，读者足以体会到微雨中一种轻柔的美，明媚动人的春光、恬静的气氛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显得格外亲切，为全诗增添了许多诗情画意。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在残阳照射下，这“半江”暗幽幽如绿色宝石，那“半江”红彤彤如灿烂云霞，这样构成的整个“一江”的画面波光粼粼，色彩瞬息万变，富于动态的变化美。

　　此外，数字语也经常作为建筑材料用于对联、谜语、酒令等流行面广、影响力大的其他民间文学体裁中。使用数字语的对联在联语中占据很高的比例，各类数字均可入联，情况复杂多样，方式形形色色，作用林林总总。用数字构成谜语的谜面，以及把现成数词数语拿来充当酒令，也是常见的做法。后二者虽为游戏，但文化意味很浓，或雅或俗，同样代表了数字语在表情达意、绘形协音等方面的功能的多样性和形式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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