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20:08:34 所属分类:心理学 浏览量:
引 言。 网络革命使人类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3 年 12 月,中国网民数量为 6.18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45.8%.可见,中国互联网普及率逐渐饱和,趋于稳定
引 言。
网络革命使人类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3 年 12 月,中国网民数量为 6.18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45.8%.可见,中国互联网普及率逐渐饱和,趋于稳定,如此大环境下针对网络情境下的研究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网络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全方位地影响着我们的认知方式和人际互动模式。
交往体现了人类的社会属性,对用户而言,网络的主要功能是人际沟通和交往。
沟通就必然涉及自我表露,自我表露有助于个体心理健康,提升社会适应性,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也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良性方法。网络自我表露是指个体在网络情境下,主动和被动地传递个人信息的过程。这种信息传递有文字、图表等多种形式[1].
社会互动中,个体对对方的一种概括化期望就是信任,网络情境下也需要人际信任。虚拟生活空间中,个体借助数字信息进行互动。其中,个体相信互动对象能够履行个体托付的事件即是网络人际信任。这种预期和保障感通常表现为特定的网络信任行为[2].
追求安全感和信任是人类社会交往的核心动机。网络除了获取资源信息外,还能够提供一种情感支持和归属感。此外,网络情境具有匿名性和弹性同步性,而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社会支持行为更容易产生。在基于虚拟空间的交往中,人们进行情感交流,信息共享,以及物质交换。个体被理解、尊重时所获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是网络社会支持[3].
以上三者,即网络自我表露、网络人际信任和网络社会支持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且均对个体心理健康起到积极作用。以往的研究或仅研究某一领域,或仅探讨现实情境,或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网络情境都没有完整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文化程度较高,易于接受新事物,因此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力群体。同时,大学生尚未完全成熟,心理变化较为快速。网络对当代大学生而言,不仅是获取信息的途径,更为其人际交往方式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此外,当代大学生为 90 后,从小接触互联网,网络可谓一直伴随着其生活轨迹,以当代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网络领域的研究更有意义。他们从网络中获得所需信息,丰富视野,也从中找到归属感和情绪宣泄渠道。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探讨网络自我表露、网络人际信任以及网络社会支持三者的关系,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且为网络情境下的心理健康如何形成和发展提供佐证和建议。
第 1 章 研究综述。
1.1 自我表露的研究概况。
1.1.1 自我表露的概念。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一词最早起源于 1958 年,是社会心理学、临床咨询和医疗、人际关系学领域的重要概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Jourard(1958)指出,自我表露即告知目标人关于自己的信息[4].目标人即与其交流信息的个体。在《Thetransparent self》一书中,Jourard(1971)又进一步把自我表露的概念定义为,个体告知他人关于自己的信息,真诚地分享个体私密想法和感受的过程。同时指出,健康的、社会适应良好的个体呈现出较高的自我表露水平[5].Derlega(1979)等人指出,自我表露是交换有关自我的任何信息,这些信息既包括个体的地位、性情,也包括过去的事情和对未来的规划等[6].国内学者邹澈(2008)等人将自我表露的概念界定为,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以口头或其它形式向对方直接表露信息的行为过程,这些信息既包括个人信息(个体的感受、想法、经历和个性等),也包括对非个人信息的感受(个体对他人或事件的评价和看法等)[7].
综上,可以发现自我表露的概念界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个体表达相关信息的自愿性和主动性;所表露的内容是有关于个体自身的信息,或对相关事件的想法和态度;自我表露的信息是个体真实的反应。同时,自我表露可以被视作一种人格特质;也有学者认为应视作一种行为事件;更多地学者则将其视作一种交互作用过程,认为自我表露是一种情境性的双向过程。此外,自我表露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均有正面影响,同时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在我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其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1.1.2 自我表露的功能。
自我表露有其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自我表露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自我表露水平较高的个体,社会适应性较好,能够及时排遣焦虑等消极情绪,且人际关系较为优质和丰富。同时,自我表露可以提高对问题的解决能力,表露本身增强了个体对事件的理解和正确感知,从而提高对生活的可控感。Kowalski(1999)的研究也表明,自我表露和坦白有利于身心健?
康。另有多个研究证实,心理因素对身体器官有一定影响。如情感表露水平较低的个体对心脏病等有更强的易感性[8].
其次,自我表露有利于个体自我认识的深化。Jourard(1971)指出,自我表露有助于个体获得相应的建议和反馈,加深对自己的感受和需要的了解,从而达到自我认识得深化[9].同时,自我表露过程中,对方的积极反馈可以引发自我认同感的提升。
此外,自我表露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清思维的过程,能够更加明了自己的观念、态度和感受。
最后,自我表露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自我表露本身可以促进亲密关系的形成。自我表露有利于个体获得社会支持,人际关系得到健康的发展。丰富的社会支持网络支撑个体解决压力事件,同时增强社会适应水平。Davis(1986)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自我表露与孤独感呈显着负相关,则自我表露水平较高的个体,会体会到较少的孤独感,有益于人际关系的促进[10].
1.1.3 自我表露的理论。
自我表露的研究领域内有四种主要理论,下面分别加以简述。
(1)不确定性降低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不确定性降低理论又称初始互动理论(Initial interaction theory),最早由 Berger和 Calabrese 于 1975 年提出,二人建构这个理论用以解释陌生人在首次互动时,是如何减少不确定性的[11].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交往中,个体需要消除不确定性,提高交流的可预测性。因此,个体之间选择进行信息交换,若能得到对方的积极反馈,获得自我认同,将有利于社会交往的顺利进行。
(2)社会渗透理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SPT)。
社会心理学家Altman和Taylor于1973年提出社会渗透理论。社会渗透理论认为,个体的交往是从表面化沟通到亲密沟通的发展过程,自我表露是亲密关系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基本构成形式和条件[12].互动双方自我表露的变化直接影响亲密关系的发展和减退。随着关系的发展,互动双方自我表露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即人际交往的两个维度有所增加。Hendrick(1981)指出,在对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表露模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社会渗透理论起到框架作用[13].
(3)压抑理论(Inhibition theory)。
压抑理论的观点起源于弗洛伊德。他认为,个体无意识地压抑未被满足的情感经验以及本能的欲望冲动。该理论认为,当个体无法处理和面对创伤性事件时,倾向于压抑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这种压抑会消耗个体的心理能量,长久下去会引发个体心身疾病易感性的提高。Pennebaker(1986)指出,自我表露创伤性的事件经历可以降低这种易感性,防止危害身心健康[14].
(4)沟通隐私管理理论(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CPM)。
沟通隐私管理理论用来解释个体是否以及如何进行自我表露。刘增雅和李林英(2007)认为,该理论将自我表露和自我隐藏视为辩证统一的整体,用可渗透的界限来表达表露和隐藏之间的关系[15].在表露和隐藏的关系中,他人起到很大作用。个体需要权衡环境中的个人需要以及他人需要,最终决定是否自我表露。这其中,既有个人界限,也有集体、组织和家庭的界限。Petronio(2002)指出这种界限的渗透性是时刻变化的,从相对容易渗透性到相对不易渗透性,前者是指个体自我表露达到最大程度,后者即个体对个人信息完全保密。这种渗透性则通过隐私管理系统来加以掌控,包括界限接近原则以及界限保护原则,界限接近原则是何种情况下表露隐私的原则,界限保护原则是指何种情况下不表露隐私的原则[16].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认为个体表露隐私后会有脆弱的感觉,个体控制这种风险的方法也就是构建何时表露隐私的界限。因此,个体在多方面因素的权衡中,寻求自我表露的一种平衡。
1.2 网络自我表露的研究概况。
1.2.1 网络自我表露的概念。
网络自我表露(Online self-disclosure)与传统自我表露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网络情境的匿名性、弹性同步性以及非语言线索的缺失。郭正莹(2007)将网络自我表露界定为个体与网络情境下的他人分享经验时,表露和接受信息得到满足感的网络行为[17].Chen 和 Sharma(2013)指出网络自我表露是个体在网络情境下,主动和被动地传递个人信息的过程。信息传递有文字、图表等多种形式[18].本文采用 Chen 和 Sharma的以上网络自我表露概念界定。
此外,网络自我表露的研究中,添加了网络游戏和网络购物情境,弥补了单一人际沟通的不足,填补了领域空白。也有学者认为,网络自我表露作为传统自我表露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其话题内涵并未发生改变,仅仅是话题亲密性有所变化。
1.2.2 网络自我表露的类型。
依据不同的切入角度,网络自我表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根据网络自我表露的意识程度,可分为有意识的网络自我表露和无意识的网络自我表露。前者主要指有意识向目标人传递信息,如互动聊天等;后者是指无意识中向他人传递信息,如博客的言语风格或主页的背景设置等。
根据网络自我表露的表达方式,即表露过程中的主动性、言语风格以及信息的内容和情感特征。饶星星(2006)按照主动性将网络自我表露分为被动型自我表露(目标人主动询问)、主动型自我表露(个体主动表达)和自我保护式的表露(拒绝、反对或无视,是一种非表露行为)[19].Marcus(2009)等人将网络自我表露划分为抽象模糊的网络自我表露和明晰具体的网络自我表露[20].
根据网络自我表露的程度,即表露的广度和深度。Attrill 和 Jalil(2011)将其分为人生阶段性特征的表露(具有阶段性的信息,如我目前还没有结婚)、一般生活事件的表露(具体信息,既包括重复性事件,也包括非重复性事件,如散步)和具体生活事件的表露(具有细节性的信息,如具体的安排)[21].Kays(2012)等人针对信息的敏感性程度,将网络自我表露分为高敏感性信息表露(如私人号码、个体收入等)和低敏感性信息表露(如姓名、电子邮箱等)[22].
1.2.3 网络自我表露的功能。
网络自我表露作为传统自我表露的延伸和补充,二者的功能有一定的共同性,与传统自我表露一样,网络自我表露可以促进心理健康发展、促进沟通、改善人际关系以及提高自我认识。
同时由于网络情境的匿名性和缺乏非语言线索等特点,网络自我表露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网络购物和网络娱乐的飞速发展情况下,网络自我表露为优质的网络服务提供保障,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有效提升生活品质。
然而,网络自我表露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Joinson(2007)指出在网络情境下,透露个人的私密信息可能危害个体隐私安全,陷入危机。网络信息传播迅速,并且自我表露过程中缺乏足够的信息衡量个体可以进行表露的程度,可能会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23].其次,Margalit(2010)发现,网络自我表露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个体的表露有时难以得到对方的反馈,得不到社会支持,进而加剧孤独感[24].
1.2.4 网络自我表露的理论。
目前网络自我表露研究领域,主要有以下五种理论。
(1)线索减少理论(Reduced cues theory,RCT)。
根据线索减少理论,线索是社会情境和与其相关行为规范的象征。情境线索和非语言线索(如面部表情和语音语调)能够调节个体的行为[25].然而,在网络情境下缺乏这些线索,并且个体与其交流对象不受即时互动的影响。因此,个体的网络自我表露更加深入、更加频繁,并且话题范围更广。Brunet 和 Schmidt(2008)对比害羞个体在没有摄像头的视觉匿名情境和有摄像头的非匿名情境的网络自我表露,结果表明缺乏视觉线索的情况下,个体网络自我暴露更加频繁,与 RCT 理论一致[26].
(2)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SIP)。
Walther 和 Burgoon(1992)提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线索是人际交流的前提[27].在线下情境中,个体可以综合利用言语和非言语线索来传递信息。然而,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方式,音调、手势以及面部表情需要转化为文字形式加以理解。尽管信息的总量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信息的交流途径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网络情境下个体交流信息的方式减少,为传递定量的信息,网络自我表露便会相应增加。Tidwell和 Walther(2002)比较线下和线上各类型自我表露的不同,包括次要自我表露(如人口学变量),中级自我表露(如态度、观念等)和核心自我表露(包括自身的需要、信仰和恐惧等)[28].研究发现,网络自我表露比例更高,该发现支持了非言语信息可以编码为言语信息,结论支持 SIP 理论。同时,Walther(1992)指出,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面对面交流可以表现的信息内容,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同样可以完成[29].
(3)超人际网络交流理论(Hyperpersonal CMC theory)。
超人际网络交流理论提出了网络情境下,缺乏个性化线索带来的两大优势[30].首先,个体在网络自我表露过程中可以控制其自我展示,可以对表露的信息内容和程度进行选择。其次,网络情境下个体倾向于将交流对象理想化。Hancock(2001)的研究表明,网络情境下的个体对沟通对象形成了强烈的理想印象,而不太注重具体细节。
该理论表明,个体夸大亲密性感受,因此,网络自我表露更加频繁、深入和广泛[31].
(4)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SIDE model)。
Reicher 等人(1995)提出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认为个体有两个身份,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个人身份是指个体独有的特征;社会身份包含于其所属的团体,如朋友、家人、同事等[32].SIDE 模型假设网络情境下,个性化线索的缺失导致社会交往中个体差异的弱化。社会身份则得到增强,他人的行为符合群体规范。SIDE 模型将自我表露视作一种环境特征,因此网络自我表露或者传统自我表露都无法提前预测其表露的频率、广度和深度。在各种媒介下,都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去支配自我表露的社会规范影响。
(5)媒体丰富性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MRT)。
与以上理论不同的是,媒体丰富性理论支持传统自我表露比网络自我表露更加广泛和深入。MRT 将沟通媒介视作一个丰富性的连续体[33].越是丰富的媒介,越适于个人信息和复杂观念的沟通。Wood 等人(2004)指出,这里的丰富性是指沟通媒介的反馈程度、沟通渠道的范围以及信息的私密程度。面对面交流可以及时反馈,运用手势、言语和副语言信息进行观点和想法的沟通,因此传统自我表露比网络自我表露更为丰富,更具深度和广度[34].
1.2.5 网络自我表露的相关研究。
相对于传统自我表露,对网络自我表露的实证研究并不多,未来的研究可以丰富网络自我表露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网络自我表露的性别差异。(2)网络自我表露的年龄差异。(3)网络自我表露与交往动机的变量关系。(4)社会文化因素对网络自我表露的影响。
研究表明,网络自我表露有其性别差异。Kays(2012)等人的研究发现,网络自我表露中,女性的表露程度明显比男性高[35].同时,Whitty(2008)得出女性更容易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个人的照片[36].关于网络自我表露中,不同性别的个体的语言风格,Rosen(2008)认为,女性的词语选择比较保守,而男性则倾向于选用情绪色彩较为浓厚的词语[37].Joinson(2008)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个体对隐私的注重程度和与目标人的亲密程度对网络自我表露中的性别差异起到调节作用[38].
年龄差异也是网络自我表露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呈现出非线性关系。15 岁是网络自我表露发展的转折期。Valkenburg 和 Peter(2007)的研究发现,对青春期前的少年更倾向于通过网络进行自我表露[39].十八岁以后网络自我表露逐渐降低,到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平稳发展。后续的研究也证实了年龄与网络自我表露的关系。
研究表明,不同的网络交往动机影响网络自我表露的程度。Gibbs(2006)等人发现,以交友为动机的个体,会呈现出高水平的自我表露,而以短期交往为动机的个体则相反[40].Park(2011)从需要的角度进行理解,认为需要产生动机,因此个体有更高的网络交往需要时,其网络自我表露水平也相应较高[41].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于网络自我表露的看法和表露程度都有所不同。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网络自我表露水平较低;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网络自我表露水平较高。如 Marcus(2009)等人研究日韩和欧美地区的个体网络自我表露现象,发现前者更不轻易透露其真实姓名。然而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42].Posey(2010)等人对比法国和美国个体的网络自我表露发现,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使个体更具归属感,因此更容易与他人分享信息[43].
1.3 人际信任的研究概况。
1.3.1 人际信任的概念。
有关信任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社会学领域。1900 年,德国学者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首先阐述了信任问题。到 20 世纪 50 年代,信任的研究出现在心理学领域。Deutsch(1958)创造了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的经典研究--囚徒困境实验[44].他将信任视为对情境的预期,因而个体的人际信任受到情境控制。他认为,信任是指个体受情境刺激,对事件有所期望时所采取的行动。如果期望落空,将会给个体造成剧烈的负面影响。
后续的研究则更多注重人际信任范畴。Rotter(1967)将人际信任界定为社会互动中的概括化的期望[45].主要是个体对于互动对象言辞、承诺和陈述(包括口头陈述、书面陈述)的期望。吉登斯(2000)进一步指出,人际信任可以降低社会互动中个体因时空分离而产生的距离感,优质的人际互动需要沟通双方的人际信任[46].
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概念界定。杨中芳和彭泗清(1999)将人际信任视作一种个体能够感知到的保障。即个体相信对方能够履行所托之事的责任和义务。人际信任是通过行为表现出的确定性的意识活动[47].张建新(2000)等人认为人际信任的前提是个体无法确定与对方是合作还是竞争关系。此时,人际信任就是将对方初步划定为合作关系,并期待对方表现出合作行为[48].
1.3.2 人际信任的理论。
人际信任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支持,现加以简述。
(1)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
该理论认为,文化决定了个体行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由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模式所组成,这其中包括价值、信仰、行为规范、政治组织和经济活动等。
这些习惯模式是习得的,因此人际信任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人际信任不是依靠理性选择产生的,而是基于宗教和习俗等文化道德规范而获得。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人际信任的偏好和程度都有所不同。
(2)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
发生认识论最早由 Piaget 提出,他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他认为人类的知识和体验都可以探寻到童年时期。人际信任也可以追溯到儿童的早期经验。该理论下的人际信任主要体现在婴儿和其照看人的关系。婴儿对世界的感知是新鲜而不确定的,照看人直接决定了婴儿的心理发展。如果得到优质照顾,婴儿会形成对秩序和安全的感知,进而发展为信任。反之,其人际信任水平较低。这种婴儿期基本信任的发展,是未来形成信任偏好和模式的基础。
(3)道德信任论(Moralistic trust)。
道德基础论将信任分为两种,策略性信任和道德性信任。前者的互动对象是熟人,是一种习惯性、仪式化的信任;后者的互动对象是陌生人,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格特质,建立在乐观主义态度之上。信任感较高的个体,会对互动对象给予更多的自发性信任[49].
1.4 网络人际信任的研究概况。
1.4.1 网络人际信任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网络人际信任(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的概念进行了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界定。Corritore(2003)等人认为,网络情境存在风险,在此前提下,将网络人际信任的概念界定为,对他人不加以利用自己脆弱点的期望[50].同时指出,线下人际信任的很多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网络人际信任。线下和线上环境具有共通性,即交流,且控制互动的风险和成本等是两种情境所共有的。同时,Grabner-Kraeuter(2002)指出,网络人际信任存在个体差异,具有主观性[51].
国内学者,胡蓉和邓小昭(2005)认为,虚拟生活空间中,个体借助数字信息进行互动[52].其中,个体相信互动对象能够履行个体托付的事件即是网络人际信任。同时,这种预期和保障感通常表现为特定的网络信任行为。
综上所述,网络人际信任的概念界定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网络人际信任是个体对计算机媒介交往中的一种积极、自信的预期;同时,网络人际信任过程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个体需要对风险进行评估,进而决定是否采取相关信任行为。本文选取胡蓉对网络人际信任的概念界定,即网络人际信任是一种预期和保障感,并体现为相应的信任行为。
1.4.2 网络人际信任的结构。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网络人际信任的研究发现,将其结构划分为情感性信任和工具性信任最为合理。情感性信任是情感导向的信任模式。网络的匿名性使该平台上的人际沟通压力较低,故更容易产生情感性信任,主要体现为情绪的宣泄和观念的沟通,是一种风险性较小的信任形式;工具性信任则是信息导向的信任模式。此类网络人际信任的关键是资源互动和信息共享,是一种风险性较大的信任形式。郁太维(2010)[53]对大学生的网络人际信任进行研究发现,情感性信任远远高于工具性信任。情感诉求成为网络社会的一种主导形式,该信任模式的风险后果较小。然而,基于工具性诉求的信任和行为往往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
1.4.3 网络人际信任的特点。
网络人际信任作为传统人际信任的延伸和补充,二者有其共同点,即信任的建立都是以熟悉为基础的。在人际交往中,情感沟通以及信息互换等持续发生,进而增强交往双方的信任关系。此外,二者都存在某些制度性保障,如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等。
然而,网络人际信任也有其自身的独有特点。
(1)主体双重性。
网络情境下的个体既有网络身份,也有其线下的现实身份。网络人际信任是符号化的,个体信任的对象虽然是网络身份,然而该对象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其特定的行为和心理模式。因此,主体有其虚拟性,也有其现实性,令网络人际信任更加错综复杂。
(2)松散性。
网络情境的匿名性和弹性同步性,使得个体处于不确定中。Wilson(2006)指出网络人际信任具有其脆弱性。彼此的匿名性使个体相互之间安全感增强,因此信任的产生相对容易[54].同时,白淑英(2004)认为,网络人际信任相对而言,更加松散,形成较为缓慢,而且可以随时中断[55].此外,黄厚铭(2000)在研究网络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时发现,个体在网络情境下互动产生的信任通常是基于局部人格的信任,无法根据整个系统进行分析,无法保证交往对象的可信性,故信任相对松散、不坚固[56].
(3)认知性。
Ho 等人(2012)发现,网络人际信任中,更为突出的是认知性信任。网络情境下的线索缺失决定了无法获得足够的情感线索,如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等[57].因此,网络人际信任以认知性为主,个人经验起到重要作用。
1.4.4 网络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
网络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格特质、现实人际信任、网络社会支持以及网络自我表露等。
丁道群(2005)[58]等人调查了 300 余名高中生和大学生,以网络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发现人格特质和网络社会支持对其有直接影响。进行路径分析后,发现人格特质可以通过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产生间接影响。其中,兴奋性人格特质对这种间接影响作用最大。
汪丹丹(2008)[59]对 308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人格特征、网络人际信任和现实人际信任之间的特点及关系等。研究得出,网络人际信任与现实人际信任呈显着正相关,同时人格特征中的内外向因子与线上线下人际信任均有显着相关性。
Joinson(2010)[60]等人探讨了网络情境下隐私、人际信任和自我表露的关系,发现个体的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越高,越不注重保护隐私,因而网络自我表露水平也较高。
Wu(2012)[61]等人也发现,在网络购物情境下,买卖双方的人际信任关系,能够促进个体自我表露水平。
Kisilevich(2012)[62]等人以俄罗斯为调查背景,分析网络自我表露模式,发现个体高网络自我表露水平的个体,可以让对方更加了解自己,进而获得更多网络人际信任,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1.5 社会支持的研究概况。
1.5.1 社会支持的概念。
有关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英法两国人口学者的研究表明,婚姻是一种促进健康(Health-promoting)的机制;《自杀论》一书中,社会学者 Durkheim(1987)[63]也指出,拥有较少社会连结的个体容易自杀,同时社会支持源于社会网络。以上两种观点被视为是有关社会支持概念的最初雏形。
20 世纪 70 年代初,精神病学文献中出现社会支持的概念。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的个体社交关系通常仅限于亲人;神经症患者的社会关系比较松散,社交活动不多。
到了 70 年代中期,各界学者纷纷展开对社会支持的研究,并且对其概念进行界定。
尽管各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社会支持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然而其大体的切入点都是一致的,即社会支持是如何促进和影响个体生理及心理健康,提高个体社会适应性的。
1.5.2 社会支持的研究取向。
Burleson 和 MacGeorge(2002)认为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取向,进而导致了其概念界定的相异[64].
第一种是社会网络-社会学取向,该取向注重社会情境与个体的交互作用,认为社会支持就是社会情境下个体之间的联结。Cobb(1976)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所体验到的一种被关怀、爱护和尊重的感受[65].每一个个体都属于特定的社会网络,网络中的个体具有共同的责任。Cullen(1994)指出,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社会网络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帮助[66].然而,这种取向仅仅对社会网络进行分析,无法深入探究社会支持领域的内在机制。
第二种是心理-认知取向,该取向注重个体的认知过程,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且对获取支持的可得性进行评估,如支持是否及时有效以及个体满意度如何。Caplan(1974)从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层面的有益方面出发,指出个体可以从其“支持系统”(Support system)中获得情绪交流、精神指引以及物质援助,进而保持心理健康。Sarason(1991)等人将社会支持界定为一种主观感受,即个体需要帮助时,有足够的求助对象可以给予相应的关怀和支持,以及对所获得帮助的满意程度[67].知觉到的社会支持是目前广泛认同和使用的概念。然而,该取向系统下的社会支持只能依靠问卷或自我报告的方法进行测量和评估,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第三种取向是传播-互动取向,该取向注重人际互动中的支持性传播,将社会支持定义为帮助个体克服焦虑或者是不确定性的一种互动。Albrecht(1987)指出,支持性传播有助于创建和维持人际关系[68].社会支持是个体间的言语或非言语传播,能够提高双方对生活的可控感,减轻焦虑。这种取向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支持的互动过程。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行为角度入手,认为社会支持应该用具体的行动加以测量和评价。Malecki(2002)则将社会支持界定为他人提供的支持性行为。这种社会支持有利于提高个体社会适应性的提高,规避环境危害[69].陈成文(2000)将社会支持视为一种选择性的社会行为。个体对弱者进行无偿性的帮助,这就是社会支持[70].
1.6 网络社会支持的研究概况。
1.6.1 网络社会支持的概念。
网络社会支持(Online social support)是传统社会支持的重要补充,即网络情境下的社会支持。其概念的界定多采用心理-认知取向。Turner(2001)等人将其定义为在网络人际互动中,个体被尊重、理解和支持的程度[71].梁晓燕(2008)则这样定义网络社会支持[72].在基于虚拟空间的交往中,人们进行情感交流,信息共享,以及物质交换。个体被理解、尊重时所获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是网络社会支持。本研究采用梁晓燕的网络社会支持概念。
1.6.2 网络社会支持的特点。
基于虚拟空间的网络交往,与面对面交往相比有显着不同。网络交往过程缺乏情境线索,只有文字、影像和声音线索,没有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线索。网络世界中,个体可以自由选择交往对象,不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可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同时,网络的匿名性使个体的自我表露水平提高,更容易谈及自己的隐私,网络交往也较少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网络互动过程中,个体间的交往具有弹性同步的特质,可以自主选择沟通的时间、人数等[73].
Turner(2001)等人[74]指出,网络社会支持是线下传统社会支持的重要补充,而且个体在网络情境下更容易寻求和给予社会支持。然而,上述网络交往的独特性也使网络社会支持与传统社会支持有很大的不同。Walther(2002)[75]指出,网络社会支持与传统社会支持的根本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沟通渠道更广,易于扩展社会支持网络;网络社会支持的供求双方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不受社会关系和地位的影响。
首先,网络社会支持有利于降低双方的压力。寻求传统线下社会支持意味着承认自己的无能,可能损伤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破坏个人的独立形象。特别是男性固有的性别角色导致他们不会轻易寻求社会支持。另外,线下社会支持的寻求者和提供者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因此可能会涉及个人隐私,同时由于双方价值观的冲突也可能影响其线下关系。然而,网络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降低这种压力。White(2001)指出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身体缺场,互动双方不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可以畅所欲言,即使是不为社会所认可的话题也可以沟通交流[76].因此个体呈现出较高和较深的自我表露水平,促进真诚的亲密关系建立。网络的异步性,也保证了互动双方不会体会到压迫感,可以在自己的舒适时间和空间状态下进行交往。
其次,网络情境有利于寻求者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现实生活中,个体间的人际交往受性别、外貌、种族、社会地位和情境因素等影响,个体可以通过多方面筛选,选择合适的交往对象。而网络环境下,网络的匿名性隐去了这些环境线索,个体间的交往跳过信息筛选步骤,直接进行语言沟通,因此网络情境下人际网络扩大,为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提供可能。此外,网络情境下,个体通常不求直接的回报,更倾向于为他人提供帮助或者相关信息。Wallace(2001)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网络社会支持的易得性进行解释。旁观者效应和责任分散现象,是造成社会生活中个体吝于提供帮助的重要原因,即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通常没有明确的责任分配趋向,责任感降低[77].个体即使未提供帮助,愧疚感也并不强烈。可见,个体是否提供帮助主要取决于在场人数的多寡和对情境的辨识。网络情境下,个体无法准确把握具体的同时在场人数,同时也无法单纯依据数字信号感知当下情境,因此误判的可能性降低,更容易为支持寻求者提供帮助。同时,支持寻求者对所需帮助和信息的清晰表述,也是对其获得支持的保证。
最后,网络社会支持也存在其不足。网络交往过程往往缺乏情境线索,单一的语言线索可能会对沟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Kiesler(1986)指出,面部表情和身体表情的缺失,对网络人际关系的确立和发展有很大限制,因而无法建立完善的网络社会支持体系[78].然而,苗笑雨(2007)认为,随着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及时通信等方式的推出,网络交往已日益完善,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79].
1.6.3 网络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纵观网络社会支持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网络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2)网络社会支持与正向情绪体验的正相关。(3)网络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4)网络社会支持与现实社会支持的变量关系。
Blank(2007)等人,通过比较前列腺癌症、乳腺癌症两自助性的论坛进行研究,得到网络社会支持中的性别差异[80].女性论坛中的网络社会支持类型主要是情感性支持,而男性论坛中则主要是信息性支持。这与 Seale(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Seale还发现对疼痛体验的表述差异,男性更侧重于身体特定部分,而女性的表达则更为全面[81].
大部分学者都赞同网络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正向作用,网络社会支持的获得有助于个体增强社会适应性,降低焦虑,舒缓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梁艳(2008)对600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指出虚拟幸福感总分和在线客观支持、在线主观支持以及在线对支持的利用度,呈显着的正相关,即网络社会支持可以显着预测虚拟幸福感[82].梁栋青(2011)也得出同样结论,即网络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83].王卓娅(20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网络社会支持与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为正向相关关系[84].
有部分学者认为,网络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如造成网络成瘾或者加重疏离感危机等。不参加实际的人际交往活动,会导致缺乏互动技巧和合作习惯,同理心和共情的能力降低。吴佳辉(2007)[85]对台湾 193 名大学生问卷调查,发现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成瘾的正向预测关系,而现实社会支持对网络成瘾的预测关系是负向的。同时,现实社会支持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成瘾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梁晓燕(2008)[86]研究了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得出结论:
在网络社会支持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过程中,现实社会支持以及自我同一性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在网络社会支持影响自尊和孤独的过程中,自我同一性起到调节作用。
王卓娅(2012)[8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网络社会支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现实社会支持起到中介作用。景永昇和李瑛(2012)[88]的研究证实,线下社会支持与网络社会支持显着相关。回归分析表明,网络社会支持可以对现实社会支持进行预测。
尽管网络社会支持是基于虚拟空间,但也与现实社会交往不可分割,与其相比有一定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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