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维新思想家的经济新闻主张

时间：2015-12-20 20:30:28 所属分类：新闻 浏览量:

摘要 思想家们忧国忧民，顺应时势，呼吁兴办综合类日报和专门商报，重视经济新闻的传播、译栽外国经济新闻和兴办外文报刊，强调经济新闻时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富国强兵的突出作用。 关键词 晚清 维新思想家 经济新闻主张 一、关于综合类日报的经济新闻主张 鸦片

摘要　思想家们忧国忧民，顺应时势，呼吁兴办综合类日报和专门商报，重视经济新闻的传播、译栽外国经济新闻和兴办外文报刊，强调经济新闻时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富国强兵的突出作用。
　　关键词　晚清　维新思想家　经济新闻主张 　　
　　一、关于综合类日报的经济新闻主张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陆续在中国的香港和上海等地创办了为数众多的近代新式中外文报刊，而中国人自办的不仅数量少，而且生存艰难，旋办旋停。甲午战争之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战后的维新派人士对民族报业的前景忧心忡忡，大声疾呼，把发展近代新式报刊的意义上升到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高度。他们最初提出的办报主张较多涉及的是综合类的日报。1875年，在香港主持中文《循环日报》的王韬发表了《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介绍了外国人在华办报情况，并以欣喜的心情对刚刚在中国土地上萌生的民族近代新式报刊予以充分肯定。1878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虽然他所论证的兴办新式报刊的好处(“知地方之机宜”、“知诉讼之曲直”、“辅教化之不及”)同经济信息并不直接相关，但若真正付诸实施还是会对国计民生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早年先后就读于香港、英国并回到香港担任律师的何启，在其《新政论议》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兴办综合类新式日报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说：“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加数倍，民之志量必高数筹；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必无止境也。”也就是说，办报带来便捷信息，使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受益。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信息，人们在日报上尽可以详尽地了解。包括“物价之行情，市道之旺弱。股份之价值，店铺之张歇，田宅之买卖。创举之节略，生意之授受，学校之抡材，船艘之往来，铁路之接续，邮寄之便捷，百工之处所，行客之姓名，官员之迁调，货物之出入，关税之征收……矿物之奇赢，格致之日进，植物之丰歉”。1893年陈炽在《庸书》的《报馆》篇中指出，报馆这种新事物最初出现在西方国家时也曾受到政府的禁止，但是后来其积极作用日益凸显，所以就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泰西报馆之设，其国初亦禁之。后见其公是公非，实足达君民之隔阂，遂听其开设，以广见闻。迄今数十年，风气日开，功效日着，制一精器，登报以速流传，而工作兴矣；立一公司，人报以招贸易，而商途辟矣。”他还指出新式日报在中国赈灾中的积极作用：“比年各省水早遍灾，重赖日报风行，有以感发善心，集捐巨款，明效大验，已如斯矣。”1894年，当时主政轮船招商局的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五卷本)的《日报》篇赞赏外国报馆“照录登报”各类内容，如“新艺商务情形”、“内外工商之衰旺”等。郑观应主张中国新建的报馆也应该广泛刊登各类信息，如“制作之良窳……商务制造有何新法”等中外经济新闻。郑观应充分肯定新式日报创办以来在抗灾救灾方面的作用：“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中。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
　　
　　二、关于专门商报的经济新闻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甲午战争后的变法维新的高潮中，先进的思想家们在积极鼓吹发展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提出大力兴办专业性的民间商报。其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专门的商报为私人资本的更好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增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同外商的竞争力。1896年汪康年在其担任总理的《时务报》上撰文《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兴办商报的做法和用途：宜在通都大邑设立商务报，专门报道各地如何在仿造洋货基础上不断改进和提高质量并最终取代洋货，如何改进出口商品质量从而有效占领国际市场；如何重视专利从而促进发明创造。1898年初汪康年在《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一文中强调商报有助于沟通产销信息，从而改善民族资本在与外商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汪康年指出，在各通商口岸，“皆西商为主，而华商听其调度。凡市面行情银价。一皆听命于西人，可不深悲也哉。”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应该学习西方，举办商会，保护商人的权利，并创办专门的商报，“以考究各处行销何物，及各物之行情，又凡新创行栈，必登之报，使人共晓。如此，则商务渐有起色矣”。1898年6月康有为的奏折呼吁重视私人资本，认为中国“商务不兴，民贫财匮”，他强调西洋各国之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各类商品称雄世界，原因就在于有一个包括重视商报在内的良好的商业环境，“盖其国中有商学以教之，有商报以通之，有商部以统之，有商律以齐之，有商会以结之，有比较厂以励之，有专利牌以诱之。”康有为吁请光绍皇帝诏令全国各地兴办“商学商报商会”。
三、关于译载外报和兴办外文报刊的经济新闻主张
　　
　　维新思想家们深知中国要想摆脱受列强侵略和欺负的命运，就得向西方学习，重视社会商业环境的营造，传播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而近代新式报刊在推进学习西方过程中将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思想家们高度重视西方书报的翻译和转载刊发，郑观应在这方面的言论比较有代表性，他在1895年刊行的《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上增写了《日报下》。强调中国新式日报应译载外国报刊的内容尤其经济新闻：“凡外国日报所登有关于中国时事，及新出火器奇技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须译录。”1895年夏，时为清政府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特别指出，中国的积重难返的问题大都出在信息不畅，上下隔阂，“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指办新报一引者)。康有为还主张及时翻译西方大报的经济新闻报道，拿来为我所用：“至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成宜购取，其最着而有用者，莫如英之太唔士，美之滴森，令总署派人每日译其政艺以备乙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寮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
　　在鸦片战争后陆续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外国人在他们生活的区域特别是在他们所攫取的租界中，陆续兴办了一大批近代新式报刊。这些报刊中的外文报刊面向外国人，而中文报刊则面向中国人，从根上说，这些外国人办的报刊是为维护在华利益和扩大侵华特权服务的，即便是传教士办的报刊也是以扩大在华宗教势力为出发点的。对于这个问题，维新思想家们看得是很清楚的。也抱有较高的警惕性。郑观应着重批判外报在中外交涉中不公正的立场：“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意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思想家们主张中国人创办自己的外文报刊，抓住舆论的自主权和主动权，维护民族利益。郑观应提出：“或日报，或礼拜报，宜亟用西文，择才识兼优者主持笔政。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下共评曲直……凡政府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陈衍的具体办法是：第一，招聘学贯中西、通达时务的中国人在自办的外文报馆中担任中文主笔，“举所谓务材、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备筹所以整顿之法，皆实在可言可行者，广为论说。”也就是说自办的外文报刊也刊登中文文字，大概考虑到的受众既有中国人也有在华的以传教士群体为主的外国“中国通”。第二，由报馆的中国主笔做翻译，做好对外宣传，特别是要立足于澄清事实真相的工作，以摆脱舆论被动的状况。“又举西人向来之欺我中国者。菜事出于要挟，于理既不顺；某事出于恫喝，于势不足畏；某事为倒持太阿，中国可收回权利；某事为隐设机械，中国勿误坠术中，皆翻译洋文，刊之报纸”。第三，聘请西人在中国自办的外文报馆担任主笔，但他们所编撰的外文稿件的基本立场必须“专为中国自强起见”，同时由担任副主笔的中国人为稿件最后把关。陈衍对这样的外文报刊充满希望：“此等报纸散布五大洲，令西人见之，知中国实有自强之策，我以何着往，彼可以何着应，必将咋舌色变，不敢谓秦无人朝无人矣。”
　　
　　四、经济新闻主张的渊源和作用
　　
　　维新思想家们之所以能提出比较系统的经济新闻主张，是同他们长期以来相关的学习、思考和实践分不开的。他们身份不同。职业各异，但都有着关注中外新式报刊，用以获取资讯、信息的共性特点。在郑观应的文牍中，我们能发现许多有关他阅读外报的记载，如1873年刊行的郑观应的《救时揭要》记他阅读香港日报关于猪仔华工大批死于贩运途中的报道；《救时揭要》介绍荷兰兴修水利，并称在《中西闻见录》上艾约瑟有疏凿浚通的详尽办法。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上，郑观应谈到自己思想主张的来源：“凡中西利病情形，或得自阅历中来，或闻自中外友朋，或辑自近人论说。”维新思想家中有的长期以来在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中管理重要的大企业，如郑观应就先后当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对经济信息的重要性有切身的体会；有的具有办报经历，如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后就领导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等报刊的创办，汪康年也在《时务报》的兴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还有的很早就为报馆撰写经济新闻稿件，如郑观应就属于这类人物，1872年郑观应在所著《救时揭要》自序中称“随所见闻，频登《申报》”。《申报》系创办于1872年，郑观应算得上它的最早的作者之一了。事实上郑观应经常给报馆写文章，如在1894年刊行的《盛世危言》中他写道：“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扎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郑观应之所以主张译报，原因在于他从外报上获取有益信息，他发表于报上的文章也被外报转载过，他懂得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应该说，维新思想家经济新闻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推动中国近代新式报刊特别是经济新闻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香港、广州等地国人自办的《汇报》、《循环日报》、《新报》、《述报》、《广报》等，都比较重视经济新闻报道，如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的论说文字就大力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使中国变弱为强。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主持的报刊上经济内容的安排从量到质都有了飞跃。根据闾晓波先生的研究，《时务报》上的译文刊载量很大，涉及英、日、俄、法等多种文字；报馆专门的翻译人员均有良好的外文造诣，有的有游学或出使外国的经历，有的毕业于京师同文馆，报馆中还聘有日本的汉学家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稿源来自65种外文报刊，其中不乏专门的外文商报如香港的英文《商务报》、日本的《经济杂志》等。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让国人详细了解中外贸易状况特别是了解外国人的有关观点，《时务报》上还译载了大量的外国驻中国通商口岸领事所撰写的驻地商务报告，据研究者统计，《时务报》共刊发21篇此类报告。《时务报》的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维新派官员、湖南巡抚陈宝箴1897年5月下令全省书院订阅《时务报》。在陈宝箴所下达的公文中褒扬《时务报》上的译文：“上年以来，上海设有时务报馆，月出三册，论议极为明通，所译西报，尤多关系，其激发志意，有益于诸生者，诚非浅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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