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时间：2015-12-20 21:26:28 所属分类：新闻 浏览量:

关键词： 公共知识分子 社会建构 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福柯*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我这样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

关键词： 公共知识分子 社会建构

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福柯*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我这样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更强好奇心，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往往是让他们担任行政或社会职务），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会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此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学术的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专业竞争能力已明显下降、近年来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这里确实有很大的诱惑。”[1] 　　

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这样的讨论实在是太粗略了，尽管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 　　

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本文将借助福柯的思路，将“出现”视为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同时基本延续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纳提供的分析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2] 　　

延续就不是重复或照搬。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讨论一个可能更具中国的问题：即除了其他因素外，有哪些中国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说社会因素其实并不能准确表达我想说的。因为社会因素是很多的，例如我提到的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其中有些当然是社会因素，但是这些社会因素可能相对容易改变，只要一两个激励因素变了，就可能在数年内发生变化。而我在本文讨论的社会因素是相对长期的，只要这个社会处在这一发展时期就很难改变有些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例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这些社会因素都渗透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了，往往是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的，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很难改变的。例如，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经历和他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等等。我很难把这些因素同其他的社会因素区分开来。也许可以称那些因素为政策性激励因素，因此将之同这里的社会因素分开？但词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我用这个词时说的是什么。最后，我这里辨析的社会性因素也并不全面，因为我没有追求全面，而只追求对这一可能的研究领域的进入。 　　

要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当代的活着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其实很难。最主要的制约，在我看来，倒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涉及个人，而在中国任何涉及个人的分析都可能被视为某种人身赞美或攻击，而且人总是愿意听赞美的话的，也往往容易高估自己，因此哪怕是自己看来平和、中肯、公允的分析也会遭到被分析者以及对其持不同态度的读者的误解，惹出被评者的不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不快，并进而惹出很多麻烦。针对这种可能，我在此声明，我尽管可能借助于分析个别人，但我的分析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而不是他们个人的特点和禀赋。分析难免有些不当之处，都是一孔之见，涉及到对一些具体学者的分析，我希望尽力避免贬褒，而且不考察动机，仅考察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这并不是说，为了避免麻烦，就不作评价，我只是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语言表达我的看法。 　　

我希望学者们能够冷静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这篇文章，避免闹意气，自寻烦恼。而且我必须说，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难听的话可能是难免的；也许我们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必须变得稍微粗糙一些。再说，谁让我们的职业使得我们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呢？ 　　

一、界定与特点 　　

这一节将主要界定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主要特点。 　　

首先，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依据波斯纳的分析并加以限定，我将之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鉴于这是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的界定，因此，与国内目前流行的具有褒义的用法不同，我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中性的。在我的分析框架中，说一个人是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高尚或渺小，并不隐含对其人格乃至学术成就的评价，尽管我会指出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都相对说来有一定的成就。所谓经验的，我是指，我不考虑其行为的动机。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考察一个知识分子这样行为时的动机，而仅仅考虑行为者是否经常发表评论和分析，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是否超出了其专业领域，是否在将专业知识大众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体（主要是公共媒体，也包括一些“白领”读物或非严格专业学术性的杂志）上讨论。因此，尽管有些学者希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确实就广泛的社会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但如果他或她未能获得足够的关注，他或她就不是我要研究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的道理，相反，有些学者哪怕一直或如今不希望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如果由于他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活动引发了社会对他的足够关注，那么根据我的这个定义，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然而具体操作化却是个问题。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做法。我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网上浏览的印象，专断的作出了一些选择。我的大致做法是，一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二是过去20年里是否经常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三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或她是学者。当然，这并不是严格的标准，我并没有进行细致的统计，学术关注程度也是很难测度，并且我们在后面将看到，是否学者也往往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由于本文关心的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确定义和测度，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因此这一缺陷可以暂时保留，只要我选择的分析对象大致可以被认同为使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我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分析了。尽管这样的分析也许会错失一些人物，因此可能分析也就有问题。但是本文其实并不试图成为一个全面的研究，更多只是希望开拓这个领域，初步提出一些问题，因此，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原谅。 　　

如果这个辩解基本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大致说，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些比较活跃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大多都可以说是公共知识分子。例如经济学界的厉以宁、吴敬琏、张曙光、茅于轼、汪丁丁、张维迎、樊纲、梁小民、盛洪、张宇燕等都比较明显是，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社会学界例如郑也夫、李强、王铭铭、李银河、黄平以及已故的王小波；在法学界中，在过去的大约五年里比较突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贺卫方，处于两可之间的则有梁治平、冯象、季卫东以及我本人；在文史哲学界，在不同时期比较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汪晖、秦晖、徐友渔、雷颐、甘阳、许纪霖、葛剑雄、朱学勤、张汝伦、钱理群、王焱、王晓明、韩少功等，此前还有一度很出名的刘晓波，比较两可的有刘小枫、陈嘉映、何怀宏、周国平、陈来、陈平原等。此外，一度还有一些著名作家。政治学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比较少，在我感觉中，大约只有刘军宁可以算得上。 　　

如果这些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得到承认，那么概括说来，他们全都是大学教授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因此，可以说，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基本都来自教学科研机构，都是有比较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 　　

但并不完全如此，其实还有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来自非学术部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清莲。她并不在任何一个学术部门任职，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尽管她曾经上过研究生班，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但是她的这部著作以及其他著述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多次重印，曾一度在市场上脱销，她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学者。 　　

由于这些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在政府、企业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说他们是在体制外。但这其实并不准确。例如厉以宁是全国人大常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吴敬琏原先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如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樊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林毅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强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而我本人现在是北大法学院院长，黄平、张宇燕、葛剑雄等也都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而且，由于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比较强的政府机构色彩（尽管正在淡化），因此很难说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当然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认同的问题。当然，由于这个因素更为隐蔽，则更难分析。 　　

其次，除了在经济学界还有少数老学者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已经或应当从其学术“公职”上退休但事实上在学界还相当活跃外，其他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年龄大多在50—40岁之间（钱理群是一个例外）。 　　

第三，由于年龄的原因，这些人实际上基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尽管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力度和方向的态度持有不同的态度。此外，尽管获益者这个词容易让人误解甚至令人厌恶，但其实是更准确的。获益者的意义的另一面是，这些人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因为年龄很小的一些人外，大都经受了某种社会的磨练，有过各种经历，甚至受过苦。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知青、农民、工人、军人、中小学教员，下过乡，上过山，有的当过红卫兵，有的受过某种政治上的压制，他们有比较广泛的社会经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可能都会走上另外一条生活之路，几乎都不可能获得今天他们实际享有的学术地位（但不是成就——因为他们究竟有没有成就以及有多大成就可能还需要历史在证明）；并因此，也不大可能有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尽管他们之间今天的经济状况也有比较大的差别。 　　

第四，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留过洋（主要是英美），许多人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例如林毅夫、张维迎、汪丁丁、周其仁、黄平、王铭铭、冯象、苏力（均为英美）以及季卫东（日本）等，或者作过比较长期的访问研究或学习（例如，茅于轼、樊纲、盛洪、张宇燕、汪晖、甘阳、许纪霖、徐友渔、陈来、梁治平、李强、郑也夫、李银河、贺卫方等，有些人现在仍然在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作全职的或半职的教学研究（例如汪丁丁、甘阳、冯象、季卫东）。而且这还只限于我自己的不完全的了解。 　　

第五，在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专业以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学者居多，其他社会科学的较少。 　　

而这些特点就隐含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构成的一些特别的（相对于美国来说）社会因素。我将在下面几节予以分析。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热点 　　

在中国，当代公众知识分子的形成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就不仅仅是社会转型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最典型的反映在经济学界。由于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辩论。尽管这些经济问题往往非常专业化，操作起来也往往比较精细，许多问题本来并不适合作为公共话题或社会话题。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是社会关注的中心，许多经济话题在中国过去20年里实际上成了中国社会最关心的“政治”话题和公共话题，因此，许多本来旨在参加学术专业争论的经济学学者因此自然而然地甚至是不经意地就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化为公共知识分子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有一些经济学家利用社会舆论（例如关于股市的争论）来强化和推进自己的“学术”主张，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利益群体会利用大大简化了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势下，许多经济学问题都变成了政策问题，许多经济学分析被简化为一个词。所谓“历（以宁）股份”、“吴（敬琏）市场”的说法就是一个明证；产权明晰、企业改制等观点变成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流行话语。因此，成为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尽管大多与个人的意愿有关，但也确有被迫的，即关键不在于你是否想关心社会热点问题，而在于你研究和关心的问题是否变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 　　

也因此，我们会理解为什么经济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比较齐整，从年迈长者到中青年都齐备。这固然与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中学术传统比较好（但显然并不是最好的）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问题一直是社会的中心。而政府的重视，媒体的关注——最终说来由于与中国民众的个人利益相关因此是民众的关注，可以说造就和促成了一茬又一茬经济学的公共知识分子。 　　

仔细考察起来，甚至许多其它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寄生”在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学术发展上的。 　　

首先，这表现为，经济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政治、法律问题。因此许多看起来是某个专业领域的问题，其实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分不开。例如法律问题。在90年代前期之前，可以说在经常在公共知识分子论坛发表作品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的只有梁治平一位。但90年代中期之后，法学家借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以及由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纷纷先后进入公共知识分子的场域。事实上，号召司法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正当化理由就是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尽管真正的推动力并不一定如此。[3] 　　

社会学的研究事实上也与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分不开。例如流动人口问题，农民工的问题（黄平），中国当代社会的分层问题（李强），下岗和再就业问题，收入差别问题、小城镇建设、农村社区和宗族问题（王铭铭）、城乡两元化问题以及犯罪、腐败与色情业等问题。其中很多也都与法律有关。 　　

由于这一点，甚至就学科和知识类型上与经济学距离最大的人文学者也都进入了一些有关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最突出的两位学者可能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汪晖，他曾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汪丁丁展开了学术辩论，[4]以及秦晖，一位历史学家，他曾对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表示了不满，并对科斯定理进行了某种学术的“批判”。[5]此外，关于徐友渔，一位在英国接受过语言哲学训练的任职于社科院哲学所的但如今已很难界定其专业的学者，对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以及介绍此书来到中国的学者的批评，[6]也都属于这种现象。 　　

也由于这一点，甚至一些并不以专业知识贡献为指向的、分析评论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记者性（journalistic）文字，在世人中甚至在一般的文科大学生中，也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轰动，其作者虽然并非专业学者也因此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最典型的就是何清莲和她的《现代化的陷阱》；[7]以及最近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8] 　　

其次，即使并不直接讨论经济问题或现象的、发生在某个或某些远离经济学的学科内的学术论争，虽然有门户和学派之争的因素，但引发争论的社会原因仍然是中国的经济改革。 　　

最典型的就是90年代初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9]虽然参加这场大论战的几乎全都是人文学者，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学者，还涉及到“躲避崇高”和“抵抗文学”的一些作家诸如王朔、[10]王蒙、张承志等。[11]但是细想起来，他们争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果，中国90年代的人文精神似乎也没有因为这场争论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甚至我们不知道人文学科有什么变化与这场争论有任何关系，甚至这场争论的两派一些核心人物到了90年代后期都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12]但是这场争论却实实在在地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有关。 　　

这场争论——如今回头看来——却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中国知识界的知识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大大强化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和知识话语体制中的话语权力，同时也反映了特别是当时的中青年人文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由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这种对知识类型的需求以及话语权力之转变或即将到来的转变感到了失落，感到了某种不安。并且历史表明，他们这种失落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正是在这种失落中，许多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是专业知识分子，尽管人文专业知识分子几乎是一种矛盾修辞[13]——至少在一段时期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出现了以经济学为中心的知识话语转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在那些讨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论文中，[14]作者基本上都不是经济学学者，且无论作者的态度如何，其实都表明他们无法忽视这种帝国主义的扩张。而这种状况也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当历史学家秦晖以他的方式解说科斯定理时，[15]我们发现，秦晖作为人文学者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阵地，他是要进入一块对他来说相对陌生的阵地作战。尽管可能被人误解为我的这种描述可能有嘲讽意味，但我其实并不反对这种“出国打仗”，因为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立发展。只是问题并不在于出国，而在于他在论争中讨论的基本上不是他擅长历史学的问题，而更多是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因此这种出国打仗的结果就很难或者很容易预料了。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不仅全面侵入了其他学科领域（《经济学家茶座》可为一个典型）；而且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也主动引进（与秦晖的出国抵抗不同）经济学的一系列假定和方法。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事实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明确地或默示地引入了经济学的概念和进路。典型的，如政治学中的刘军宁，他的政治学观点和思路，号称是自由主义（因此是政治学的），其实主要是哈耶克经济学思想的延展或演绎。[16]而这种学科交叉的现象自然导致了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基本话语体系和概念体系是相近的，如果不是等同的话，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有了更多的便利；他们的读者群也必然超越了本学科，甚至有很大重叠，他们往往是面对一般的有文化的人。 　　

三、天时与社会经历 　　

我在前面提到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年龄大多在40—50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呢？如果时代或社会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是通过人起作用的，那么我们一般应当预期这种社会因素将同时对处于这一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即使由于学术盛年的因素，我们应当估计到不同年龄段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数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应当太大。而就目前来看，40—50岁的学者中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多于其他年龄段的。我必须解说这一点。而且我必须用社会的因素来解说，而不是用个人性的因素，例如偏好来解释。 　　

但是，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40—50岁的人居多，这个断言是否成立呢？因为也许40—50岁的学者恰恰是比较成熟的年代，精力还比较充沛，也是其学术巅峰或学术巅峰即将过去的时代，因此他们有意转向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是这些学者基本都当了教授，因此学术著作和论文的撰写不再是一个压迫的力量，因此，他们有空闲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是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或者干脆是媒体（公众）感到这些人的各方面的背景都相对比较好，人比较成熟、一般都有留学经历、博士、教授、研究员的身份，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也许每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主流都会是40—50岁的人？也许只是时间还太短暂，我们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一基本态势？ 　　

这种因素显然是存在的；尽管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是，这些因素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考察的；而且即使考虑了这个因素，也未必能够完全消除这个年龄段中公共知识分子特别突出的特征。细致回顾一下过去的20多年的历史，我们首先可以发现，比他们年长一辈的学者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明显少于他们这一代人，即使是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以及张曙光、钱理群等比较年长的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出现在公共论坛上也并不比这一代中的一些人更早，有的甚至更晚一些。而这一代人中有许多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最长的已经持续了15年。例如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甘阳、葛剑雄、梁治平、雷颐等人早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是小有名气，有的甚至是大有名气（例如甘阳），其他人到目前也大都在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上驰骋了大约10年了。而在这一期间，下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似乎不那么明显，而且其社会影响力似乎也不如上面提到的这些学者10年前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上的影响。甚至，我估计，这些40—50岁的学者的公共影响力似乎至少还会持续5—10年。 　　

也许，这与这些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有关？确实有可能如此，这些学者如今大多是学界的重要人物，发表观点是相对容易，大受媒体欢迎甚或是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的学术或社会地位使他们有收益递增的马太效用？由于公共媒体的有限，也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人出现的阻碍？但是，这似乎也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就在这一批学者出山的时候，社会政治环境并不比今天更有利，公共论坛的开放度和数量都相当有限，而且他们也同样面对着老一代学者；他们当年几乎无法想象今天的宽松的言论管制以及如此大量的媒体邀请。而今天的年轻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但似乎不如这一代人那么齐整。 　　

因此，我们也许必须承认这一代学者中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于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或特征以及时机有关，当然，这里说的有关，只是指他们的经历或特征也许比前一代人或下一代人更适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我在此对这些个人因素做一个猜测。 　　

首先仍然是时代的因素。这些学者在出道之际大多在20多岁—30多岁之间，因此，年轻气盛，比较敢于挑战，而这个时代又恰恰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相比而言，他们之前一代学者，当时已经40岁左右的学者，绝大多数都由于78年以前的中国的极左政治以及诸如反右和文革的经验，学的相对比较乖一些，他们胆子不敢那么大，生怕政治运动的反复。而这些年轻学者，20多岁时尽管刚刚迈出大学校门，也许学术上还比较弱，却比较大胆——由于各种积淀成本少，包袱少，因此而大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此前毕竟有一个十年的大学人才培养的空白；许多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大多由于长期的运动而荒疏了学术，甚至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已经受到了运动的影响。等到文革结束时，他们尽管往往是作为下一代的教师出现在大学校园和研究所内，但从学术上来看，他们几乎是同他们的学生同时开始学术之路，而这时他们的精力、时间以及由此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智力，就总体而言，都无法同积攒了十年之后，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这些学生相比。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批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甚至是老师的老师几乎同时进入学术舞台甚至是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他们的前一辈一般说来显然不如他们这一辈人更有天时。 　　

而下一代的的学者也同样无法享有这一代学者的天时。只要想一想，在80年代初，许多刚从大学毕业的20多岁不到30岁的学生一毕业很快就成为学术机构的研究骨干，或者进入政府的决策部门之后然后重新回到学校和科研机构成为骨干。而他们的下一代人则大多得按部就班地等到博士毕业之后才可能进入学术机构任教或搞科研，或进入政府决策部门。这一代人如果出国留学归来，或者获得博士学位，也大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这一时期的稀缺，相对说来更容易获得社会瞩目；尽管社会瞩目并不一定标志着成就，但毕竟要比下一代学者更容易成名，也更容易、更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时间差因此使下一代的学者必定较晚——相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才能成为学术精英，之后也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比起他们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学者来说，这一代学者的学习经历也很有特点。之前一代学者（主要上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和之后一代的学者基本上是从中学门到大学门（研究生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基本没有中断，他们对社会的感受、理解和判断基本是在大学中获得的，并且相对专业化。而如今40—50岁这一代学者大在文革中由于种种原因耽搁了正常的学业，不仅上大学晚了，而且许多人的中学教育也不完整，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上过中学。他们早早就离开了学校，当过知青、工人、兵团战士、士兵、中小学代课教师、生产队长等，他们又相对说来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也许是出于天生对知识的爱好，在文革中，他们其实并没有如同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荒废了青春，他们其实还是思考的，[17]也是学习的。他们往往会利用各种机会读书，并且往往读得非常“杂”，他们也常常有一些相对说来有知识兴趣的朋友，讨论一些社会的、知识的或理论的问题。[18]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学的经验。他们或者爱好文学，或者爱好哲学思辩，或者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往往利用了文革中一些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读书运动，例如“读马列毛选，”批林批孔“，”读一点历史“、”读红楼梦“、”批水浒“等，杂七杂八地读了一些书，尽管不系统，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思考中，这些杂七杂八的知识糅合起来了。一方面，他们的读书受到了时代的严格管束，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阅读又不受大学校园的学科和专业考试的管束；在这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他们甚至是自由阅读的。他们没有导师，也许不利于他们的阅读和理解，但由于是他们自己阅读或集体阅读，没有现成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他们的思考和阅读能力，甚至想象力。他们无需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但是由于兴趣，甚至由于书籍的稀少，而强化了他们的记忆。他们许多人在当时当地都是有点”反骨“的。尽管这种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年轻学者的发展可能具有悲剧性，甚至许多人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是也磨砺了这一代学者的思想。他们的许多基础知识也许不如之后经过完整中小学训练的大学新生的系统，但是他们的知识面一般说来要比之后的大学新生特别是文科新生要宽广，并且理解要深一些。加之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也促使了他们对大学老师的教学有更多的经验验证和反思，促使他们下意识地也比较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他们也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显然比前一代学者接触了更多的学术资源，更有条件和可能出国留学；而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自学经历，又比下一代学生知识面更开阔。 　　

这一代学人的这一特别经验对于解释为什么他们比他们之前或之后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有意义。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作了铺垫。很难想象，今天的中文系毕业生能够有汪晖那样的能力和兴趣关心和讨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且不管汪晖的具体结论的对错。也很难想象，今天的历史学博士能够有秦晖那样的广度来讨论苏联东欧问题、古代社会问题、当代的几乎所有热点的社会问题以及几乎所有学科的理论问题，同样也不管他的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我们可以看到，汪丁丁是数学的本科和硕士生，经济学博士，但是大量的论文或短文却是关于社会道德伦理理论、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19]我们也看到冯象是法律博士，是知识产权问题专家，但他同时有英国中世纪文学博士的学位，并且也发表过文学作品。[20]而在文史哲学界，这种现象甚至更为普遍，如今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人文公共知识分子大多以部分时间从事了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他们几乎都不大发表纯粹有关文学的论文了，无论是传统的文学欣赏还是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21]而且要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大学文史哲院系的学生就总体而言都是当时最优秀的文科考生，而到了80年代后期之后，这种基本风向就发生了变化。至少考分最高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经济、法律专业。 　　

应当说，上述的这种现象作为偶发的现象其实在任何一代人中都有，但是作为一代人就只能存在于社会变动时期。社会变动时期会迫使一代人突如其来地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们大量的重新选择的机会。而这种人生轨迹的急促变化也使得他们一般说来比那种在一个正常年代里的知识分工更为专业化的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并且职业变动更少可能的社会中生活的专业知识分子有更为博学（尽管未必更专业），因此也就更有意愿、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对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言。换言之，他们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其实，这一代人的这种经历还隐含了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即表达能力。可以想象，如果这一代人中当初有过更多的社会经历，那么他们就总体来说，就更可能要比一直在学校生活的人更了解普通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表达上更善于深入浅出；此外，由于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在文革中自学的，往往接触更多的是文史哲的知识，甚至往往都有一点文学的爱好（记得70年代末的文学青年热吗？），因此他们即使是学习其他专业的，但就总体来说，也可能比如今的专业知识分子更多一些文字的表达能力。这也是他们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必须强调，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在社会中更为显赫，更受人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一定就更高。相反，就这一代学者整体而言，他们的擅长可能更多的是以牺牲专业化为代价的。因此，就对社会转型和改革的贡献而言，也许他们的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是必要的，甚至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就知识的贡献而言，可能则构成了一个缺憾。如果韦伯关于现代的社会的知识分工与知识增长的判断[22]是对的，那么就总体来说，我的预测是，这一代学人中出现有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的几率可能要低于下一代学人，如果下一代学人的训练更为专业化的话。 　　

甚至，我还必须指出，也正是这一点，甚至可能迫使一些学人很早就走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而只走了很短的一段专业学者的道路，甚至可能从来就没有作为专业知识分子出现在其领域。因为兴趣广泛，由于关心时事和社会热点问题，事实上，这一批人中的有些人几乎从其进入学界开始之际就对其专业不感兴趣，基本上没有撰写过真正专业化的论文和著作，尽管其社会知名度较高，但是在其专业领域中，并不能得到很多的学术认同。还有一些人，尽管从事了一阵子专业研究，但随着年龄增长，专业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也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专业，从而转向与其专业相近或有相对容易进入的公共热点问题讨论或专业知识的大众化工作。前者如雷颐；后者如90年代后期从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徐友渔。 　　

概括起来，成为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因素决定的，确实与个人的选择是相关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选择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的。社会需求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会在相当程度影响他们的选择，影响他们的可选择的范围。

四、自我认同和社会期待 　　

以同样的方式，在这一节，我还想讨论另一个强烈受社会因素影响的个人选择，学者对传统的认同——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中关于理想的知识分子位置和定位的认同——以及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预期。而且，我要从一开始就强调，许多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并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公开拒绝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不可能脱离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们也很难拒绝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传统预期。而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强化，会下意识地影响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即使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促成他们选择成为或逐步转向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现代社会的专业知识分子。 　　

事实上，在中国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身上都带着相当深的中国传统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印记。无论他们如何的激进、反讽或后现代，他们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认同的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认同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格的形成和定位。 　　

一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古代士人的理想和人格，并且这种理想人格同近代西方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兼容之处，而与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兼容。我们可以看到，我所说的这一代40—50岁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这种责任感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甚至是他们的地位塑造的，或许还有他们的年龄的因素，但这里不细致分析因果关系），比起他们的下一代学者来说，似乎他们更少一点反讽，少一点幽默，少一点“酷”。 　　

他们一般说来，要比下一代人更认真，甚至较真，他们不喜欢周星驰，也不喜欢王朔。哪怕是他们讨论后现代，其实却很少后现代；他们研究尼采，赞赏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但是他们基本上只是重估某些价值，而不是追求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他们心目中还是有许多神圣的东西，在下一代知识分子看来很“小资”的东西。他们大多表现得很“愤青”，其实很“小资”；甚至无论小资还是愤青都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厌恶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哪怕是被人称为“新左派”的一些公共学者，其实也同自称继承了自由派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国的许多问题持批判态度。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在我看来，其实更多是学术传统之争（社会科学或者说经济学与人文学科或社会宏大理论之争），也许100年之后，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他们公开宣称厌恶意识形态，往往指责对方搞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其实都还有比较强的意识形态（并不重估一切价值）。他们尽管对社会往往持批评态度，同现行体制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认真看来，这些学者就总体而言还是持建设性态度的。其实，他们都对改革开放的总政策予以肯定，他们的分歧或如果有分歧，仅仅在于改革是否可以再快一点，以及在一些相对细节问题上的改革方向有分歧。他们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如同他们之中的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或是如同在一些事件（例如“长江《读书》奖”）中表现的那样是生死之争。他们的争论似乎有阶级斗争的影子（代表下岗工人还是代表既得利益者），但拉开距离来看，在我看来，虽然不能说是杯中的波浪，但最多也就是盆中的波浪。一些所谓的惊世骇俗的言词，例如刘晓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批判，例如王朔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的争议，如今看来，都不过尔尔。请想想除了当事人之外，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当年大轰大嗡的“抵抗文学”？！ 　　

促成这一点的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中国的。他们大都想兼济天下，甚至由于智力上比较优越而好为天下师，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才华献给这块土地，尽管他们不像艾青那样“眼里常含着泪水”。甚至他们最激烈的争论中也隐含着这样的因素。例如《读书》奖的风波，[23]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也有夸大，但是双方都承认一个前提，不能搞学术腐败。尽管对王朔的小说以及大众文化有种种争议，有学者要“以笔为旗”，[24]要防止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另一派要“躲避崇高”，[25]认为平凡其实就是人文精神；但这场争论无论是什么其实都没有谁主张文学应当堕落，应当腐蚀社会。分歧也许仅仅在于一派认为文学不应当以无批判的甚至是调侃的态度对待社会丑恶，而另一派则认为调侃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多元社会中必须有的人文精神；一派主张文学应当有理想，并迷信语言的创造世界的能力，而另一派主张文学反映现实，语言不过是一种描述的工具。他们的争论都是边际性的震荡或波动。这就表明，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传统的，是关心社会的。甚至，在主张“躲避崇高”的背后也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深厚关切，而并不是要摒弃社会，摒弃理想。[26] 　　

也正是这种实际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的认同和坚持，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才跨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论坛，无论他们是同时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或是基本跃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被许多从事其他专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某些经济学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不讲道德的甚至为了反击也自称“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其实几乎每个人都在讲道德，并且不仅在讲市场经济的道德，讲职业道德，而且也在讲一般的道德。例如，张维迎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在分析并隐含或公开倡导诚实和信用；[27]汪丁丁早几年就提出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28]茅于轼关心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29]所谓的效率与公正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增加每个人的分配还是分配上更多考虑某些因素来促进做大蛋糕，以及哪一条进路更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争论，而这个争论也许并不是理论争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至少需要实践来验证和证明。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抛除了个人恩怨，其实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许多争论又都是中国人说的“打嘴仗”。例如，汪晖同汪丁丁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是实用主义的。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都不是从原则出发的，他们背后的关切都是实用主义的，即都在关切中国的改革路径将导致什么结果，尽管这个问题同样不是可以通过争论解决的。甚至人文精神的讨论也不是为了纯粹的“精神”，而是反映了对社会发展的某种有理由的尽管也许过分也许不过分的担忧。争论的双方其实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忧国忧民者。 　　

他们是忧国忧民者，因此，他们就都不是只关注自己研究成果的高度专业化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是维特根斯坦，[30]因此留学英国研究语言哲学的徐友渔放弃了语言哲学，更多搞起了政治哲学，尽管由于年龄增加学术能力的自然衰减也可能是一个放弃的因素。他们也不是伽德默尔，[31]因此研究阐释学的张汝伦也参加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而这场讨论尽管是人文的，却与阐释学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也不是科斯，[32]因此最喜欢科斯的盛洪讨论了国际政治，并想“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33]也因此，研究鲁迅和文学为主的专家汪晖、研究农民史为主的秦晖都参与了经济社会问题的论战。所有那些以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或社会理论参与各种争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关心的都不是后现代的理论问题，而是用了这些理论来阐发他们的社会理想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新历史主义、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叙事学、读者接受理论或新批评，他们都成了社会评论家，尽管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自己熟悉的学术知识资源，但更多的是借助了自己已有的学术声誉来“推销”自己对某些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 　　

即使如同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经济学家似乎还基本坚守着自己的专业，许多法学家也似乎在坚持讨论自己的专业问题，但是他们用自己专业回答的却还是社会的问题。并且他们之所以大致坚守着自己的专业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坚持专业知识分子的立场，相信韦伯的天职，而是他们的专业本身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是经世济民的问题。而且仔细观察一下，他们讨论的许多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都可以甚至也实际被认为与他们的专业定位有所偏离。例如，农业经济学家林毅夫谈论了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以及“中国的奇迹”、[34]“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又比如，贺卫方近年最大力倡导司法改革也与他的专业（西方法制史）相去甚远。尽管他们似乎都没有背离专业。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还是传统的，他们渴望经世济民，希望兼济天下，尽管他们似乎很接受个人主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品格，他们的自由之精神受制于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们的下一代学者认为他们太传统，给学术和学者生涯增加了太多的社会责任，缺乏“以学术为业”的精神，太社会化，也并不完全是不实之词，尽管未必公道。而且他们的这种人格也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人并不是概念逻辑构成的，或必须按逻辑生活的。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楷模的认同同时也是这个社会剧场的效应。 　　

因为在中国社会，人们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认同和要求的。当吴敬琏在2000年10月30日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谈论“基金黑幕”之际，[35]当何清莲谈论“现代化的陷阱”之际，社会公众也认定这样的人——哪怕他的这一行为并不是一个知识的行动——和行动才是知识分子的行为，才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尽管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其实是最科学化的、最学术化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其研究者是最知识分子的，但是也恰恰是经济学界，特别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被更多的人称之为不像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出卖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因为据说他们没有关心下岗工人、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官员腐败。其实，他们并没有出卖，而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影响太强大；社会要求知识分子跳出专业槽，讨论社会热点问题。也因此，知名的学者们哪怕为了证明自己的知识分子品格都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毕竟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公开说“经济学家不讲道德”（樊纲）呢——尽管樊纲是利用了汉语中的双关。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樊纲在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正是在参与一场关于经济学的道德的争论，[36]并且很快另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张曙光又出来论证了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37]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的。 　　

但是，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之形成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的另一个认同也同样相关，这就是知识分子应当博学多才，文笔优秀，要文质彬彬；要有一点文人气，要像李白、杜甫，而不是萧何、曹参；要像苏东坡，至少也要像王安石。[38]而且这一形象可能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前专业化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兼容。这一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同样受到社会预期这个剧场效应的影响。不仅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应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出将入相，既出世又入世，博古通今，博闻强记，他们的文章必须有文采，其作品应当有广泛的读者群；而且这种理想型在当代中国社会也有很深的根基，甚至更甚——如今往往还要求他们兼通中外。尽管时代已经使这些要求非常不现实了，但社会的大众文化总是与时代有滞差；因此，这一点仍然不仅是社会的要求，而且也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因此他们常常徘徊“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或其他学科之间。在我们社会，最得到社会赞赏的实际上并不是专业知识分子，尽管专业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更大。在中国社会，我们不会欣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比较纯粹的哲学家的，我们更欣赏的是罗素那样的有哲学家声望的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家，或他这样的前哲学家。甚至当我们欣赏尼采时，也往往带着这样的色彩，事实上，在一些当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文采斐然、思想卓绝的尼采往往也只是另一位“狂飙突进”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其实他不是，至少在他活着的时代不是）。[39] 　　

由于这种主观认同和对社会预期的认同，因此，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小有成就，就不大安分守己了，都希望更多的关心其他领域的问题，或多或少的都有一点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智力上相对优越，一般说来都有能力初步分析一些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才是他和社会都认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他们也至少会将自己的专业大众化，以某种讲究文采随笔、评论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如果不这样做，在他们心目中的自己就总似乎有些欠缺。近年来之所以学术随笔出版比较多，之所以比许多学术专着更为畅销，一方面印证了生产者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则印证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期待，印证了社会预期。 　　

而这两者又互相在强化和支持。同时，也必须看到，有些学术随笔的文笔确实比较好，文字深入浅出，论证也翔实周密，事实上也是学术著作。在这个意义上，当其他变量相当时，有文采的文章肯定要比没有文采的文章更容易获得读者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前一类文字的作者更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性质。 　　

但是，这种追求同样是有问题的。有不少这种学术随笔，不仅学术水平较低，缺少学术性，而且有些文辞或行文也很矫揉造作，明显是有意为之，甚至有以词害义的现象。例如，一些著作的序言或译着的序言作者硬是要使用其实并不地道的文言，不仅影响阅读，而且很容易误解（特别是在翻译中）。由于这些作者显然是白话文要优于其文言文，而且其读者基本上都不大习惯文言文，因此，我推定，至少在其下意识中，一定是认为文言文更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因此，他们是试图通过文言文这个屏障来区分和界定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我的这些话似乎是在批判这种博学和文采的追求，但其实我并不反对，甚至我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这种自我大众化的活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目前确实也还是需要这样的作品；甚至学术水准不高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学者都一定只能是提高，而不能普及。但我想指出的是，这是另一塑造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因素。中国传统的缺少专业分工的知识分子形象——文人——仍然在追逐着我们。 　　

而且，我还想指出，这种情况也自然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学术评价。我们也许会在这种社会预期和自我认同中忽视了真正有学术贡献的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而把过分的关注甚至赞美甚至太高的学术评价给予了那些也许并不值得这种待遇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可能事实上不是在强调“文质彬彬”，而是在强调“文胜于质”。而进一步，这也会影响下一代学者的自我学术追求和自我定位，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采和博学上，而不是放在真实世界和专精上，不是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事实上，在我的周围，我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和追求。因此中国的学术可能陷在或更多挣扎在一种前现代的学术制度中。甚至这还不无可能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发展。[40] 　　

同样，这个因素也是通过个人选择展示出来的社会的塑造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并且这相比起来，也更多是中国的。 　　

五、结语 　　

我不打算继续分析下去了，因此我的上述关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社会分析注定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并没有追求完整，如前所说，本文只是试图解剖一下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某些社会因素和特征。如果能给人以某些启发，便于自己或他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那也就行了。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我的这篇文章也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尽管不完全是。 　　

我知道许多读者，即使完全不关心本文涉及的具体学者，也会感到从我的分析中无法得到一个结论：该如何评价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好还是坏。我想评价其实不是我的追求。我是在以一种同情理解的，同时也是批判的态度在解析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现象。 　　

其实几乎每一种分析都同时具有理解和批判的。尽管也许我的文笔还不能准确传达我想传达的（其实根据读者反映理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希望读者不要因自己的前见掩盖了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批判。重要的其实是理解，而不是给一个判断。我也不希望我的分析影响了一些读者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评价或他自己的追求。如果就总的态度来说，我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持理解态度，但是展望未来，我却希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将随着社会的知识分工、专业化以及文化普及化而减少。 　　

我的基本理由仍然是韦伯的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分工创造财富，才能获得比较优势的理论。因此，我本应当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批判，特别是提醒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人文学科发展的弊端。但是这只能属于另一篇论文。但是，也许我的这个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判断的基础韦伯的理论和分工的理论也许就是有问题的，也许我还没有保持知识分子对任何前提或前人结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态度。也许，甚或由于我自己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无法对自己下狠手。 　　

但是，这些都算是对读者的提醒吧。每个人都只能走一段路，剩下的路都得其他人自己走。

[注释]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于《尼采的幽灵》，汪民安、陈永国〔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24—125. 　　

[1]“遭遇哈姆雷特”，《读书》，2002年5期。 　　

[2]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动力，尽管其中有司法不公的问题，然而最大的动力却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要求新的有效率的司法服务，而先前的司法制度显然不适应这一需要。可参看，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特别是最后一节。 　　

[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5]文章主要集于，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06.16.可参看，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7.27. 　　

[7]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8]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9]请参看，张汝伦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3期；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4期；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5期；吴炫等：“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6期，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章。 　　

[10]主要体现在其小说和随笔中，王朔：《王朔文集》（4卷本），华艺出版社，1992年；以及《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11]例如张承志，主要文字集于，《荒芜英雄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无援的思想——思想随笔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以及其他著作。 　　

[12]例如，论战的核心人物，作家王朔、王蒙、张承志、张炜等都基本淡出了，尽管王蒙、韩少功等还常常在《读书》、《天涯》等杂志上发表随笔，尽管王朔2000年的《无知者无畏》仍然引发了某种轰动。其他的一些论战参加者，例如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等人的话题也逐渐不那么公共化了。 　　

[13]在中文中似乎这种反讽还不明显，一旦翻译成英文，liberal arts specialists，就可以感受到这种讥刺了。 　　

[14]有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讨论，可参看，郑也夫：“社会品德与经济繁荣”，《读书》，1997年第11期；何怀宏：“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读书》，1998年第12期；蔡昉：“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6期；苏力：“经济学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6期；陈明明：“政治学在中国的命运──从‘经济学帝国主义’谈起”，《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15]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 　　

[16]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以及他在众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随笔。 　　

[17]盛洪就曾提到他当年当工人时一直无法改掉自己工作时爱“走神”的“毛病”。盛洪：“经济学精神”，《经济学精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页273.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毛病。 　　

[18]有关文革前期和后期的学习情况，可分别参看，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10期；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三期，辽宁教育出版社。 　　

[19]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7年；《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其他著作。 　　

[20]冯象：《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21]例如，文学中最典型的是汪晖，但其他文学研究者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转向，例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广州出版社，1999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些著作虽然还与文学有关，但更多是一种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关怀。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也有这样的转向，例如90年代初他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而他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则是《文学史理论创新和当代文学》。史学界最典型的也许是秦晖，但也并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其他如雷颐、朱学勤（他的最新的研究项目之一是《民初制宪历程与制度选择》（1912-1923年））。 　　

[2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页143. 　　

[23]可参看，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2000年。 　　

[24]张承志：《以笔为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5]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26]同上注。 　　

[27]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21世纪：人文与社会——首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2—61. 　　

[28]可参看，汪丁丁：“谈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东方》，1996年5、7期。 　　

[29]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见，《道德、经济、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又请看，张曙光：“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30]维特根斯坦早年因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了其学术名声之后，就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务，到乡间去做小学教师，直到他重新提出了后期的反图像说，才重新回到剑桥任教。他一直回避公共的关注。当然这也许与他是同性恋，当时受到社会歧视有关。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学术经历，可参看任何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或简介。 　　

[31]伽达默尔是很甘于寂寞的。据洪汉鼎（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中译者）说，当年洪汉鼎告知伽达默尔自己要翻译《真理与方法》时，伽达默尔并不感兴趣。见，洪汉鼎：《理解的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69.当然，伽达默尔的这一态度与他坚信阐释学原理——不可译性——有关。 　　

[32]关于科斯的学术上坚持己见，可参看波斯纳：“罗纳德．科斯与方法论”《超越法律》，苏力译，2001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页486—487. 　　

[33]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为万世开太平”，《北京青年报》1996.1-2：“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第1期，以及“为天地立心”，《读书》2002年第3期等论文。 　　

[3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999年修订版。 　　

[35]《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财经》2000年10月号。 　　

[36]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6期；张宇燕：“来自经济学的关怀”，《读书》，1997年1期。相反的观点，请看，姚新勇：“‘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读书》，1998年11期。 　　

[37]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读书》，1999年第1期；以及“《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读书》1999年第10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二）”《读书》2000年第3期。 　　

[38]其实，这一点也许是由于历史断裂或者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剧烈社会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一个错觉。其实，钱钟书早就尖锐地指出，“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见，钱钟书：“论文人”，《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 　　

[39]可参看，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周国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刘根报：《诗人哲学家尼采》，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40]苏力：“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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