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传播语境分析

时间：2015-12-20 21:48:48 所属分类：新闻 浏览量:

〔内容摘要〕本文意在对全球化在传播领域的情况进行探 讨。分析了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特征。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化传播语境；地球村 全球化是当今社会一个典型的特征，已不容忽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今年第二期推

〔内容摘要〕本文意在对全球化在传播领域的情况进行探

讨。分析了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特征。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化传播语境；地球村

全球化是当今社会一个典型的特征，已不容忽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今年第二期推出了“全球化”专辑。主持该期专辑的格雷厄姆·汤普森在《导论：给全球化定位》一文开篇就对全球化的显著性定了位：“‘全球化’一词已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一术语不仅仅用于分析国际经济的性质，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是采取真正跨学科研究方法来对社会作整体的分析。”⑴汤普森讲了这样几层：其一，肯定“全球化”一词的学科重要性；其二，点明了“全球化”由国际经济领域衍生出来，又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特定性，具有了宽泛的包容性；其三，指出了全球化现象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整体视野。本文试图对全球化传播语境作点粗略的探讨。

全球化传播语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1962年，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著名的“地球村”概念。1969年布热津斯基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中正式提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⑵麦克卢汉肯定电视的威力而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又译“全球村”）。后来，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则对麦氏作了点校正。他说：苏联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全球信息革命的开始，这是正在成长中的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其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开启了全球卫星通讯的时代。正是人造卫星把地球变成了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全球村。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促成全球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通讯卫星。⑶阿里·穆罕默德既承袭又超越了奈氏的看法：“通过消除地理距离，卫星传播是市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⑷这里的不同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回答“是什么导致了地球村”的问题，而是直指传播的全球化市场了，回答“是什么承载全球化——全球化的市场。只有进入了真正的市场，全球化传播语境才是现实的。导言中还提到美国学者认为的“全球化”内涵：“尤其是在当代条件下，它指这样的方式，即权力和传播伸展到全球各地，压缩了时空，重构了社会关系。”⑸很显然，它表达了三层含义：一，传播技术缩短了时空；二，全球化中蕴含着权力（power）和传播（communication）的地理流动性；三，作为结果，它要重塑社会关系。这种认识，明显是对麦氏和奈氏认识的发展。当传播技术由电视、人造卫星发展到因特网（lnternet）时，全球化的趋势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奈斯比特所称的“技术催化剂”，如克林顿政府1993年才提出要建立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全国信息高速公路），仅仅两年后又提出要建立GII（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可见，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加速在所难免。

当前，全球化传播语境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全球化传播语境是偏斜性的。全球化语境不是一个中立或中性的概念，事实上它从来也没有中性过。像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化”这一词语的布热津斯基，意在将美国作为完美的国家范型予以兜售，同时，要让人放弃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可见，全球化最初就被烙上了政治目的，为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后来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政治形态的殖民统治让位于经济形态的新殖民主义。很大程度上，全球化语境是以国际经济的依赖特征而为人所熟悉的。更进一步的事实是，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不是大致对等的依赖，而是呈明显的偏斜性特征：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过多地依赖着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资金的依赖、技术的依赖、产品的依赖等等。这种偏斜性特征在传播领域表现得更其突出。西方大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及通讯社垄断了绝大部分的信息传播资源，20多个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仍然在媒体资源和传播能力方面遥遥领先，而许多贫困国家则是媒体资源匮乏、传播能力低下。今年4月，澳大利亚RMIT大学国际传播与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召开学术研讨会，讨论太平洋岛国的媒体和传播发展趋势。其中讲到，像西沙摩亚等不少太平洋岛国传播状况非常恶劣，并不充分的信息传播还主要来自美、法等国。⑹所以，就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也批判地审视道：“目前西方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意味着美国的全球公司能更好地获得全球市场。 它们已经处于统治地位了。……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美国一直在领导着全球市场。”⑺

可见，全球化传播语境是异常偏斜的。当前的现实传播语境依然是，与“民族—国家”这种政治主导模式相一致的“民族—国家”的传播语境，因此，全球化传播语境很难凌驾于“民族—国家”传播语境之上。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倒是，尽可能在全球化语境和“民族—国家”语境之间找到结合点。这表明，全球化传播语境中蕴含的传播自由不是无所限制的，它既有着超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流向，又要受到来自特定“民族—国家”的一定程度的制约。这导致的结果是，既培养出一定的世界同一性，又维护着特定地区、国家与民族的独特性，两者的此消彼长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对此，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1990年出版的《权力的变移》中就深刻地质疑道：“全球化传播媒介真会把民族之间的差异同化掉吗？”接着又指出：“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我们可能看到的不是已故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单个地球村落，而是大量不同的地球村——它们都被纳入新的传播系统，同时又努力保持或加强各自的文化、种族、国家或政治个性。”⑻另一位国际传播和新闻/政府关系专家哈森在1999年最新版本的《世界新闻多棱镜》中，对托夫勒的总结还是深表认同。⑼

其次，全球化传播语境中的传播理念是多样化的。全球化传播中既敏感又重要的一块就是新闻传播，所以这里以新闻传播理念为例。赛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将全球的新闻传播理念按国家的政治体制分为四种，即集权主义理念、自由主义理念、社会责任理念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理念。后来的学者又有所修正，比如哈森就在《世界新闻多棱镜》中剔除了第四种，而加上了发展理念、革命理念两种。不管怎样，这都表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全球的新闻传播理念是多样化的。由此引出的关键问题是，当今，全球化语境并没有使新闻传播理念达成全球的统一，它说明了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呢？至少说明，新闻传播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而绝不仅仅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传播。新闻传播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来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鉴于当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格局，那么可以预测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化语境虽有更其强劲的信息技术支撑，但新闻传播理念多样化并存的格局仍然会大致持续下去。承认现状的同时，我们还是不得不问，全球化语境中到底有没有建立全球统一的传播理念的必要，如必要，可能性又在哪里呢？这是应该探讨的。

这一提问触及的是尴尬的现实。国际层次上，有关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主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展开。而随着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有关新闻流动的争议也结束了。哈森指出：“1990年5月，联合国负责信息政策的一个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不再考虑有关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政策问题。西方外交官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指出它标志着这场争论在联合国的结束。……驻联合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鲁道夫指出：‘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⑽

我们应该从信息新秩序话题淡出联合国这一事实中看到些什么呢？显而易见，这一决议利于本来就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强势国家越发占尽强势，而劣势国家越发被挤压而边缘化。这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信息新秩序已经成为过去”，那么严峻的现实又将如何面对呢？在性质上，联合国是各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连各国政府都无法通过该组织商谈出一个有效的、各方满意的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方案，那么，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发展又应当怎样处理与“政府”这一控制力量的关系呢？话题虽然于相互妥中淡出联合国，却并不意味着矛盾的不再存在，并不意味着跨国界的传播就能肆无忌惮地洞穿政府这一对本国具有绝对主权的统治机构。全球化传播语境自然要求信息传播的自由流通，但各国政府也自然会为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施加限制。这样一来，全球化传播语境恐怕并不能得以顺利发展。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传播语境应包括两个最为基本的方面：一，传播是“全球化的”（globalized）。国家这一主体对新闻传播的限制大大减小，新闻传播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二，新闻传播有着大体共同的传播语境，具体表现在比如新闻选择中大体一致的价值判断，受众解读中大体一致的文本解读等。如果按照这个基本标准，不但目前上未不存在，而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语境。 要同时做到以上两点是困难的。 阿里·穆罕默德说：“今天，全球化的最大意义之一就是所谓‘信息自由流动’。如果，我们将CNN视为一个全球公司，其主要功能是新闻和信息，但是它的新闻主要是以美国的观点来建构的。”⑾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传播语境在当前必然是一个被过滤了的传播语境。第一道过滤器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政府让一些信息入境，淘汰掉其他的信息。第二道过滤器是受众，他们以自己的文化语境来过滤外来的信息传播。 至于说可能的取向，则是复杂的问题，须得分析各种变量，比如经济变量、政治变量、文化变量等等。比如，有着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法国受众，恐怕更强调传播中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非洲穷国，经济上政治上都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受众可能会出于要摆脱贫困处境的心理而极大地接受美国塑造的传播影像。鲁迅先生著名的“拿来主义”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我们应当恪守的如何过滤的原则。

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到底是出现奈斯比特说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强劲复苏，西班牙会更加西班牙化，中国会更加中国化呢，还是会出现更加的同一呢？我们应当追踪全球化发展的步伐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⑴　[英]格雷厄姆·汤普森：《导论：给全球化定位》，《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年第2期

⑵　[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⑶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⑷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第3页，edited by Ail Mohammadi, Sage Publications

⑸　同上第3页

⑹　《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5期

⑺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第3－4页，edited by Ail Mohammadi, Sage Publications

⑻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变移》，第318-3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⑼　[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第158-159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⑽　同上，第274页

⑾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第3页，edited by Ail Mohammadi, Sage Publications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zazhifabiao.com/lunwen/wzys/xw/273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