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21:54:18 所属分类：新闻 浏览量:
关键词： 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 时评 权力网络 [摘要]： 本文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前时评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取向与整体主义取向进行了梳理，进而提出整合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主义的取向。在关系视角下，本文依据第一手的访谈资料，对时评作者的言论表达及
关键词： 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 时评 权力网络
[摘要]：
本文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前时评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取向与整体主义取向进行了梳理，进而提出整合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主义的取向。在关系视角下，本文依据第一手的访谈资料，对时评作者的言论表达及其身处的权力网络进行了分析。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 in the studies of news commentary and proposes the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which can connect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the micro and the macro. From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ism,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xpression of commentary authors’ opinion and power networks they positioned based on the first- hand interview materials.
Key words：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News commentary；Power Networks
如果我们从媒介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把新闻看作一种社会知识、一个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1]，那么对于同样作为媒体的内容产品的评论，其在社会运行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在不同的理论传统中，答案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在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看来，新闻是一种具有公共记录职能的知识，社论则带有感情的表达；尽管他不否认社论与新闻一起在舆论形成中发挥了互补的作用，但他终究认为基于事实的新闻的作用才是主导的。而从公共领域理论的角度来看，既然公共领域的概念本身强调公共讨论与对话，那么媒体上评论的作用自然是相当显赫的；事实上，在一些欧陆国家（如法国），一直存在“意见取向新闻事业”的传统，他们将信息与评论相结合，尤其强调评论的重要性。
那么，面对当下中国“时评热”的现实，现有的研究作出了怎样的回应，以及我们能否在学理上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和理论抽象？这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我们不打算在此进行详尽的文献回顾，而是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归纳出三种基本的方法论取向，并分析在不同的方法论视野中研究者分别能够观察到怎样的图景。
本文同时是一项经验研究在理论层面的总结。我们通过对二十来位具有一定分布范围、类型和“质”的代表性的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的时评作者的访谈，对时评的生产过程具有了一定的经验性的了解。通过这种访谈文本与理论文本的对照，我们试图对时评在中国社会的角色作出学理上的阐释。
时评研究的两种取向：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我们的访谈研究的初衷是以人类学中主位与客位相互交换的田野调查方法，观察与理解时评作者的行为、过程及社会影响。在访谈实施之前，我们首先对现有的时评研究进行了文献调研。透过各种话题、不同角度的讨论，我们可以从方法论的层次归纳出时评研究的两种取向：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
这两种方法论取向的划分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简而言之，个体主义方法论以个体作为学科分析的基点和基本研究单位，认为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必须根植于个体的态度与行为；整体主义方法论则以社会制度、结构与文化等因素作为分析的起点，认为社会整体大于个体的总和并显著地影响着个体行为。[2]
以这种方法论的眼光来审视新闻评论研究，我们发现上述两种取向在现有文献中都有所反映。一般认为，新闻评论属于新闻业务当中的一个教学和研究领域，从“学以致用”的导向出发，时评个体的经验性总结就成了研究者和学习者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以在新闻评论教学和研究领域中卓有成就的马少华先生为例，他特别重视批判性思维方法与传播学的观念（例如说服方法、传播效率等）在新闻评论中的应用。[3]这些新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传统的新闻评论教研的思路。如果从方法论层面来分析，我们认为这些思路是侧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因为它们以挖掘主体的思维规律为重点；其引入的传播学思路也是偏向行为主义的路径，而行为主义背后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个体主义。
整体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时评研究，主要关注当今时评兴盛的社会背景与结构性的原因。例如展江教授认为，“时评的持续繁荣首先是中国社会当下持续变革的产物，时评从一元化意识形态过渡到现在价值和观点多元的时期，经过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伴随着以党报为主的一元化结构到现在公民或者是新公民运动中的媒体的变化过程”；“时评的持续繁荣还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关”，时评每天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在这个（与国家和市场有关的公共范围之内。”[4]
在我们所进行的时评作者访谈中，一部分受访者从职业要求、个人对公共问题的关注与表达欲望、乃至稿费的刺激等方面解释了的动机。并且，他们的风格与特长各异，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各有胜场。这些个体的经验当中包含了许多生动的故事，譬如“十年砍柴”先生讲述了他如何先后从枯燥乏味的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的岗位走出来，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个相对自由表达的空间与自己的新角色，并在获得一定关注后继续在平面媒体扩大影响，终于找到一个实现自己抱负与社会责任的途径。[5]这类“成功者”的经验叙述，有的未必可以模仿，有的或许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共同的品质。如果采用这种阐释路径，便是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取向。
同时，我们也沿着国家、市场与社会相互关联的整体性线索，询问他们对于时评繁荣的社会原因的认识。作者们普遍认为，社会处于制度转轨之中、社会问题丛生，是时评热出现的基本原因：“各方竞相提出自己的方案，社会中存在着广泛而激烈的观念、价值之争，政府也一直面临重大的政策、战略、策略等方面的抉择。在这样的社会与观念环境中，媒体的作用相对突出，具有不同理念、价值的知识分子通过时评这样一种观念速食品，将自己所认同的理念、价值及据此形成的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传达给公众，在公共空间进行竞争”[6]。在政治性批评受到限制的环境中，媒体一方面仍在努力寻求表达的机会空间，同时出于赢得市场的考虑，全面导入“受众”中心理念与“观点竞争”的发展手段，因此客观上的需求也导致了传媒在编辑和经营上的“言论”内容安排的考虑。
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各有所长，也各有缺陷。我们显然无法脱离社会环境的复杂作用来分析时评作者的行为逻辑，也无法简单地从宏观的抽象架构中领会时评繁荣背后具有怎样错综变化的生产机制。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研究实践中进一步提高访谈提问的针对性，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和解释力。我们发现，社会研究中的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与我们的思考和努力方向最为契合。
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权力网络中的时评作者
在当代社会学研究领域，如何超越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能动与结构等二元对立的鸿沟，成为方法论思索的中心议题。在这个方向的探索者当中，埃利亚斯和布尔迪厄从不同的理论立场都提出了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的构想。
埃利亚斯为消除上述不必要的种种二元对立，提出了一个“型构”(Figuration)的概念，他强调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人是存活在与他人相互倚赖的“型构”之中。埃利亚斯对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是，人们以联合或对抗等多种不同的形式，在日益扩大并复杂化的网络中彼此依赖，相互之间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权力（不）均衡关系，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身处其间的每一个普通行动者，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都无法把握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发展过程，因为人们对自己身处型构的知识始终是不精确的，因此，社会学家的任务是采取一种“过程的结构”的视角，帮助处于型构中的人们获得自己的行动“地图”，提供可能性的概貌。[7]
布尔迪厄在他的反思社会学中也明确地拒斥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提出“必须从关系来思考”。他通过提出一套独特的概念工具来推广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例如，“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场域好比一个棱镜，根据内在的结构反映外在的各种力量。[8]
埃利亚斯和布尔迪厄的方法论主张都对我们的时评研究提供了启发，但我们并非直接挪用他们的概念。针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关注的问题，我们具体采用的是一种“关系/事件”的研究策略。与埃利亚斯和布尔迪厄相似，我们关注的一个基本对象是“权力”——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9]具体来说，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权力与舆论的关系如何？时评作者在微观的编辑部场域以及宏观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权力格局中受到怎样的制约，又是如何发挥个体的能动性、进行意见的表达？“严格地说，不存在所谓一个关系/事件，只有一组关系/事件，因为任何关系/事件同时跨越了不同的事件系列”；“任何一个现实、具体的权力关系都同时涉及制度、组织、和这些制度组织交织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以及作为这些场合中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产物的自我－主体型态……权力分析所能够探索的正是这些成为技术的权力运作方式，它虽然只是权力运作的冰山所露出的小小尖角，却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话语的水面之下所隐藏的权力运作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10]
在国内的媒介社会学研究中，潘忠党和陆晔教授的一些研究涉及到媒介生产中的权力机制的分析，他们通过深入细致地描述新闻生产的实践过程，来考察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的特征。[11]孙五三研究员通过一个案例分析，提出媒介在转型期作为一种特定的治理技术的观点，即目前表面上看起来业已得到蓬勃发育的媒介的自主地位，实际上是深深地植根于权力系统的制度安排之中的。[12]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时评生产的社会过程也有相当的启发。张志安博士在其对《南方都市报》的田野调查中，具体分析了南都时评生产的控制机制，包括由于政治控制而采取的“话语转换”策略、管理层出于政策和市场的考虑而进行把关，以及编辑部在政治、经济场域及专业理念碰撞与内化作用之下的自我控制等。[13]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也无时不感受到上述微观与宏观的权力网络在对时评作者施加著作用，同时他们又能动地掠过层层无形的控制，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观察与分析。一家都市报的评论版编辑认为，“目前很多作者对于编辑的这种把关有很多意见，但从媒体体制性生存的角度，这是很难说是谁的责任的问题”。[14]在访谈中，很多作者表示对言论的尺度或者“曲笔”的方式心中有数。在作者与媒体之间，可以说既有“默契”又在“博弈”。
从关系/事件的视角出发，我们更试图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例如孙志刚事件、挑战养路费事件、厦门PX事件、华南虎事件等，让时评作者讲述他们对事件的判断依据，以及在言论表达与传播过程中，他们面对的权力关系产生怎样具体的作用与变化。我们试图通过这种“口述史”的方式，使国家、市场与社会不再仅仅是宏大的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权力关系的描绘，得到一种动态的呈现。并且，我们选择的访谈对象有不同的职业身份（媒体编辑、评论员、教师、律师、自由撰稿人）、不同的学科背景（经济学、法学、中文、艺术等）和不同的言论表达平台（党报、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并考虑到体制内与体制外、职业与“公民”、表达者与行动者等各种关系。他们站在不同的社会方位上，观察社会现象的角度及其理解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因而这样的访谈对象选择使我们作为研究者能够看到更丰富的社会图景。如果说媒体本身是社会自我观察与参照的产物 [15]，那么我们对时评作者的访谈研究也是对他们的社会观察的再观察，而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与关系/事件的研究策略，使这种介于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社会呈现的反思成为可能。
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动态的权力网络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不可能详细地说明时评作者们对某一组事件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具体看法。我们只能围绕“权力与舆论的关系”这个话题进行简要的叙述。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业界与学界人士都已认识到，当下我国时评勃兴呈现的正是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中民众对自身利益的思考和诉求，言说本身是利益博弈过程中对话语权的争夺，折射出的是国家、社会、市场、个人之间关系和力量的动态变化。
进一步地，我们曾希望通过这些“局内人”的叙述确切地了解当下舆论表达的运作机制，然而，我们发现时评作者们更多的看法是：舆论的机制是随机的、不确定的，民意传递的渠道是不透明、非常规的。对于具体的事件，官方往往采取一种“逐案权衡”的态度，根据具体的利害关系与可能后果作出反应。一位时评编辑就此认为，“在当前的政体下，由于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不畅，仅有的制度化表达机制（人大和政协）也只是覆盖了既得利益群体，那么人们表达意见的方式，就只能选择非制度化的渠道。媒体评论，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化的非制度表达’：‘制度化’是因为它属于现行的媒体机制所固有的部分；‘非制度化表达’则是说，本身它所表达的内容，很多应该是首先选择在政治社会中去表达的，由于政治社会对他们是封闭的，所以只能选择公民社会中的媒体来进行表达”。[16]周泽律师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健康发展，都是制度性评价（司法裁判）与自发性评价（媒体报道和舆论）良性互动的结果。”而在现实当中，我们的不少自发性评价往往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例如周泽律师发起的挑战养路费事件，虽然得到不少民意支持，但仍不了了之。对此他认为：“对我们来说，已经批评了，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让老百姓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表达者的作用。如果能触动制度的变革，当然令人欣喜。但即使没有触动制度的变革，让人们慢慢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可以欣然了。”[17]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和业界人士看到，参与型的公民文化的塑造，“应当”成为制度转型与建设方向。我们注意到，尽管作者们对“公民”的说法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基本认可“时评的公共取向”。从这一点来看，公民的观念有可能通过媒介的平台向更大的社会空间扩散，构成一种象征性的话语秩序。但是这种言论表达对社会的实际影响有多大，时评作者们的看法各异。有的认为：“虽然在公民社会方面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并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挑战政治社会的封闭和强权，至少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力量”。 [18]在他们看来，目前时评的“繁荣”也只是一种没有报道自由的条件下的虚假繁荣。另一些乐观的人士，如《南方周末》评论部主任笑蜀则认为，“中国公民社会正在成长壮大，并且媒体在社会转型中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将起着博弈的主导力量”。[19]
从关系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我们仍试图寻找一种“过程的结构”，以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身与社会。那么，这就需要对关系/事件进行持续的观察，乃至一种历史的眼光。比如，将眼界放到过去十多年的范围，时评从无到有到兴盛的过程，本身仍反映出社会的进步。也有一些受访者很苦恼地告诉我们，“有些重复劳动的感觉，我刚说过的东西，马上又出现了，或过几年还出现” [20]，这说明了社会进步之缓慢。对于这种情况，另一些受访者则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经过人们反复推动、各种力量反复较量的过程。[21]也许伴随着“事件”的积累，“关系”的逐渐调整，“权力网络”就会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受访者认为尽管言论的自由度依然有限，过去一些成功的例子如孙志刚事件、厦门PX事件都有具体的偶然因素，但通过一点一点的努力，总有改变的时候。独立学者秋风谈到：“现在说的‘维权’，其实就是我们几个朋友03年的时候提倡的，比如新民权运动。现在‘维权’成了最基本的政治话语，连政府都在用。我觉得时评作者如果有足够的力量、判断力的话，其实是可以塑造一个社会的公共话语，让大家都来观察社会，这些事情具有怎么样的意义”。 [22]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我们的研究是以时评作者个人为提问对象，但受访者往往以群体性的眼光来观察社会，认为社会的进步、权力格局的调整需要社会各群体的配合与共同作用。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最后中国要走向民主法治社会，这个宪法也说了。但是现实生活，不是一步能到的，要靠各方面的积累、努力。全国加起来，国家就有前途了。”[23]更具体地来看，近年来法律界与新闻界的合作日渐增多，维权律师许志永认为：“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舆论的支持。因为我们过去的政治习惯于暗箱操作。一个现代民主的社会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我们现在离不开舆论，因为司法不独立。只有通过舆论的压力，使当权者稍微收敛一点，使司法更有尊严，使社会成为更公正的社会。”[24]再者，不少时评作者透过都市类媒体的繁荣，看到的是背后的中产阶层与市民阶层的成长及其利益诉求，这对于言论生态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25]还有受访者认为，社会变革的过程是复杂的，“与其说是社会力量，不如用制度经济学的话，就是社会要产生一个主导集团，改革的行动集团愿意改的契机要出现”。[26]其中的耦合关系，难以用简单的线性思维来概括。
这种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不断地向研究者提出了理论逻辑上进行自我反思的要求。应该说，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整体主义和关系主义都只是某种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往往是交错、变化的，关系本身就必然涉及到个体与整体。对于研究者来说，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保证其获得的知识是唯一有效的真理，我们也仅仅能够围绕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观察到“大象”的局部。前两种方法论取向，如果在具体运用时能够深入分析个体行为或整体结构，也自有其可取之处。同样，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关系/事件的研究策略，着力于整合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联，在我们对时评作者的研究实践中，其突出的灵活性与解释力，亦已得到凸现。
[注释]
[1] Tuchman, G: 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Free Press，1978.
[2] 王宁：《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42卷2期 。
[3] 例如，马少华：《说服传播理论与新闻评论教学的距离》，《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
[4] 展江：《时评为什么会持续繁荣》，《青年记者》，2008年6月上。
[5] [20] 作者访谈：十年砍柴，专栏作家，2008年5月6日，北京。
[6] [22] 作者访谈：秋风，学者，2008年5月6日，北京。
[7] 诺贝特．埃利亚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8]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47、133、17页。
[9]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页。
[10] 李猛:《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迈向一种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6年，8、27页。
[11] 例如，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与中国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台北《新闻学研究》，2002年。
[12] 孙五三：《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社会运作机制》，《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
[13] 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14] 作者访谈：毕诗成，《华商报》评论版编辑，2008年2月29日，西安。
[15] Luhmann，Niklas: The Reality of the Mass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16] [18] 作者邮件访谈：羽良，搜狐网评论频道编辑，2008年4月24日。
[17] 作者访谈：周泽，律师、大学教师，2008年5月11日，北京。
[19] 作者访谈：笑蜀，《南方周末》评论部主任，2007年12月18日，北京。
[21] 作者访谈：莫之许，策划人，2008年6月10日，北京；潘洪其，《北京青年报》评论员，2008年6月12日，北京。
[23] 作者访谈：茅于轼，经济学家，2008年6月15日，北京。
[24] 作者访谈：许志永，律师、大学教师，2008年5月7日，北京。
[25] 作者访谈：吴祚来，学者，2008年5月7日，北京；椿桦，《信息时报》评论版主编，2008年7月18日，广州。
[26] 作者访谈：党国英，经济学家，2008年6月13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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