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辨

时间：2015-12-20 19:05:26 所属分类：中国哲学 浏览量:

董仲舒是西汉着名的经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专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期间为《春秋》博士，下帏讲诵，以课徒讲学为业。汉武帝时期，上着名的天人三策，为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统治指明了方向。对策之后，董仲舒先后出任江都、胶西地方诸侯国的国相，尝试将自己的政

　　董仲舒是西汉着名的经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专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期间为《春秋》博士，“下帏讲诵”，以课徒讲学为业。汉武帝时期，上着名的“天人三策”，为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统治指明了方向。对策之后，董仲舒先后出任江都、胶西地方诸侯国的国相，尝试将自己的政治理念，落实到地方的治理上。晚年的董仲舒致力于讲学着书，学生中着名者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后来大多数成为西汉王朝的一些重要管理人才。

　　在学术上，董仲舒最擅长《春秋》之学，为两汉最着名的公羊学家之一(另一位是东汉后期的何休)，“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的思想，对于两汉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作用于后世儒学的发展与演变。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思想，正确评说其地位与价值，就离不开对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辨。

　　一、《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

　　董仲舒的着述，除了传世的《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之外，只有《汉书》本传所收录的着名“天人三策”以及《汉书·食货志》所载的《限民名田说》等等(后人曾依据上述的内容，编成《董胶西集》二卷)。他们是董仲舒学说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在今天研究和评述董仲舒儒学思想的根本依据。“天人三策”与“限民名田议”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人表示自己的怀疑观点，认为《汉书》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应该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则是一部“存在疑问的着作”，唯有《史记》才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信史料(参见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刊《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笔者认为，要充分论证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比较深入的考证，从各方面证实他确实是董仲舒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进一步讨论其他问题。

　　我们认为，《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过后人整理的某些痕迹，但是总的说来，它的确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材料。

　　第一，从其着录的情况来看，它的基本内容在汉代即已存世并流传，而正式冠以今天的书名，则最迟于初唐时就为公私目录书以及正史有关志典所着录了。考《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春秋类》着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又《诸子略·儒家类》着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这充分表明，在东汉中叶，《春秋繁露》一书的名称虽尚未正式出现，但是董仲舒本人有着述传世，而且规模不小，却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汉书》本传尚云：“仲舒所着，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条记载，明白地告诉我们，《汉书·艺文志》所着录的百二十三篇，原先与传《春秋》者无涉，传《春秋》者自有《闻举》《玉杯》《竹林》《清明》等篇。而且据此可知董仲舒的着述在当时的数量比流传于今的要多得多，其着述在历史上是有严重散佚的。另外，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汉书》本传中《竹林》《玉杯》等与《蕃(繁)露》为并列关系，而在今传本《春秋繁露》之中，它们之间却成了从属关系，《玉杯》《竹林》《清明》均成为其书中的篇名。

　　但是到了《隋书·经籍志一》里，唐朝初年之学者就明确着录了：“《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其卷数且与今所见《春秋繁露》的卷数相吻合。自此以降，历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以及有关公私目录书均有着录，不曾更改。有人所宣称的《隋书·经籍志》“未见此书名”的说法，显然是治学空疏，未曾翻检覆核《隋书》所致(参见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刊《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3期)，是史实征引上的一则笑话，不足为据。

　　第二，我们对《春秋繁露》考证研究的结果，可以充分证明其书的真实可信，对它的种种怀疑不能成立。

　　由于《汉书·艺文志》的着录中没有《春秋繁露》数目，而《蕃露》《玉杯》《竹林》《清明》在本传中皆系“说《春秋》事得失”之书名，而今本则不然，因而使得一些人对其书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虑：“故《崇文书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宋代《崇文书目》怀疑其书为后人所“取而附着”：案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已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着云。

　　宋代着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在其着作《郡斋读书志》中，对《春秋繁露》一书的形成由来，则无可奈何地表示“皆未详”。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指出，传本《春秋繁露》一书问题很多：“今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六一先生〈春秋繁露〉书后》)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书后》更是进一步否定了其书传本的真实性。理由是，1) “辞意浅薄”。“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2) 与《汉书》本传所着录之书名不相符合：“《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3) 书中的内容颇有出入：“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今本皆无之。”程大昌本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真本也。”

　　另外有些人对于判断《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表示了无能为力。例如，北宋庆历年间的楼郁声称：“本传称《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春秋繁露·序》)但是也有不少人对程大昌等人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认为：“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要理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然而其所列举的理由，尚不免是大胆臆测，显得比较单薄和主观，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不过，南宋的楼钥却有力地考实了《春秋繁露》的可信性，它的肯定性结论建立在认真分析、仔细比较、翔实征引、客观论证的基础上，发隐烛微，提玄钩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于《〈春秋繁露〉跋》中写道：他开始也信从程大昌的意见，认为《春秋繁露》一书纯系后人摘抄依托而成，“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来因为机缘凑合，见到胡仲方所刻的罗氏兰堂本，又访得一潘氏善本，遂改变了原先所持的看法。楼钥进而征引许多具体史料来论证《春秋繁露》“其为仲舒所着无疑”：余又据《说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许叔重在后汉和帝时，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传中对越三仁之问；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爱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类，今皆在其书中。则为仲舒所着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

　　楼钥这种以参照“天人三策”等内容的途径，来论定《春秋繁露》传本系董仲舒着作真实可靠，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科学的，值得我们信赖的。因为“天人三策”等资料没有疑问，真切反映了董仲舒的思想，假如《春秋繁露》的主要观点和文字与其相一致，那么其书的真实性程序，也就比较可信从了。更何况《春秋繁露》中涉及的董仲舒的生平活动，又同《汉书》本传所记载的完全吻合呢!

　　除了楼钥所指出的《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的记载相一致外，两者间相同之处尚有很多。例如，《重政》篇云：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这在《汉书》本传的“对策”中是：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以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又如两者都高度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教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把教化视为治国为政之要务。本传“对策一”有云：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为人者天》则云：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悌)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亦大乎!

　　关于“更化”“改制”问题，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楚庄王》篇有云：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礼，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汉书》本传中的“对策三”对此则说得更为简洁明了，揭示了董仲舒有关政治与道德上的纲常伦理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本质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鼓吹灾异谴告说方面，《春秋繁露》与“对策”更无不同。《必仁且智》篇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在“对策一”中，董仲舒也把灾异现象的发生同国家政治的得失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上天警恶劝善的重要象征与通常途径。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在重要的“义利”观问题上，两者亦基本一致，重义而轻利。《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云：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

　　按，《汉书》本传则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致无为而习俗大化”这一句，在本传中被摈弃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接近汉初，当时黄老之学在社会上还拥有一定的势力，像着名的黄老之术信奉者汲黯，就与董仲舒是同时代之人。故其在着书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偶尔透露出受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留下了“致无为”这样一类文字。而到了东汉班固撰着《汉书》时，儒学早已受到“独尊”，新道家的影响已近乎销声匿迹，为了突出董仲舒一代“醇儒”的形象，故有意将“致无为”这一类的文字删去。这恰好反映了《春秋繁露》的确代表董仲舒的思想，班固《汉书》本传所载来源于董仲舒自己的着述。

　　又，在《汉书》本传中，“修其理不急其功”一句，被改动为“明其道不计其功”。“急”与“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语意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所谓不“急”者，仅仅表明董仲舒主张在对“功利”的追求上，不要太操之过急，不要见利忘义，而并非从根本上拒言“功利”、否定“功利”。而所谓不“计”者，则是意味着将“功利”彻底置之度外，绝口不言。这实在太绝对化了，极端偏颇无以复之。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董仲舒对汉武帝所推行的那一套做法基本是持肯定和赞成态度的。汉武帝过分热衷于“功利”，董仲舒只会奉劝其不要太急于求成，而要有所节制，让“利”服从于“义”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汉武帝积极有为、追求功利。否则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就显得太古板、太迂腐，也不会被武帝所接受、所尊崇了。

　　再参照《春秋繁露》中其他谈到“义利”问题的文字，也可知董仲舒的本意应该是不“急”，而不是什么不“计”。如《身之养重于义》篇云：“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由此可见，董仲舒本人也认为“利”可以“养体”，“体不得利不能安”，并没有完全排斥“利”。而只是主张不要颠倒了“义”与“利”的主次从属关系，让“利”服从于“义”而已。基于这一认识，董仲舒提倡不要过分热衷于对“利”的追求。这正是董仲舒“义利”观的全面体现。班固对董氏原意虽然稍有歪曲，但无论在句式方面还是用意上，都显然是对董仲舒原作的沿袭，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春秋繁露》一书的真实性，也透露出其书在本质上是董仲舒思想的真实反映，是汉代儒学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对它的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所反映的董仲舒思想、言论的一致或基本相似处，还远远不止于楼钥和笔者以上所列举的那一些。《春秋繁露》中所论及的诸如“制乐”“王者配天”“爱有等差”“举贤”“君权神授”“事物循环”等一类内容，无一不能在《汉书》本传中寻找到相互对应的文字。而《五行相生》篇中以“五行”配“仁、义、礼、智、信”，与“对策一”所云“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的对应，亦复如斯。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与体例，兹不一一罗列分析。但是，就凭以上征引的楼钥所言与笔者所分析的情况而言，已足以证明《春秋繁露》一书绝非后人所依托，而当为董仲舒本人之着述，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它应该被视作为和《汉书》本传一样，是我们在今天了解和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的最基本材料之一。

　　对它的种种怀疑和否定，乃是缺乏依据的。

　　二、《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分类

　　以上笔者论证了《春秋繁露》一书作为史料的可靠性，肯定它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主要载体和集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该书的零乱、冗烦、混杂、自相矛盾等问题和缺陷的视而不见。笔者认为《春秋繁露》就全书的体例与内容来说，是很不纯醇的，在它身上的确有经过后人整理、补充的一些痕迹。

　　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公羊学”在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郁郁不得志，几成绝学。《隋书·经籍志》云：晋时……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梁启超也指出：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学》，而《公羊》家之言，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魏晋之后，已经成为绝学，“《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节)。董仲舒是以传《公羊》而着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着作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也便十分自然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曾对《春秋繁露》作过一番认真的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对此有以下扼要的记载：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余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籍，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

　　介绍得头绪清晰，甚为细详，然而也自负得可以。不过人们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还是认为该书问题颇多，阅读困难。清代公羊学家凌曙《春秋繁露注·自序》云：“今其书流传既久，鱼鲁杂糅，篇第剥落，致卒读。”为此他也用力做了一番整理订正工作：遂乃购求善本，重加厘正，又复采列代之旧闻，集先儒之成说，为之注释。及隋、唐以后诸书之引《繁露》者，莫不考其异同，校其详略。

　　凌曙的本子，算是比较好的，面世后颇为流传，但是问题仍然很多，其中颠倒、讹脱、衍夺，以及释义不当之处时可发现。清代其他着名学者，如惠栋、纪昀、卢文弨等人对《春秋繁露》也作过校注。晚清之时，苏舆撰有《春秋繁露义证》，其书广征博引，考证详审，阐发义理，实为《春秋繁露》最有价值的本子。今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此外尚有谭献的《董子定本》(浙江图书馆藏手抄本)，张宗祥的《董子改编》(杭州图书馆藏手抄本)，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与学术价值。

　　后人整理、排比的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春秋繁露》不复再为一部专门阐发《春秋》公羊学的典籍，而是成为了一部既传《春秋》，又是董仲舒他本人自由阐述与发挥自己学说的重要着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书之体例殊为不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在这方面倒是颇具有真知灼见的，他将《春秋繁露》从历来的经解类中剔除出来，而置于《春秋》类附录之中。他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于附录。”

　　今详考《春秋繁露》一书，可知其在体例结构上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董仲舒据“公羊学”义理对《春秋》所作的解释与阐发，这就是那些“本《春秋》立论”者。这在全书中，基本上集中于前半部分。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春秋》所载之史实的具体解释、阐发，这方面主要的篇目有《楚庄王》《玉杯》《竹林》《玉英》《精华》《王道》《灭国》《随本消息》《会盟要》《奉本》《观德》《郊义》《郊祭》《顺命》等。另一类是对《春秋》主旨的抉微与总结，扼要论述《春秋》之微言大义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前一类篇章近似于对《春秋》一书的微观研究，那么这一类内容则可以视作为对《春秋》一书的宏观把握。这类篇章主要有《正贯》《十指》《重政》《俞序》《二端》《符瑞》《仁义法》等。

　　第二部分，记载了董仲舒的一些言行，通过这些言行，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同样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同时，这些言行大多能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本传中得以证实。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其门生或后人所为，透露出其书经由后人编辑整理的曲折消息。其主要篇目有：《郊事对》《对胶西王(按，应为江都易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五行对》(对河西献王)、《止雨》(告内史中尉)、《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此篇似是其在讲学时回答弟子的质疑之辞)等。

　　第三部分，是董仲舒在坚持儒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公羊学”义理为取舍标准，汲取阴阳家、墨家、道家(包括秦汉之际的黄老新道家)、法家、名家等学派中某些因素，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而创立的新说。这部分在《春秋繁露》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为全书的主体构成部分。其主要的篇目有：《循天之道》《实性》《深察名号》《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天辨在人》《祭义》《阴阳终始》《阴阳义》《王道通三》《阳尊阴卑》《为人者天》《天容》《五行五事》《五行变救》《基义》《威德所生》等，此处不再全部列举。在这些篇章中，董仲舒暂时摆脱了由于局囿于解释《春秋》而造成的掣肘，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思想，构造自己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春秋繁露》一书在体例与结构上是相当杂糅的，三大部分互不统属，没有严谨的内在逻辑联系。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这或许是《春秋繁露》的编纂整理者，将《汉书》本传所提到的董仲舒那两大类着述中的各一部分合并在一起了。一类着述是“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这大概是今本《春秋繁露》中我们所说的第二、第三部分。另一类便是本传所称说的“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大概是今本《春秋繁露》中的第一部分，即专论《春秋》的那一部分。从而我们也可以断言，前人那些解释《春秋繁露》书名的说法，纯属臆说，不可信从。例如《周礼》贾公彦云：“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又《中兴馆阁书目》曰：“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连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仲舒立名，或取诸此。”等。很显然，当属于是郢书燕说，向隅虚构。因为《春秋繁露》一书，并非纯粹本宗《春秋》以立论。

　　由于其书体例的芜杂、结构的混乱，其内容的正确性也因而受到了损害。在这里笔者仅举一个例子。《五行相生》篇言：“南方者，火也，本朝。”；又《五行顺逆》篇云：“火者，夏，成长，本朝也。”此处所言“本朝”当然是指“刘汉”。其实，在汉武帝前期，所信奉的仍是“汉为土德”说，与文、景时期相同。言汉为“火德”的，主要还是在西汉晚期，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载《古史辨》第五册，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本)对此论述甚详，笔者在《两汉五德终始说诸种及其实质》一文中亦有讨论(刊《历史教学》1989 年第 4 期)，兹不赘述。所以，董仲舒在当时是不可能明确宣称“火也，本朝”的。显而易见，“火也，本朝”之类的言辞，当系后人的羼入。书中类似这样的问题，当然还有许多，这里就不再具体罗列和辨析了。

　　以上笔者对《春秋繁露》一书的真伪、体例、结构、分类等问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索和探讨。尽管其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它反映着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基本面貌，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今天我们要开展以董仲舒为主要代表的汉代儒学思潮的研究，它实在是一部价值珍贵、不可或缺的基本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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