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五种人生境界及其构建

时间：2015-12-20 19:06:15 所属分类：中国哲学 浏览量:

孔子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称赞孔子曰: 《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

　　孔子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称赞孔子曰: “《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1］1947“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1］1905孔子的一生很不得志，3 岁丧父，17 岁丧母。年轻时，生活很坎坷，“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 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1］1909。孔子 35 岁，鲁乱，孔子适齐: “齐景公待孔子曰: ‘若季氏，则吾不能; 以季孟之间待之。’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2］183之后孔子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孔子 50 岁，阳货奔齐，孔子适鲁，后失意于鲁定公。孔子 56 岁开始周游列国，不得重用，13 年后孔子返鲁，编《春秋》，经历了丧子、颜渊之死、子路惨死的悲痛，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年73 岁。孔子的一生都在追求复兴周礼，却始终没有完成，但孔子的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的人生境界论贯穿他的思想，讨论其人生境界论对当今时代有重要意义。

　　一、人生境界在《论语》中的核心地位

　　将“人生”与“境界”结合起来，是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创造。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境界是人对于“真际”的觉解而达到的精神状态。从低到高分为四种，依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特征是: “在此境界底人，其行为是顺才顺习底。”［3］551功利境界的特征是: “在此种境界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3］552道德境界的特征是: “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底。求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 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在此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3］552—553天地境界的特征是: “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境界中的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3］553冯友兰先生以“觉解”作为划分不同境界的标准。根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思想来读《论语》，可以发现孔子也有自己的人生境界划分标准。在孔子那里，人生境界是指人体悟与实践“仁”的程度。在孔子的人生境界论中，作为划分标准的是对于“仁”的实践。

　　什么是“仁”? 《论语·颜渊》中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 ‘请问其目。’子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2］131—132在这条中，孔子明白地解释了仁的本质、特点与具体条目。“仁”的本质就是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实践仁是自觉的行为，不依赖他人，这是“仁”的特点，即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仁”的具体条目就是在视、听、言、动等各方面都要符合礼，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仁”。

　　二、《论语》中的五种人生境界

　　《论语》中孔子划分了五种人格，这五种人格实际上就是五种人生境界。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人对“仁”的体悟和践行程度。在这里，境界是一种德性意识与道德行为层面的划分。

　　( 一) 斗筲之人

　　“斗筲之人”是孔子人生境界论中最低级的，是抛弃“仁”的人。孔子评价当时的从政者乃是“斗筲之人”。这层境界是孔子最为痛恨的。《论语·子路》中记载: “子贡问曰: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 ‘敢问其次。’曰: ‘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 ‘敢问其次。’曰: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为次矣。’曰: ‘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 ‘噫!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2］146何为“斗筲之人”? 朱熹注为: “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细也。”［2］146—147孔子所说的“斗筲之人”实际上指的是不实践仁、不按礼行事的人。“今之从政者”指的是鲁三家，即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在《论语》中，有很多孔子对三家的批评言论。《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季氏: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61佾，是舞列。古代对于佾有严格的规定: 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作为大夫却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很显然是不合乎礼的。同样在《论语·八佾》中，针对“三家者以雍彻”，孔子说: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2］61《雍》是周颂的篇名。天子祭祀之后则歌《雍》以彻，本是天子所用，三家僭用《雍》彻是完全不合乎礼的。在孔子看来，三家的僭越，是不仁的。孔子认为，“今之从政者”是故意抛弃仁、违反礼，不实践仁、礼的，是“斗筲之人”。“斗筲之人”是孔子人生境界论中最为低级的一层，是为孔子所批评甚至深恶痛绝的。

　　( 二) 小人

　　“小人”在《论语》中虽然在“斗筲之人”之上，却也是孔子所批判的一种人生境界。《论语》中涉及小人的语句共有二十三条，含义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表达身份地位，指与官相对的一般老百姓，没有道德意义。《论语·子路》记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 ‘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 ‘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 ‘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142这里所谓“小人”，是农民。《论语》中还有另一种“小人”，是与“君子”相对的，包含道德意义，这层意义上的“小人”是我们研究孔子的人生境界论时需要讨论的。

　　子曰: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 “君子 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2］102。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147。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2］148。

　　《论语》中人生境界论上的“小人”有何特征? 在孔子看来，“小人”的行为目的是满足私利、私欲。这与“仁”是相悖的。也就是说“小人”没有主动地去实践“仁”，约束自己，战胜私欲，反而为私欲所诱，追寻私利。“义利之辨”成为后来宋明理学的一大核心。

　　“小人”在对待他人方面也存有私心，不能使他人得到普遍的厚待，而是有所区别。这样差别对待就产生了“党”，就会出现矛盾分歧，所以孔子说“小人同而不和”。“小人”在气度上也有其特点，“小人”总是很忧愁、烦恼的样子。这是因为“小人”心存私欲，不能宽容地看待事情，总是费尽心思谋“利”。

　　总而言之，“小人”只知晓“利”，却不知晓“义”，所以不能够做到“克己复礼”，而是谋求私利，重视私欲的满足，是不仁的。但是“小人”的不仁与“斗筲之人”的抛弃仁是有区别的。“小人”之所以不仁是因为小人不知天命，不知礼，不知其不仁。而“斗筲之人”是明知其行为是不合乎“礼”却故意为之。虽然“小人”这一境界高于“斗筲之人”，却依然是孔子所不赞同而甚至批评的。孔子曾教育弟子子夏说: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2］88孔子所说的“小人”这一人生境界与冯友兰先生人生境界论中的“功利境界”　有相似之处。

　　( 三) 士

　　在人生境界意义上孔子所说的“士”是读书人。《论语》中有十四处谈论“士”，“士”与“斗筲之人”“小人”相比，是孔子所认同的一层境界。他所认同的“士”是含有道德意义的。孔子之所以把“士”作为高于“斗筲之人”与“小人”的一种人生境界，是因为他对于“士”有特定的标准和规范。

　　子曰: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71

　　子曰: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张曰: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在孔子那里能够称得上“士”的人是“志于道”，同时还应该不为外在事物所役，换句话说，“士”不应当在乎物质条件的好坏。同时，“士”当有节，即“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

　　“士”能志于道，不为外物所役，便是无私欲，可以“克己”。能做到“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便是守“礼”。所以“士”是能够实践“仁”的，但“士”实践“仁”是由于“志于道”所要求的，是一种内心的责任感所驱，而不是主动地去实践“仁”。因此，这种人生境界是孔子所肯定的但却不是他所青睐的。

　　( 四) 君子

　　“君子”作为人生境界是与“小人”截然相反的，是被孔子所认同甚至可以说是所推崇的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

　　《论语》中的“君子”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指有贵族身份的人，世家子弟。“子曰: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 后 进 于 礼 乐，君 子 也。如 用 之，则 吾 从 先进。’”［2］123这里所说的君子表达的是身份，指世家子弟。第二种也是身份的表达，指的是君主。“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2］194孔子在这里叙述了作为君主应当具有的五种美德，君子在这里指称君主。以上两种君子是身份的表达，本身没有道德层面的意义，不是孔子人生境界论里所要讨论的。

　　我们在人生境界论中所要探讨的是第三种含义的“君子”，即是有修养道德、学问好的人，是与“小人”相对的“君子”。“君子”是孔子非常重视、倡导的一种人生境界，《论语》中论及“君子”的条目是五种人中最多的。孔子总是教导其弟子要成为君子，他从多个角度告诉其弟子什么才是真君子。

　　在孔子看来，“君子”重义轻利，对于“义”和“利”的追求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在“义”与“利”的选择中，“君子谋道不谋食”［2］167，“忧道不忧贫”［2］167。“君子”在待人上没有私心，不偏袒，群而不党。“君子”是时时刻刻实践仁的，正所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2］165。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70可见，实践“仁”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根本。“君子”注意自身的修养和道德的提高，即“君子求诸己”［2］165。

　　简而言之，“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能够主动实践“仁”，时时刻刻不丢掉“仁”，注意“修己以敬”，进而做到“修己以安人”。“君子”是孔子最为重视和肯定的一种人生境界，孔子认为自己不是“圣人”而是“君子”。“圣人”只是少数人能够做到的，因为“圣人”不单单德性完美，而且有事功，能够安定百姓，使天下有所依靠，而“君子”则是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孔子教育弟子，希望他们能够达到“君子”这一境界。人生境界论中孔子所讲的“君子”与冯友兰先生说的“道德境界”有相似之处。

　　( 五) 圣人

　　“圣人”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的人生境界。孔子说的“圣人”也可以说是“圣王”。孔子认为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但是“圣人”却非人人可为的。“子曰: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 ‘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2］99孔子在这里表达了当时没有圣人，其实是表达了对“圣人”的向往之情。

　　那究竟什么才是“圣人”? 《论语》中明确说明“圣人”这种境界的语录并不多，但我们可以通过几句话来了解孔子所说的“圣人”。

　　“子贡曰: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2］91—92这里所说的“圣人”的特点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子曰: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 ‘正唯弟子不能学也。’”［2］101“太宰问于子贡曰: ‘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子贡曰: ‘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 ‘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2］110这两段话表达了孔子对于自己的评价，孔子认为自己不是“圣人”。

　　孔子所认为的“圣人”是自身道德修养完满无缺的人，是切实做到“仁”的人。同时，“圣人”还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就意味着“圣人”其实是“圣王”，不但自己践行“仁”，还会将仁爱之心推及他人，能够使天下百姓都受到恩惠。孔子认为可以称得上“圣人”的也只有尧、舜、禹。孔子讲“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是有道理的。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期，照他所说，这一时期“礼坏乐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没有一位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贤明的统治者，所以孔子说自己见不到“圣人”。在孔子看来，“圣人”还须能够影响感召他人，是有德之人敬畏、推崇的人。所以他说: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172朱熹注释说:“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2］172“天命”是有德之人所追求的，是儒家思想中最高的范畴，是为有德之人所敬畏的。而“圣人”实际上是承“天命”的，所以也是为人所敬畏的。

　　三、《论语》中人生境界的建构

　　孔子所说的“圣人”不单单是道德上完满至上的人，还应该是可以安天下百姓的贤明君主。也就是说，“圣人”不单单包含了道德层面的意义，还有社会作用层面的意义，是“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两者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成不了“圣人”。孔子所说的“圣人”，实际上是一种美好却难以实现的愿望。春秋末期，“礼坏乐崩”，在孔子看来从政者都是些“斗筲之人”，自然不会产生孔子所期望的“内圣外王”的“圣人”。

　　( 一) 提升人生境界的工夫

　　孔子认为人生境界是可以提升的，而提升的工夫就是“学”。孔子承认人有天生的差别，有“生而知之者”，也有“学而知之者”。在二者之中孔子虽然说“生而知之者，上也”［2］172，但是孔子更重视“学而知之者”，强调后天“学”的重要。“生而知之者”是很少有的，《论语》中没有明确提到这样的人，但可以看到“学而知之者”，孔子说自己也是“学而知之者”，孔子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可见孔子对“学”的重视。关于“学而知之者”孔子也有其不同层次的划分，最高一级的是“乐之者”，次一级的是“好之者”，最低一级的是“知之者”，这三种都是“学而知之者”，要高于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在孔子看来，“学”是成“君子”或“圣人”的工夫。

　　那么孔子所说的“学”的内容是什么呢? 孔子“学”的内容主要是学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中涉及了学《诗》《书》《礼》《乐》《易》，但没有提到《春秋》。对于六艺的学习其实就是一种提高人生境界的修行。孔子认为成为“君子”有三步: 第一步“兴于诗”。在孔子看来不学诗，就不能说话，所以学诗是基础。第二步“立于礼”。学了诗要运用，诗的运用要依照礼，所以要学礼，不学礼，就无法在不同的场合正确地说话，就无法立身。第三步“成于乐”。孔子认为好的音乐最能打动人心，《论语·述而》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2］96。

　　音乐最能改变人性，好的音乐蕴涵了美好的品质，学乐就是通过乐学“圣人”的美好德行。孔子评价《韶》是尽善尽美、完满无缺的，《韶》是虞舜的音乐，蕴含了虞舜的美德。“子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2］178对于“学”，孔子也有自己的要求。第一，“学”要端正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58。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知”才能踏实地“学”，才能“知”。第二，“学”要讲求方法，要“学而时习之”，能够“温故知新”，还要注意学与思相互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57。“程子曰: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 废其一，非学也。’”［2］57第三，“学”应随时随地，日常生活也是学的过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98。

　　第四，“学”要克服意必固我四种毛病，《论语》中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109。“学”在孔子那里本身就是对“仁”的一种实践。“子夏 曰: ‘博 学 而 笃 志，切 问 而 近 思，仁 在 其 中矣。’”［2］189孔子对于“学”的划分实际上是与其人生境界的划分相对应的。“困而不学”对应的是“斗筲之人”和“小人”，“困而学之”对应的是“士”，“学而知之”对应的是“君子”和“圣人”。孔子对于“生而知之者”不谈论是为了突出“学”的重要作用。孔子认为人可以通过“学”提高人生境界，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人”。

　　( 二) 孔子人生境界论的价值

　　孔子所追求的“君子”“圣人”的人生境界体现了儒家思想中所固有的道德意蕴，对当今时代仍有其积极的价值。

　　第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思想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必然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理解孔子的人生境界论可以理顺孔子思想，对于理解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帮助。

　　第二，由于各人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各种条件的不同，每个人所达到的人生境界也必然不同，了解孔子所说的“君子”“圣人”有助于提高个人的修养，有助于高尚人格的培养，使人能够“见利思义”。

　　第三，孔子的人生境界论旨在教人成为“君子”

　　甚至“圣人”，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第四，不论是“君子”还是“圣人”都追求“和”，这与当今中国的主题是十分吻合的，孔子的人生境界论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有用资源。

　　第五，孔子人生境界论中提高自身境界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一定的作用，虽然今天“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孔子那时所说的“六艺”，但孔子对“学”的重视，以及对于“学”所提出的要求，仍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孔子的人生境界论对于当今时代有其积极的作用，研究孔子的人生境界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孔子的思想进而对了解儒家思想有所帮助。研究孔子的人生境界论有助于高尚人格的培养及正确人生态度的树立，可以为当今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参考，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2］［南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3］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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