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9:21:43 所属分类：中国哲学 浏览量:
《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关于道，一二三和万物的精辟认识，既有关于世界本源的认识，又有认知世界的方法。 《道德经》中老子虽然没有直接提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但不少篇章都在解释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在有物混成的时期，
《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关于“道”，“一二三”和“万物”的精辟认识，既有关于世界本源的认识，又有认知世界的方法。
《道德经》中老子虽然没有直接提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但不少篇章都在解释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在“有物混成”的时期，世界的本质是众说纷纭的，从而有了神话和宗教等，但是老子没有转向神话和宗教，而是立足万物，洞察一切，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现象，通过《道德经》，论述其思想观点，显示了其思想的前瞻性和深邃性。
老子思想有瑕疵，但是这阻碍不了他的影响。
一
两千多年前，老子能够脱离俗世，看到具体形态的万物时，能够想到其中隐藏的“道”。在一切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社会，在功利心态占主导的环境，或者在心智蒙昧落后的时代，老子思想难免会成为一个笑柄，荒诞不羁。正像钱钟书所言“最初翻阅《道德经》的人一定会大笑”。眼见为实的训诫蒙蔽了很多人的心智，“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看似老子很愚昧很昏庸，实际上却是精明无比洞察秋毫，“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从而发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
道的论述出现在老子《道德经》里有 75 处，其意义不同。“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一个“道”就是老子倡导的，最根本的“道”义，即是虚无的，不能言明的。这是老子思想的高明之处，在纷杂的万物众相中提出抽象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和“道者万物之奥”。虽然“道常无名”“道常无为”，但是“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而无不为”。道是存在于万物之中，有法可循。如：“道生之……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还有一种意义是具体规律或方法，如“天之道…人之道……”。虽然二者都是抽象的，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前者在具体事物发展中的延伸意，懂得“同于道”。道是“无”，并不是一无所有，它存在于万物发展中，万物又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如：“道者万物之奥”。纷杂众相的万物与道也是矛盾的，万物是道的外在形式，却阻碍了人们对于道的认识，所以“为道日损”,“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出现，世界万物丰富起来。
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各个国家发展如此，中国梦的发展也是如此。当今时代要求我们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道”，是我们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必然。社会主义发展中，体现出来的特征就是纷杂众相的万物。认清和把握好社会主义的“道”，就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有“道”可循的，客观规律不可违。我国以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等都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今天我们发展和实现中国梦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所以我们从老子思想中借鉴的不是“玄之又玄”的“虚无思想”，更不是消极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观点，而是其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眼光，超凡的见地，独特的方法，去认识世界的本质，万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服务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之道是有运行规则，所以，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发展，实现中国梦，必须认清社会主义的运行规则和发展规律。
二
“道生一”是客观世界从虚无抽象到具体客观实在迈开的重要一步，“道生一”不是零到一的简单递增。“数为万物的本质，一般说来，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
一是道的表现形式，是道从抽象到具体的重要阶梯，是人们认识道的门径。世界万物是个体开始体现的，有个体就有整体，有整体也应有个体，个体与整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的出现预示着世界“名”的开始。国家的出现使世界更加丰富。一国或一个国家的个体的出现，对应了他国或一群国家；第一个国家的使用则昭示国家序列的排名。这就是国家发展的“道”。那么在世界各国发展中，出现了纷杂的国家众相。我们就从中国出发，看看国家间的各种关系。
国家的“道”对内是是阶级服务的工具，是阶级统治或治理的工具；对外是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至上。
这成为对外关系的“道”。这些“道”是无形的、抽象的，却时刻存在于国家行为中。只要有一个国家出现，就会显示出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告诉我们，国家对内和对外的特征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具体表现在国家行为上。今天，发展中国梦是历史的使命，是时代的召唤，是我国的“道”。我国同样承担国家对内和对外的特征，在国家行为上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一国出现后，众国会同时或相继出现。一国出现标志着社会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催生出的诸多因素使另一个国家诞生，继而多个国家。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必然与他国有联系，那么处理这些联系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里，为了方便，我们把一、二、三和万物理解为国家概念。“二”在《道德经》中论述颇多，显示了丰富的“二”的关系。那么笔者以我国为一，把其他国家为二或三进行梳理国家关系。
国际关系中，国家众多，关系多杂。我国始终坚守国家主权平等独立，这一原则使我国与他国交往中地位等同。我国与别的国家共存于世界，一贯主张各国平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国际交往中各种国际关系变化不定，有时世界“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此时我们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形势，全力发展自己。有时利益冲突，形成相互否定的关系，在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益至上，所以我们当然首取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舍他国利益。如钓鱼岛问题，我们绝不退让。有时又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否定之否定的关系。国际交往中，能应对各种国际关系是国家成熟的表现，树立危机意识，合作意识和发展意识，从而实现大国梦。
危机意识告诫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发展势在必行，什么都阻挡不了的国是国事；合作意识告诉世人，我国是友好的，重视和平发展的，愿意与任何有诚意的国家合作；发展意识警醒我们，不能为眼前利益迷失未来，不能因一时不幸或风光而裹足不前。在国家发展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今世界，冠军国家是一（老大），亚军国家是二（老二），其他国家属于三的范畴。当然处于每一个梯队的国家可能有一个，也可能有两个或多个。随着各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这种国家排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家发展中，潜在冠军（亚军）国家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冠军（亚军）国家。”
当今世界，美国是冠军国家，短期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替代它。中国是亚军国家，在警惕他国的同时，意识到自身不足，直追美国，成为世界冠军国家。可见，国家实力序列的改变是客观的，但是又有随机性、不确定性，这种特质印证了老子的“三生万物”的观点。
四
我国发展大国梦，必须做到内外兼修。
在对内方面，人民是根本，政治是途径，经济（军事）是保障，治理是关键。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主人，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是我国政治的特色。在国家管理中，“以正治国”，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治大国若烹小鲜”，先富必带动后富，全国人民都能享受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优越性。“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人民都安居乐业，全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世界还不太平，军事力量是必须的。但是发展我们的军事，应明白“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过度发展军事，搞军事竞赛，必会伤人伤己，“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国家发展中要做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搞好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国家治理上，依法而治。如“常有司杀者杀。”在对外方面，我国在国际交往中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1. 发展自己是根本。世界各国可谓“众人熙熙”：有富足、享乐，还有危机、冲突、动荡、战争和制裁等。中国把握稳定第一，发展经济第一的根本，保持和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中国成为更大的经济体，可以催进世界经济的稳定，造福全球。
2. 要有大国的气度和风范。我国在自强不息的同时要厚德载物，“宠辱不惊，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与他国交往中，要“和其光，同其尘”，发展自己，即使很强大，也要搓掉锋芒，消除与他国的纠纷，否则会成为众矢之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与他国交往中，刚开始吃点亏又如何，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如在与非洲各国交往中，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奉献，这是融入世界的措施和大国魅力的体现。
3. 要“不以兵强天下”。军事实力在大国发展中是重要的，但是我国发展军事，不是搞军备竞赛，不是为了与他国一较长短，更不是为了称霸。邓小平曾说，“中国越强大，对世界和平越有利。”
总之，一二三是相互联系并可以转化的，在国家关系中，我国一定要利用好，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内外出现矛盾时，“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从内出发，完善自身。看问题要“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发展自身。处事方法妥当，滴水不漏，无懈可击，正如“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遇事多思，“祸尚福之所倚。福尚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化弊为利的心智和居安思危的意识。从点滴做起，“天下难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细”；“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无论何时都记得“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如此，我国定能实现大国梦，达到中国时代。
参考文献：
[1]韦明辉.道德经智慧新解[M].北京:地震出版社,2011. [2]巍玉昆.老子道德通译——关于自然之道和意识之德的古典学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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