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外科学概况

时间：2015-12-20 17:24:40 所属分类：中国医学 浏览量:

从医学史的发展来看，外科学的历史要早于其他各科，因为它是先民在与大自然抗争中，与毒蛇、猛兽搏斗中，疗伤愈病的经验积累。《山海经》记载的砭针被认为是最早的外科手术器械； 《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有疡医,分为肿疡、溃疡、金疡、折疡； 西汉着录于《汉

　　从医学史的发展来看，外科学的历史要早于其他各科，因为它是先民在与大自然抗争中，与毒蛇、猛兽搏斗中，疗伤愈病的经验积累。《山海经》记载的“砭针”被认为是最早的外科手术器械； 《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有“疡医”,分为肿疡、溃疡、金疡、折疡； 西汉着录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的《金创瘈疭方》为我国第一部外科专着，惜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外科学专着为北齐《刘涓子鬼遗方》，由上古至北齐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医外科的文献资料匮乏。所幸我国陆续发掘出大批涉医简帛，其中不少涉及外科学，这些资料既没有传世文献屡经传抄刊刻而致的讹误，更没有后人有意增删改写之弊端，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中医外科最真实的面貌。其中已公布的涉及外科学的简帛有望山楚简、里耶秦简、云梦秦简、周家台秦简、阜阳汉简《万物》、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张家山汉简《脉书》《引书》、武威医简、居延汉简、北大藏西汉竹书等，以《五十二病方》包含内容最多。所涉疾病大致分为六类，①外伤类，包括有金创伤（ 因现存医籍中至唐代才出现第一部伤科专着《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而此前伤科内容归于外科） 、烫伤、冻疮； ②动物咬螯类； ③化脓性疾患类； ④体表溃疡性疾患类； ⑤肛肠疾患类； ⑥泌尿系统男性病类。本文试以出土涉医简帛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探析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外科学概况。

　　1 外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1. 1 战争背景下的医学

　　自春秋时代，经济的发展，使得地方诸侯逐渐强大，为了争夺领导权，各路诸侯不断进行争霸战争。至战国时期，大小兼并战争更频繁、激烈，规模更大，“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1].各国都致力于发展坚甲利兵。战国时代，兵器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铁兵器的出现、强力弩的发明。

　　《孙膑兵法·威王问篇》载“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2],可见当时冷兵器的杀伤效能已大大提高。兵器的发展，为军队数量的增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亦促进了新兵种的产生，兵车逐渐被淘汰[3].加之“由于士兵的主要成分由之前的贵族及其”私属“、”国人“,逐渐改变为农民，使得步兵、骑兵成为主要作战兵种。”[4]

　　战争必然带来大量的人员伤亡。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首篇即载“诸伤”,可见其当时对于外伤类疾病的重视程度。“诸伤”篇细分为刃伤、血出、伤者、金伤、久伤五大类，药用有止血、止痛、除瘢之分，更有以“消石洒痈”来治疗创伤感染化脓。且在“诸伤”之后列“伤痉”（ 即今破伤风一类病症） ,颇有“因伤致痉”之意。关于“伤痉”中“伤后受邪”的病因说，更是世界医学史上关于破伤风病因的最早记载[5].对于因外伤而引起的化脓、瘙痒等皮肤疾患亦有所涉及。另载有“毒乌$（ 喙） 者”一篇，乌喙，乌头别称。毒乌$,即被箭头经乌喙汁浸渍的毒箭所伤。此外，《里耶秦简》中记载有“治令金伤毋痈方”; 《居延汉简》中记载各种外伤疾病，如“伤要（ 腰） ”、“伤头”、“以剑击伤右手指二所”、“右脾（ 髀） ”等。《武威医简》中“治金创止恿令创中温方”; “治金创内漏血不出方”; “治金创止？方”等各种外伤方，这些都说明在当时金创外伤类的疾病已比较常见。

　　此外，《武威医简》中还载有“治加及久创及马 方”,其中“马 ”指骑马造成臀胯部磨损而致创伤，当时马已不仅作为交通工具为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同时也作为战争的工具装备，骑马的军队（ 骑兵） 作为新兵种已大量投入战争。

　　这些资料说明早在战国秦汉时期，人们就对创伤类、化脓类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而这些都与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战争频仍，冷兵器广泛使用，步兵、骑兵等作为新兵种投入战争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2 经济背景下的医学

　　战国时期的农业，据《管子·轻重乙篇》云：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然后成为农”[6].秦代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新农具，如“耰”（ 除草用） .不仅农具改良，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进步。史载郑国凿泾水，掘成长三百里的运河，以灌溉田地；蜀守李冰“雍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使得成都平原变成一个广大的物产丰饶的沃野。水利的发展，扩大了耕地的范围，巩固了农业经济的基础[7].此外，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就已出现圈养家禽，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洞养、圈养牲畜越来越多。各地发掘的文化遗址中有畜禽骨骼，陶兽、石兽中可见有猪、马、牛、鸡、羊、狗等。至战国时期，牛羊已成为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墨子·天志篇》谓“四海之内，粒食人民，莫不诽牛羊。”[9]《荀子·荣辱篇》“今之人生也……又畜牛羊。”[10]

　　农、畜牧业的大力发展，对当时外科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使外科用药丰富，高频率的粮食谷物入药、各种动物药使用； 二是使外科疾病种类的增多，例如由于饮食的丰富，肉食的增加使肛肠类疾患也增多。

　　1. 2. 1 外科用药丰富 农业发展，使得粮食种类增多，出现了粟、稻谷、黍、稷、麦、高粱、大豆（ 菽） 等，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而对于中医外科学的发展而言，从已出土的医简中可见谷物入药的踪迹，如以青粱米治疗羏（ 毒蛇咬伤） 、黍米治疗脉者（ 脉痔，痔疮的一种） 、？米（ 芽、麦芽） 治疗“□阑（ 烂） 者”（ 烧伤） 等。其次，随着生产力进步，农业发展产生了更多粮食，为酿酒提供了原料，使得酒剂也作为方药辅剂而得到广泛应用。仅《五十二病方》中酒剂方就达 26 个之多。将药物浸泡在酒中，因酒里含有大量酒精，而酒精是有机溶剂，有利于药物中有效成分溶解萃取，从而增强药物疗效，或直接以酒制药丸等。另外，在江陵望山一号和二号楚墓[11]、马王堆 1 号汉墓[12]等，发现了生姜、小茴香等，出土时外形还相当完整。而同属于古代楚国境地出土的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亦可见有姜、蜀椒、桂等入药。

　　除了大量的谷物入药，出土的医简中还记载了不少动物药，如《周家台秦简》中以“新乳狗子”煎煮、外洗以生发；《五十二病方》《武威医简》中常以动物脂肪或鸡子黄为介质或赋形剂制膏剂，应用于各种痈疽类疾病、皮肤病、外伤病。大致有以下几种功用： 预防瘢痕，愈伤止痛，消炎退肿解毒，杀虫灭疥治癣，生肌收敛，疗汤火灸伤，润肤去燥。[13]如燔白鸡毛、羊矢（ 羊粪） 以疗外伤； 燔鹿角、烹雄鸡、鹿肉以疗蛇咬伤； “千金膏药方”治“金创”、“雍（ 痈） ”等。

　　1. 2. 2 外科疾病增多 “以农立国”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推广更是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当时，除青铜器外，漆器也被广为使用。《韩非子·十述篇》“作为食器……流漆墨于上。”[14];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周尝为蒙漆园吏”[15].各地如里耶、云梦珍珠坡、望山、马王堆、张家山等地均有漆器出土。漆会引起皮肤过敏，重则皮肤肿胀、溃烂，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 ”（ 漆疮）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此外，肛肠类的疾病在出土医简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尤其《五十二病方》中对此记载颇详，不仅分类上有脉者（ 脉痔） 、牡痔、牝痔、血痔、篱养（ 肛门部瘙痒） 、巢塞直（ 脱肛） 之别，对其症状更有较为准确的描述，如“牡痔，有蠃肉出，或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空（ 孔） 其中”; “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 “[牝]痔之入窍中寸，状类牛几三□□然”等。张家山汉简《脉书》也对脉痔、牡痔、牝痔都有较为准确的定义，“左右血先出，为脉。”“在篡，痈如枣，为牡痔； 其痈有空，汁出，为牝痔。”《万物》中记载了“鱼与黄土之已痔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此类疾病已有了基本认识和简易的治疗方法。肛肠疾病的增多，究其原因，不免与当时社会饮食种类丰富、数量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牛羊肉等日渐成为人们的食物，牛羊肉温热辛燥，加上南方楚地嗜辣成风俗，辛辣之佐料易致脾胃运化失职，糟粕积滞，排泄不畅，致使湿热内生，或湿热壅结肠道，发为肛门直肠疾患。

　　2 外科学的治疗特色

　　2. 1 外治法多样

　　从人类社会发展分析： 医学知识的起源，首先是治疗医学知识的起源，在治疗医学中，首先又是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16].仅《五十二病方》现存的 283 方中，有 147 方用到了外治法，占二分之一多。其中针对外科的外治法主要有敷法（ 膏脂类调外敷、童便渍药外敷、乳汁调药外敷、胆汁和药外敷、米汤调药外敷、米醋调药外敷） 、洗浴法（ 洗涤法、药浴法） 、熏法（ 气熏法、烟熏法） 、熨法（ 盐熨法、膏熨法） 、灸法（ 直接艾灸、艾裹粗麻垢灸、蒲绳灸、梓叶灸、冷灸） 、按摩法（ 膏摩法、按摩法） 、角法、砭法等，已经基本具备了中医外科的各种外治法，而这些治法经过两千多年的运用与发展，大多又延续到了今天，成为中医外科学治疗的一大特色。

　　西方医学有古埃及的刺络、切断及剔睾术； 印度婆罗门时代的切断开腹术、肠缝合术、直肠瘘手术； 古希腊的穿颅术等[17].现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医学不涉及手术，而从出土医简来看不仅有手术疗法的记载，且方法先进。如帛书《五十二病方》“牝痔”中“一，巢塞直（ ） 者，杀狗，取其脬，以冒钥，入直（ ） 中，炊（ 吹） 之，引出，徐以刀【&（ ‘） 】去其巢。冶黄黔（ 芩） 而娄（ 屡） 傅之。”[18]

　　简文中叙述了以狗脬（ 狗膀胱） 做成扩张、牵引器，将痔瘘引出，充分暴露，再用刀徐徐切去瘘管，并在术后敷以黄芩末来消炎杀菌。这种引痔瘘于肛门之外的方法比内痔环切术（ Sarasola- klose 氏法） 用软木棒将痔核引出还要简便有效，说明两千多年前我国对复杂痔瘘已创设了精巧的手术切除法。此外，对于伤口，或因创伤后感染化脓的病灶提出要予以清创，文字记载虽简朴，但却反映了早在战国秦汉时期人们就已经具有了抗感染的意识，已经树立起初步的清创观念。

　　另某些外敷疗法中明确提出“毋手傅之”、“毋以手操臡”等，说明当时的医生已有了朦胧的有菌观念和无菌操作意识。另一方面，张家山汉简《引书》中记载不少肩臂肘膝关节疼痛的导引术，说明在当时，除了一些药物治疗，人们已懂得通过人体自身运动来缓解局部的疼痛不适。

　　2. 2 内治法简朴

　　相较于外治法的丰富内容，出土医简的外科内治法则显得相对匮乏。治法中不涉及气、阴阳、五行等中医理论，且多数为酒剂。汤饮中有几处为复方用药，说明当时已初步认识到将各具特性的群药配合形成新的有机整体，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药物作用，适应较为复杂病证的治疗需要。

　　与后世按君臣佐使理论配伍的复方相比仍有显着差距。最为典型的即是“疽病”第一方： “冶白莶（ 蔹） 、黄蓍（ 芪） 、芍乐（ 药） 、桂、（（ 姜） 、 （ 椒） 、朱（ 茱） 叟（ 萸） ,凡七物。骨睢（ 疽） 倍白莶（ 蔹） ,【肉】睢（ 疽） 【倍】黄蓍（ 芪） ,肤睢（ 疽） 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 （ 最-撮） 一入？（ 杯） 酒中，日五、六荖欠（ 饮） 之。须巳（ 已） ,□□”[18]本方以七味药组成治疽的基本方，药性偏温。又将疽病分为： 骨疽、肉疽、肾疽，足见临床观察之微。还根据疽的不同类型针对性地重用方中主药，说明当时已具有辨证用药的临床思维方法[19].

　　此外，在医简中记载对同一类疾病用不同药物治疗，如《五十二病方》中“毒乌$（ 喙） ”,既有用芍药凉血止痛，地骨皮清热退蒸，铁镇心安神、平肝解毒，蘼芜本（ 川芎） 活血化瘀，亦有“饮小童弱（ 溺） ”,“吞菽”等方法。另一方面，亦有应用同一种药物治疗不同疾病的记载。如“诸伤”方中用“□□膏，甘草，桂、姜、椒……酒”.“疽病”方一用“白蔹、黄芪、芍药、甘草、姜、椒、茱萸、酒”; “疽病”另一方用“白蔹、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酒”以上三方虽主治各异，然用药却异中有同。这些都蕴含着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医学思想。

　　2. 3 祝由比重下降

　　《吕氏春秋·勿躬》[20]《说文解字》[21]释“医”为“巫彭作医”,《广雅·释话》[22]更明确指出“医，巫也”.可见上古时期巫术在疾病治疗中的重要地位。从出土医简中涉及祝由术的疾病来看，许多为皮肤病。究其原因，大抵与皮肤疾患的机理密不可分。现代医学认为，皮肤病与免疫关系密切，造成皮肤病的外因大致有物理性（ 日光、摩擦等） 、化学性（ 染料） 、动物性（ 虫咬） ,更多是由细菌、病毒、真菌等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感染引起。

　　而这些致病因素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无法被正确认识，而致病机会与频率极大，当先民对此现象无法准确理解，便将其归为鬼神降灾、邪灵作祟。《五十二病方》中涉及皮肤疾患的治疗大多以祝由术为主要手段，如“尤（ 疣） ”、“ （ 漆疮） ”等。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小于自身不知多少亿倍的病原体无法得知，而对大于人体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生物又往往无力抵挡而被其吞噬[24].当这些野兽对人类造成巨大祸害，而人们又无力抵挡时，便对这些毒蛇猛兽产生敬畏而施行祝由术。如周代，武丁患病，占到“豨”（ 野猪） 作祟，或者“它”（ 蛇） 作祟。而在《五十二病方》中对于“羏”（ 毒蛇） 、“疒虿（ 厂虿） ”等动物咬蛰也掺杂着不少祝由术。

　　医虽不出巫，但医家却有从巫医蜕变的历史事变[24].所谓“巫医”已经不仅只是单纯的祈祷了，随着生产力和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提高，巫术渐渐转变为医学的“辅佐”.从现今已公布的出土医简中可见巫术在医学发展中的地位变化。如望山楚简、包山楚简、新蔡葛陵楚简中不乏有对疾病进行卜筮祭祷的记载，之后的周家台秦简中不仅有祝由条文，亦出现了药物疗疾的记载，而在阜阳汉简《万物》中则出现单味药疗疾的形式，至成书年代较晚的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又发展成了复方形式，后期所出现的祝由术则大致上分为咒禁驱除、灵药驱邪（ 女子月经布、男子精液等） 、巫医同用三类。而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武威医简》，因其成书较晚（ 约在东汉初期） ,其中外科疾病的治疗并未涉祝由疗法，这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医学水平的提高，医巫逐渐分离，巫术渐渐由盛转衰，逐渐成为医学的“辅佐”,处于医学体系的边缘位置。

　　3 外科学发展的地域性与历史性

　　中医外科学是我国传统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反映战国秦汉时期的传世医学文献资料匮乏。但百余年来，中国考古界陆续发掘出大批涉医简帛，为今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早期原始医学文献。从这些散在的医简中不难发现在农、畜牧业发达的楚地，当时中医外科学正在蓬勃发展，且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脉络。

　　3. 1 地域特色

　　已公布的涉及外科的简帛中，望山楚简、周家山秦简、云梦秦简、里耶秦简、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张家山汉简、阜阳汉简的出土地在战国时期均属于楚国范围。这一地区为江汉之滨，正处亚热带东部，气候温暖湿润，水利资源丰富，土壤肥沃，物资富饶，且“最早冶铁和使用铁器的地区很有可能是在楚国。”

　　这一地区具备了北方不可比拟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楚地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当时医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而在上述涉医简帛中外科疾病包括有外伤、动物咬蛰、皮肤病、肛肠病、泌尿系统疾病等，且多数疾病的治疗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巫术治疗。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医方 283个，用药达 247 种之多[26].全书的 283 方，治疗外科疾病有 253 个，占该书总方数的 90%,247 类药物包括动、植、矿三大类，所用剂型达十余种。说明当时该地区的外科医学已初具雏形，虽未涉及气、阴阳、五行等中医基本理论，但仍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辨证施治的医学思想。

　　另，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是目前已发现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其中记载了戍役外伤疾患。敦煌地处河西走廊和西域的交界地区； 居延地区，是汉初以来匈奴从北方草原南下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之一[27].此处是汉初抵御匈奴的门户。《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期间发戍甲卒十八万，在“张掖北置居延，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故在此处出土的汉简作为汉代边防的档案册，不乏对戍役外伤的记载。此外，《五十二病方》中首篇对“诸伤”的详细记载，也正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于此类疾病的重视以及与汉初战争硝烟纷飞的社会因素有关。

　　3. 2 历史脉络

　　将各地出土的医简按成书时间排列，可见一些疾病、治法等的发展脉络。在疾病认识方面，望山楚简中记载病名“痤”、“足骨疾”; 云梦秦简中记载有“疠疡”（ 麻风病） ; 周家台秦简中记载祝由术疗“痈”、生发方、去黑子方； 里耶秦简中的“治令金伤毋痛方”.以上记载在汉简中的均有所涉及且有所延续、发展，譬如阜阳汉简《万物》中记载的“痤”、“□令白发复黑之”,这些病症、治法印证了秦简中的记载。在治法上，《万物》中“蜱蛸杏？（ 核） 之已痈耳也”,较之周家台秦简中纯以祝由疗痈，已有了飞跃，可见时至东汉初年，人们对“痈”已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五十二病方》专设“痈”篇，分为“痈首（ 头部生疮） ; 身有痈； 颈痈（ 发于颈面部位的痈肿） ”三类。共八个条文，其中有两条祝由方，与周家台秦简中相比较，都属于咒禁驱除一类，且较为相似，体现了祝由方术的传承与延续； 余为外治方，有热熨法、膏敷法等，并提出敷法中的注意事项，如“傅药毋食□彘肉、鱼及女子”; “勿尽傅，圜一寸”等。说明当时人们对“痈”的认识已经由模糊懵懂上升到较为清晰客观，由咒禁驱除到运用药物这种更为科学的治疗方法，且已认识到治疗时所应注意的事项，这些都表明古代人们渐渐对此类疾病的本质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地点出土的医简中存在有相似内容。

　　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记载的“令金伤毋痛方”与里耶秦简中的“治令金伤毋痈方”所用药物类似，均以“鼢鼠”、“薪（ 辛） 夷”、“甘草”入药。成书时间晚于《五十二病方》的《武威医简》中亦有记载“金伤”治疗； 此外，《五十二病方》“牝痔”题下“一，牝？（ 痔） 有空（ 孔） 而 （ 脓） 血出者方：取女子布，燔，置器中，以熏痔，三日而止。·令。”[18]与北大藏西汉竹书中记载“五十六·治牝痔有空（ 孔） 而）（ 脓）血出者方： 取女子布燔，置器中，以熏痔，三日而止。”[29]两者基本相同。这些都意味着在当时虽未有成形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但中药、单方已能熟练运用，小复方也已出现，说明战国秦汉时期在民间已形成了一些重实用、重疗效的经验方集，并在各地传播。

　　4 小结

　　出土涉医简帛的记载、描述虽然尚欠详尽，但却以它原始的真实面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外科学图像。尽管其中的医疗水平远未臻于成熟，有的还比较幼稚，但已经基本具备了中医外科的各种治法，为后世外科学理论的形成和诊疗技术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西汉·刘向。 战国策[M]. 北京： 中华书局，2006: 213.

　　[2] 战国·孙膑。 孙膑兵法[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47.

　　[3]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韦镇福，执笔。 中国军事史（ 第 1 卷·兵器）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3: 72 -73.

　　[4] 杨宽着。 战国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09.

　　[5] 旷惠桃。《五十二病方》“痉病”探讨[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4,Z1: 96 - 98.

　　[6] 春秋·管仲。 管子[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435.

　　[7] 翦伯赞。 秦汉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2.

　　[8] 陈文华。 论农业考古[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272.

　　[9] 春秋·墨翟。 墨子[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102.

　　[10] 战国·荀子。 荀子[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71.

　　[11]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J]. 1966（ 5） : 12 -13.

　　[12] 湖南农学院。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8.

　　[13] 孙启明。《五十二病方》中的古代软膏[J]. 中国药学杂志，1982,5: 33 - 36.

　　[14] 战国·韩非。 韩非子[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42.

　　[15]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320.

　　[16] 严健民。 远古中国医学史[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01: 26.

　　[17] 丁福保。 西洋医学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7: 143 -145.

　　[18] 裘锡圭。 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M]. 北京： 中华书局，2014:264,266,262.

　　[19] 张如青。 中医文献学纲要[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6: 43.

　　[20] 战国·吕不韦。 吕氏春秋[M]. 北京： 中华书局，2011: 165.

　　[21]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54.

　　[22] 曹宪音，张揖。 广雅[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6.

　　[23] 《临床皮肤病学》编写组。 临床皮肤病学[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57 -58.

　　[24] 范行准。 中国医学史略[M].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3,13.

　　[25] 黄展岳。 先秦两汉考古与文化[M].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 32.

　　[26] 梁永宣，鲁兆麟。 中医药学简史[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 10.

　　[27] 侯丕勋，刘再聪。 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199 -200.

　　[28]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578.

　　[29] 李家浩，杨泽生。 北京大学藏汉代医简简介[J]. 文物，2011,6: 88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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