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6:52:27 所属分类：高等教育 浏览量:
高等农业教育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发端于清末，经过模仿、转换、调适等复杂曲折的过程，到 20世纪 30 年代初步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农业教育体制。无数高等教育界的农学前辈为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体制的建立做出了巨大
高等农业教育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发端于清末，经过模仿、转换、调适等复杂曲折的过程，到 20世纪 30 年代初步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农业教育体制。无数高等教育界的农学前辈为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体制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邹秉文 ( 1893—1985 年) 即是其中之一。作为农学专家，他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农业病虫害防治机构———江苏昆虫局，与商人合办了我国第一家化学肥料厂———永利硫酸铵厂，受命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自主商品检验检疫机构———上海商检局…… 其在我国农业科技方面的贡献举世瞩目，早已引起学者关注。然而，较之其在农业科技上的贡献，邹秉文的高等农业教育思想及实践较少受人关注。邹秉文早岁留学美国，获农学学士学位。归国后，先后执教金陵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 以下简称 “南京高师”) 和国立东南大学等国内顶尖高等学府，而且一度担任农科主任等重要职务，前后达十余年，为国家培养大批农业人才，是 “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1］鉴于其在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主任时的巨大贡献，周恩来将他与该校工科主任茅以升、商科主任杨杏佛合称为 “东南三杰”。
一、高等农业教育肩负振兴农业的重要使命
在邹秉文看来，农业是振兴我国各项事业的基础，对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口众多而务农者尤多，绝大多数国民过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中国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已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2］农业与人民关系最密切，这就要求必须充分重视农业发展。农产品出口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他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经费多赖农业提供。农业又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工业的发达离不开农业的振兴。要发展我国工业，实现以工强国，必须首先振兴农业。
20 世纪初，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半边缘化程度日益加深，对外大量出口农业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贸易 “剪刀差”的存在加上国内封建主义和军阀的盘剥，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邹秉文认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贫、弱、散、愚，而且这四大病症具有连环性。要彻底根治这四大病症，必须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改良。这种改良要靠高等农业教育，首先要通过教育唤醒国人的重农意识，特别是大学生的重农意识，进而逐步推广。邹秉文谆谆告诫大学生 “一种普通农业知识，实为全国公民所必须”，更不要说作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了!
农业复兴的关键是人才，特别是高端农业人才，这更离不开高等农业教育。
西方英美等国家，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同时，均重视农业发展。在近代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政府对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缺乏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旧中国，农民往往成为盘剥的对象; 农业出口虽占重要地位，但是农产品的品质却比较低劣，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农业教育发展落后，不能适应本国实际需要。好多大学生学习农科，仅仅是为了 “学而优则仕”。旧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既是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机遇，更是一种挑战。邹秉文满怀 “教育救国” “农业救国”的热情，投身于发展高等农业教育的实践中，培养农业人才，开展农业科研，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 “全国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增加全国农民收入，发展农产品出口贸易以争取外汇”［4］的目的。
二、倡导实地考察，培养高级农业人才
20 世纪初，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妄图力挽狂澜于既倒，农业教育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3 年颁布的 《学制》规定农科为大学科类之一，同时采取措施推动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然而，由于农业人才奇缺，很多地区的农业教育机构都是由政府官员兼职，专业化水平极低。此时的农业教育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民国建基，在蔡元培等人的精心谋划下，教育事业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高等农业教育也得到一定扩充。然而，由于 《学制》等方面的限制，高等农业教育状况不尽如人意。首先，课程设置太泛，不利于高级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农业涉及范围极广，诸如畜牧、肥料、土壤等方面，一个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世界上无论何种人类，无论何种人类之最聪明人物只能精于农业中之一二门，而不能精于农业中之各门”。
［5］然而，当时中国农科学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要学习多种专业课程，还要接受一些文史方面的基础课和思想教育，学生每周演习专修课的时间非常少。其次，教育内容亟待本土化。
近代中国大学的产生主要是一种 “横向的移植”，而不是 “纵向的继承”。［6］大学所用教材几乎全部直接从欧美等国家引进，教材内容和中国现实国情脱节，高等农业教育也存在这种弊端。
教学方法存在严重缺陷，教师过分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忽略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这种农学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能满足我国农业发展之需要。
在由各级农业教育机构组成的农业教育金字塔格局中，高等农业教育处于塔尖，肩负着“造就农业领袖人才”［7］的重任。旧中国经济衰败，经费有限，在邹秉文看来，优先发展农业高等教育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教育发展途径，他极力主张建好农科大学，培养高级人才。
首先，要注重农科大学师资建设。在主持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农科的时候，邹秉文利用曾在美留学的有利背景，时刻注意为农科延揽优秀留学人才。后来在任职联合国粮农组织期间，为造就高端师资，他积极奔走联系，争取机会派遣国内农科学生赴美深造。其次，大量引进办学资金。近代中国多灾多难，战乱频繁，经费成为困扰各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邹秉文任职的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虽然是公立学校，但是办学经费依然困难。“20 年代中叶，东大农科每年支出 21 万余元，其中国家拨发者仅 7 万元”，［8］缺口达 2/3，所缺经费均由邹秉文东奔西走募捐而来。只有经费充足，才能吸引优秀师资，扩充农业教育设施。再次，建立实验基地，注重实地调查。针对农业教育中存在的洋化现象，邹秉文力主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并初步进行了本土化的有效尝试。借鉴美国高等农校注重实际考察的做法，邹秉文积极创办实验基地。在他看来，没有合格的实验基地，高等农业教育就无从谈起。在邹秉文的倡导和努力之下，南京高师农科在 1917 年设置第一座试验场; 1920 年，设置第二座试验场，专门用于小麦实验; 1921 年，成立第三座试验场，致力于桑蚕改进。通过购置、租用等不同方式，农科最终设立试验场 9 处。试验场的设立为学生实习提供了方便，农科大学生必须在求学期间根据学校规定至少实习两个暑假，每次持续 8 周，每周48 小时。［9］一系列试验场的设立，改变了我国高等农业教育食 “洋”不化的现象，教师和学生利用试验场开展广泛的调查和实习工作，积累了丰厚的本土农业知识，逐渐改变了高等农业教育内容依赖外国和学生动手能力差的弊病。良好的师资、充足的经费、健全的实验设施……一系列措施为优秀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邹秉文培养的农科毕业生广受社会欢迎。
三、面向地区实际，加强农业科研
20 世纪 20 年代，北京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是中国大学的双子星，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两校办学各有特色: 前者以文史哲见长，后者则以科学名世。国立东南大学之所以能以科学名世，首先应该归功于校长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其次还因为国立东南大学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邹秉文作为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在其办学实践中非常注重农科科研建设。
“世界之有农业，实自有生人始。惟科学的农业，则百年内事耳”。［10］科学的发展程度与农业教育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进而影响该国农业发展水平。邹秉文非常强调 “科学的农业”。在其办学实践中，他要求农科必须结合自身实际，从事一定的科学研究，解决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而改良农业。为鼓励农科师生从事科研，邹秉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强化教师的科研意识。在邹秉文的精心筹划之下，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师资可谓极一时之选，留学归国人员占绝大部分，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外籍专家，教师均以专任为主。高素质的师资和充足的时间为开展科研提供了基础。为了营造有利的科研环境，农科并未对教师的教学时间做出明确的要求，但是对其科研要求较高。教员往往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农业科研。为了加强农科的科研工作，邹秉文亲自主持制定 《农科事业报告会章程》 《农科教职员章程》等系列规章制度，前者要求农科教师定期汇报自己的学术科研情况以便与同行交流，后者则对教员的研究任务做出明确规定以便及时进行考核、监督。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倡导成立农业研究组织，出版农业研究刊物。除了注重发挥教师的科研作用外，邹秉文还时刻注意培养和发现科研新秀，倡导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工作。农科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确定某一研究选题，学校会安排教师进行专门辅导。一些优秀的农科学生在求学时就有科研文章发表，足见学生参与科研的热情之高。邹秉文鼓励教师、学生成立和参加农业研究组织，创办研究刊物。比较有名的农业研究组织有农业研究会等，农业刊物则种类较多，如 《农业丛刊》 《农学》 《农村年报》 《农科通讯》等。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国内外农学界的交流，农科还出版英文刊物。这些刊物为繁荣学术、百家争鸣提供了理论平台。
成立专业的科学研究机构。科研机构是现代大学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织形式，开展科学研究必须健全组织机构。为了实现资源整合、发挥团队优势，邹秉文积极提倡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机构。从组织形式上看，这些专业科研机构有的是由农科单独建立，有的则是与企业、政府、社会团体合作设立，组织形式非常灵活。在近代农业科学研究发展史上，由邹秉文主持成立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开创了若干个第一。邹秉文主持成立了生物研究所，研究所成立后对农业病虫害防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该所也是我国高校设置的首个农业研究机构。1922 年，苏北盐垦农场棉花发生严重病虫害，邹秉文组织农科师生员工进行防治工作。基于灭虫工作的需要，他积极奔走，号召成立江苏昆虫局，该局成立后就设在国立东南大学，是我国首个专门研究治虫的机构。
四、注重农业推广，致力乡村改造
“大学作为一个组织，要想存在和发展，必须具有服务社会的内在功能”。［11］19 世纪末 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将这一内在功能发扬光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留美生的大量回归并且任职国内高等教育界，我国大学发展模式逐渐借鉴美国，日益建立和完善了大学的管理机制、教学机制和职能机制。其中，大学职能机制的转变突破了大学单纯教学和科研的局限，赋予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从而形成了教学、科研和推广三结合的办学体系。邹秉文是这种机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主持下的农科，在强调科学研究的同时，还积极致力于农业推广以造福于民。
( 一) 宣传美国的农业推广理念
早在任职金陵大学农科时，邹秉文就大力介绍美国农业推广的做法与经验。邹秉文认为“振兴农业之事有三，一曰农业教育，二曰农业试验，三曰农业推广”。［12］农业教育以造就农业人才，农业试验以发明农业新理，农业推广就是农业人才把试验所得的新理普及到一般的人民，以求农业之改进和农村之发达。邹秉文对于美国大学农业推广的四种类型，即文字推广、演讲推广、试验推广和俱乐部推广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针对农业高等教育在美国国家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邹秉文主张大力发展我国农科大学，以图全国农业之改良。1922 年，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壬戌学制》得以出台。较之先前的学制，这一学制更加强调教育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本着这一学制的精神，邹秉文更是积极提倡农科大学面向各自区域办学，“主持各省农业推广事业，并提倡各省乡村教育及农业组合”。［13］总之，在邹秉文看来，农业推广是农科大学重要的职能，是农科大学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 二) 积极进行农业推广实践活动
邹秉文不仅是大学农业推广理念的宣传者和倡导者，也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1917 年，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成立，邹秉文担任首任主任。
在任职期间，由于新成立的农科办学条件有限，邹秉文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农业推广工作。1919年邹秉文在暑假期间组织南京高师棉花种植培训班，对来自全国各地的 140 多名学员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培训班可谓名师荟萃、专家云集，除了邹秉文外，还有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硕士过探先教授、作物学教授原颂周等人，在全国引起不小的反响。从 1920 年开始，南京高师 ( 后由东南大学组织办理) 连续举办了四届暑期学校，邹秉文积极组织农科师生参与。1921 年，为了推广质地优良、适应地区更广的脱籽棉，农科专门成立了委员会，组织师生奔赴各地进行技术推广工作。此时的农业推广大多由农科下的各系负责，各自为政，整体性不强，不利于发挥学校的综合优势。
1921 年，南京高师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邹秉文继续担任农科主任。为了加强学校的推广事业，国立东南大学专门成立推广教育委员会，各科也成立了相应的调查、推广机构。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各科中，邹秉文领导的农科推广事业最引人瞩目。为了改变此前各系农业推广单兵作战的弊端，农科专门成立了农业推广部，具体组织、负责农业推广事业。该部下设农村借贷、农村教育、总务、编辑等小组，每个小组各司其职，同时又鼎力合作。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日益成为全国农业改良的总指导机关，农业推广活动迈上一个新台阶。推广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进行讲演、举办展览会、播放农业科技电影等形式深得人心; 推广的内容更加广泛，涉及良种培育、农具改良等诸多方面。还能结合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农业应急服务。比如，1926 年江苏出现蝗灾，农作物损失严重，邹秉文派员进行灭虫工作。 “历 70 余日，发现 产 蝗 集 中 点 200 余 处，毙 蝗 4 090 余石”。
［14］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从18 世纪开始，我国农业日渐呈现颓势。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粮食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变化后，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做出 “停滞与衰落”的判断与估计［15］。农业的衰败更加剧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衰败。邹秉文克服重重苦难，造就了大批农业人才，为化解旧中国的农村危机做出巨大的贡献。受到美国大学模式的影响，邹秉文在其高等农业教育实践过程中非常注重通过农业科研、推广等形式为社会提供服务。
他领导下的国立东南大学农科较早确立了教学、科研与推广三者有机结合的职能机制。邹秉文注重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对国立东南大学其他各系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国立东南大学的社会服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较早将社会服务纳入自己的组织大纲和办学原则之中。国立东南大学的先进做法与经验迅速被其他大学借鉴和吸收，对它们的社会服务实践起到了示范与样板的作用。在其影响下，近代中国大学普遍结合自身实际，积极面向社会，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服务活动。大学社会服务亦纷纷被写入各大学的办学章程之中。近代中国大学逐渐确立起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完整的现代大学职能体系。从这一方面来看，邹秉文的高等农业教育办学实践开创了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周邦任 . 邹秉文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上的杰出作用［J］.中国农史，1993 ( 4) : 71 －74. ［2］邹秉文 . 江苏农业教育之方针及进行步骤［J］. 农学杂志，1924 ( 8) : 1 － 5. ［3］邹秉文 . 农业与公民［J］. 东方杂志，1922 ( 16) : 1 －7. ［4］邹秉文 . 中国农业建设之政策与计划［J］. 智慧半月刊，1947 ( 16) : 4 － 8. ［5］邹秉文 . 改善吾国农业专门学校办法之商榷［J］. 湖北省农会农报，1921 ( 3) : 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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