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德新论

时间：2015-12-20 18:51:54 所属分类：伦理学 浏览量:

摘 要：明智或智慧之智德是西方四枢德之一，是中国“三达德”与“五常”之一，重视智德的心理形式分析是西方智德观的特点，而重视智德的社会内容的分析是中国智德观的特点；智德是人的道德智慧，它是指人正确选择行为、善处人际关系、达致人生幸福和至善目的

摘 要：明智或智慧之智德是西方四枢德之一，是中国“三达德”与“五常”之一，重视智德的心理形式分析是西方智德观的特点，而重视智德的社会内容的分析是中国智德观的特点；智德是人的道德智慧，它是指人正确选择行为、善处人际关系、达致人生幸福和至善目的的特殊智慧品质。智德除了智力与道德相统一这一根本特点外，还具有以下特点：实践性和利害性的统一；工具性和基础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现实性与未来性的统一。智德的组成要素主要是“先见之明”，“审慎” “谨慎”。其反德则表现为：轻率或疏忽，善变或无恒，狡猾与*诈。智德的实践内含则是：言说得当、行皆中矩；知已知人、善处人际；以智求善，利人利国；生涯规划，达致幸福。

关键词：智德 明智 智慧 美德

一、中西方智德观述略

明智或道德智慧，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被当作是四枢德之一，在西方哲人中，柏拉图已经有了四枢德的细目，在智、勇、节、义这四枢德中，柏拉图认为智德第一，他认为智德是理性之德，是指挥之德。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可马克伦理学》第6卷中，对智德更是进行了更详尽的论述。奥古斯丁认为智德的要义在于分辩善恶。托马斯则把明智定义为“行为的正理”，它协助所有德行而且在其中运作。自托马斯之后，西方对智德从理论上的探讨就不太多了，只是作为四主德之一加以实践。

亚里士多德分析了明智作为一种德性与人的认知上的“聪明”区别，阐明了明智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离开了明智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明智。”“德性使我们确定目的，明智使我们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的手段。”[1]他还区分了明智与智慧的差别，仔细分析了明智的构成要素，如“好的考虑”、“理解”、“体谅”等。提出“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2]

奥古斯丁说过，明智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关于追求什么及避免什么的知识。明智不完全等于人的理智即认知能力，但它确实又是人的社会生活理智，它存在于理智中，明智直接地属于认知能力而非欲望能力，一个明智的人能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并且知道了会去做，付诸行动去追求他认为真正所谓的好，避免他认为的坏。因此，明知是一种实践理智。

智德是完善的中庸之德。托马斯说：智德如形式，为一切行为之指南，是所有德行之基础。所有德行无不表现“中庸”之美德，智德作为德行，本身也是一种“中庸”的美德。托马斯跟随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学说，把智德说成中庸的典范。智德因为遵循正直理智而不偏不倚，合乎分寸，使人避免偏激或不及。中庸不是调合两极端，而是将两极端化之问题恰到好处的处理。智德是实践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之行为。

智在中国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也被看作是智、仁、勇的“三达德”之一，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一。《论语·宪问》中说：“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首度将“知（智）”与“仁”、“勇”并称为“君子道者三”，后来，《中庸》则更明白地将三者并称为“三达德”。孟子讲仁义礼智四德包括智，到汉代董仲舒则明确提出了“五常”：“仁义礼智信”，而智德也是五常之一。

中国儒家智德观的特点在于，它把知或智主要看作是一种人事之智或者说是知人之明。这种知人之明和人事之智主要是“以智辅仁”，这一方面表明儒家的修养论是讲求仁智双修的，但智主要是作为达仁的手段存在的，这也就是说在中国知或智具有更鲜明的德性意味，而重点不在于强调其认知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对自然方面的认知能力。这一特点在孟子关于智德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可见，智德关键是对人事之是非有清楚的把握，对是否合乎仁义这个善的价值目标的判断、选择和决定。

由于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本位的文化，因此在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总是把道德智慧看作是高于对一般具体事物的认知能力的“大智”。也就是说所谓“大人”就是“大智”“大勇”“大仁”之人。所谓大智就是在眼前与长远之间能够看到长远的，从局部和整体能看到长远的，从自我与他人的角度说，能够看到他人的，从人类与宇宙的角度说，能够看到宇宙的智，在社会生活中，这种超越的大智必然体现为一种道德的、人生的大智慧。荀子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知之在人”是讲“私理”，“知有所合”是讲“公理”；“私理”为“小”故有“知”之名，“公理”为“大”故有“智”之名。在张载的理论中，“德性所知”就是“大知”，“见闻”之知即是“小知”。他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这明确强调了道德智慧即他说的德性之知是高于见闻之知的更高的人生大智慧。这也体现出儒家对道德智慧的重视。

中西智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差别是：西方的思想家对智德的分析多注重一种普遍的人类主体的意识心理分析，分析这种心理品质的主要要素与机制，而中国思想家的智德观主要是从人在社会生活与人生实践中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中国之智德的核心观念是“明理”、“知人”，但所明之理仍然是人伦之理，明于人所当行的仁义之道。因此，中国之智德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生活中的人事之智、道德智慧。可以说重视智德的心理形式分析是西方智德观的特点，而重视智德的社会内容的分析是中国智德观的特点。只所以形成了各自的不同特点，是因为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强调主客体分离，重视对自然的认识，因此其智的内容不仅多具有自然之智，而且也非常重视认识主体的智慧心理形式的分析，而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则是一种社会伦理型的，因此智德的内容也必然是一种人事之智、伦理之智、人生之智。这两种智德观分别从社会与个体、客体与主体的不同方面着重揭示了智德的不同方面，各有所长，对人类的智德观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二、智德及其特性

什么是智德？简而言之是人的道德智慧。它是指人正确选择行为、善处人际关系、达致人生幸福和至善目的的特殊智慧品质。

智德虽然与人的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有联系，但它又不同于这种认知能力。智慧的德性需要以人的认知能力特别是社会认知能力为前提，但智能不等于智德。单纯的智力我们名之为“聪明”，聪明与道德或善相结合就是智德，我们名之为“明智”，而“聪明”与不道德或恶相结合则是智德之反德，我们名之为“狡猾”或“*诈”，因此，智德作为道德智慧是智能与道德的结合与统一。

在中国古代，知与智通用，智字后起，《尔雅·释言上》：“哲，智也”，从这条释言看，智不同于知，认知、知觉、学习而知道的知，是一种来自知或悟，而比知的层次更高的知，智，是知人则哲的知，是一种安排我们的智力，使我们分辨并选择在人生活中最适宜的作法，因此，如果要进一步分别“知”与“智”的差别的话，那么，似乎，知的意义要较“智”为宽，“知”可能更多的是指闻见、认知之意，而“智”则是“人事”、“道德”之智。

智德是人的智慧和人的道德动机与道德目的的完美统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明智是关于人的公正、高尚和善良，这些都是一个善良人的实践。他说：“能力不等于明智，虽然明智也不能没有能力”，“不做个好人就不可能有明智”。[3]一个明智的人是一个做事将符合善目的的且必须做的诸事配置得宜的人；而一个会将符合恶目的的诸事配置得宜的人，就有一种伪明智。我国汉代大儒董仲舒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这句话是说，有仁德却没有理智，就会只知道爱而不知道如何辨别；有理智却没有仁德，就会知道善，却不去做。如果智不与德相结合或德智分离，那就会出现“智愈多而德愈薄”（《淮南子·本经》）的情况。

智德除了上述智力与道德相统一这一特点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智德的实践性和利害性。人的一般认知能力也许体现出人在认识把握外部世界的纯粹的认识能力和聪明程度，但智德却是形成、应用并体现于活动中的实践智慧。智德虽然是一种智力之德，但并不是纯粹思辨的智力，而是属于实践的智慧，是要以智力指导意志、说服感情，做出行动的选择，并以命令的方式指导人做出行为的取向。它同一切道德品质一样是人的一种实践理性、价值理性而非纯粹理性、事实理性。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很明智，这一定是指他具有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或某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明智，而决不是指称他有一个普遍的明智，也就是说，明智之德总是与道德主体的具体实践相联系的。

道德关系必然要涉及人际之间的利害关系，智德就是在这种人际利害关系中能够明智的选择符合道德目的的能力和品质。这是智德作为一种道德智慧不同于非道德智慧的根本不同点。明智是这样一种德性，即能正确地慎重考虑对人有益或有害的事情（不是在人的自身，而是在现在这个世界里；不是一般的考虑，而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境遇之中），并相应地采取适当的行动。明智作为一种道德智慧，必然要涉及对利害的选择取舍。明智是通过对利弊的比较和考察选定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满足欲望。智德的作用在于使人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权衡利弊、比较轻重，以达善的目的。

第二，智德的工具性和基础性。明智不像爱和正义那样是一种目的性、价值性的美德，而是具有某种工具性的德性，它为之服务的不是自己的目的，只是手段的选择。然而正是这一点，使它成为其它一切美德的理性前提和基础，从而不可替代。任何行为和美德都不能够放弃它，没有它，任何美德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怎样达到所追求的目的。没有明智，其它一切美德只能用它们的善良意图为“地狱”铺路。圣·托马斯正确地指出，在四枢德中，智应该引导另外三种：没有它，节、勇和义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会成为盲目的或不明确的美德。热爱正义不足以成为义士，热爱和平也未必就是和平主义者。要想成为义士与和平主义者还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正确的决定，采取正确的决定，采取正确的行动。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明智，正如实行这一切的是勇气一样。明智只有在服务于一种可敬的目的时才是一种美德，否则就只是一种机灵，正如这个目的只有用合适的手段去实现时才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否则就只是善意而已。

第三，智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智德的形成需要人具有社会、人生、道德的普遍理性，这是其形成智德的前提，这种普遍理性的获得是可以经由教导和学习而形成的。而个别问题的智慧则是通过经验积累获得的。智德作为人的一种实践品质更多的体现为对单个事物的特殊判断，也就是此时此地此情此境此事是不是该作该为的事。另外，明智是一种基于善目的的对手段和途径的选择，还有在行为的选择过程中考量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因此，这种选择总是离不开具体的情景、条件和经验。因此，智德必然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特点，甚至，了解普遍性也是为了最终解决特殊情景下的实践选择。因此，一个具有智德的人更多的体现为他在处理具体的人生、人际的实践和行为选择方面充满了具体选择境遇的适宜、应该的智慧与练达。明智是一种建立在思考、判断基础之上的选择和命令的实践理智。正因为这是一种实践理智，因此一个明智之人，必须同时了解事物的普遍原则和个别情况的关系而加以适宜的处理。明智是将道德的普遍原理应用于实践事物的个别结论，“明智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它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因为，明智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人们说智慧的总是指同样的事情，说明智的则是指不同的事情。”[4]

第四，智德是现实性与未来性的统一。明智既关心现在，更关心未来。它像任何美德一样，既是现在的美德，也是预测的或有预见的。明智的人关心的不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实性使智德体现着在每一个情景中选择的适当、应该甚至是灵巧，这是智德的一个方面的表现，但智德又指向未来，智德其向善的目标具有某种人生的终极性，一个人如果缺乏这种终生持久不断对善和道德的追求，那么，这种具体的明智也许只是一种小智，这种灵巧也许会蜕化为投机和失德。因此，明智不仅是当下现实的适宜与应该，而且是对人生总体的终极价值目标的持守。现实有着强加于人的规律、障碍、曲折，明智是对此予以重视的艺术。不仅如此，明智的人是对未来有着清醒的意识和自我规划的人。具有这种未来长远意识的人不仅是一个明智的人，而且他（她）肯定将不同凡响。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明智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不过，这不是指在某个具体的方面善和有益，例如对他的健康或强壮有利，而是指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所以，在总体上明智的人是善于考虑总体的善的人。”[5]

三、智德的内在结构与反德

智德作为一种理智德行肯定是以人的认知能力为前提的，如人对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推理能力等都构成了人的智德的认知前提，不能设想丧失这些能力或这些能力不健全的人会在道德选择与实践中具有明智之德。但一个正常人具备了这些认知理性却不等于说他就具有了明智之德。因此，我们不把上述人的能力性要素作为智德之组成部分。理智之德的组成要素若以人的行为过程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是行为发生前的“先见之明”，行为过程中面对具体情景时的“审慎”以及避免障碍、达成行为之善的目的的“谨慎”。

由于智德是实现某种善目的的方法，朝向目的也就是朝向未来，这种对未来的正确预见就是智德的“先见之明”。有先见之明的人对未来能有可预见性，因而可清楚的检视目前的情况，并能预测事情的可能变动与发展。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充满生活智慧或者说具有智德的人必然会对生活和道德的必然性、应然性、未来性、理想性有深刻的洞见和把握，从而在当前的生活中具有长远观点的深刻性，这种长远观点的前瞻性，有计划性可以使人更好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智德的人。《商君书·更法》曰：“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汉儒董仲舒说：“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同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刘向在其《说苑·谈丛》中也说：“明者视于冥冥，智者谋于示形，聪者听于无声，虑者戒于未成。”这些都旨在说明一个明智之人的重要品质就是有先见之明。

一个善的行为，不仅仅是有一个善的目的，而且还须经历一个过程，这种善的目的达成要面临许多具体情境的组合。这时候，往往会发生一些具体的情况或手段是与善的目的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智德不仅包括行为前的先见之明，而且还表现为行为过程中选择的审慎和决定、行动的谨慎也即考虑运筹比较周详。这种在选择过程中的审慎是以人的慎思明辨和正确判断为基础的。古希腊时就有“行动要快，思虑要慢”的格言。汉儒董仲舒说：“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这句话是说，大凡人们要有行动，都要用他们的智来加以辨别，然后才去做。《论语·公冶长》中也赞颂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慎思明辨是一种正确考虑，德行建基于正确理性，因此，慎思明辨是一种德行。审慎不仅依赖于慎思，而且要以正确判断也就是人对事物的理解力为基础，这种理解力主要是关涉如何把一般原则应用于具体情境。这种思考要周全仔细，对行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细节都要注意，行为和活动的时间、地点、形式等细节能深刻的影响事物和行为的价值，因此，既有宏观筹划能力又能关注细节的人是一个明智的人。

根据托马斯的观点，智德所涉及之事，就是行为的诸多不可预知、偶然的事务。在那其中，虚假有时披着真的外衣，恶披着善的外衣、戴着善的面具，恶经常阻碍了善。为此，智德需要“谨慎”，才能借着理解善、把握善，来避开、扫除恶对善的障碍。

明智是一种审慎或谨慎，明智总是决定选择什么和避免什么。明智虽然要避免危险，然而有些危险却是必须要冒的，因此，真正的明智必然是“冒险和决心的美德”。没有勇气，明智只会是胆怯懦弱，正如没有明智，勇气也只会是鲁莽或疯狂一样。一种绝对的轻率行为，总是为时不长便致人死命。轻率的驾驶员不但危险，而且在道德上应受谴责，因为他对别人的生命毫不重视。在艾滋病流行的今天，性安全不仅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明智。明智可以保护我们不受损害。明智并不禁止冒险，也并非总是避开危险，但明智却要求我们一定不要去冒不必要的风险。

轻率或疏忽，是指由于思虑不周而在对事物的判断选择上的不明智行为和品性。轻率的人对一个事物判断，未能很好的借鉴过去的经验，未能对现实的情境和条件做仔细的分析，未能比较这一事物与它一事物的联系，未能考虑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甚至听不进去别人善意的劝告而是全凭自己的意志冲动和激情而去做判断或行动，这显然是不明智的。托马斯认为，疏忽意指缺乏应有的慎思明辨或深思熟虑，疏忽起因于意志的怠慢不小心，而导致理性在命令它该命令的部分缺乏深思熟虑，这显然是一种不明智的反智德的恶德。还有一种疏忽是，对于积极与正面的责任，如果不于理会或注意，也就是说好事或者说是自己该想到该做到的却没有去想和做，这也是一种疏忽或怠慢，其结果自然是忘掉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也是一种缺乏明智之德的表现。

善变或无恒，善变是指从一个善的目的撤回，这种撤回可能基于人的欲望对原有正确理智的干扰使理性无法坚持原有的价值目的。正如轻率是由于欠缺考虑的行为，思虑不周是判断行为的缺陷，而善变是起于命令行为的缺陷。因此，一个人若被认为是善变的，是因为他的理性无法对之前曾经考虑及曾经判断者下命令，或者说理智无法确定命令管束行为，以致导致人易于反覆无常，这是一种理智的瑕玼。另外在意志与行动上，还体现为无恒，就是说这种无恒之人不能把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决定坚持到底，这大多是由于缺乏意志力和懒散所引起的，这必将影响任何事件的最后实现，因而是无理智之德的表现。

狡猾与*诈，这两种反德在表面上或形式上看起来似乎都是明智，实际上它是一种虚假的、伪善的反德。狡猾的人，在目的上往往是要那些不太正确的东西，在方法上尽量避免道德上的错误，至少在表面上，让人看得光明正大，仿佛是道德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狡猾之人多具有一种小聪明似的刁钻，他们用其小聪明为自己谋利。而*诈之人则是心里明确知道其目的是恶的，却为了达到其目的，有意的对世人进行欺骗，如有的腐败官员实际上贪赃狂法，却在表面上大谈反腐倡廉。*诈是比虚伪还要极端的一种恶德，极端*诈之人，除了自己的目标，他不承认任何别的价值，他把一切善的价值沦为挡道的羁绊，为了其利益与权利、贪欲，他会用清醒的理智、坚强的意志力来有胆有识的进行伪装，以欺骗世人。

四、智德的实践内含

言说得当、行皆中矩：这是智德在个人修养上最重要的体现。《荀子·非十二子》中说：“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矣。”在《子道》篇中他还说：“言要则知，行至则仁。”这是说，一个人能够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当言则言，不当言则不言，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和美德。董仲舒也形容智者“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这句话说有智德的人，他的话简短而内容充实，精约而容易了解，简单而意思明达，省略而具备大体，简洁而不可增加，繁多而不可减少。行动合乎条理，言语正合时务。《墨子·修身》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这是说，富有智慧的人，内心明辩而不夸夸其谈，努力做事而不夸张自己的功劳。说话不追求繁多而讲究富于智慧，不追求文采而讲究明晰。汉代思想家贾谊说：“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见而不可得掩者，行也。故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新书·大政》）这段话说得实在精辟，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把谨言慎行看作是智德最重要的要素。

人类之言说，大部分情况不是独白而是交谈，因此，言说是当否，就在于看什么人当说什么话，该说不说也不对，不该说说了也不对。《论语·卫灵公》：“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因此，要言顾行，行顾言，一个智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在自我修养上，有自觉的反省改过意识也是一个人有道德智慧的表现。正如古人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知过之谓智，改过之谓勇，无过之谓仁。……好问好察，改过不吝之谓上智；饰非拒谏，自以为是谓下愚。”

知已知人、善处人际，这是中国智德观念在人际关系的体现。《老子》第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是说，识别他人才能品质的可说是智，了解自己的才算高明。《论语·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在《论语·颜渊》中孔子直接以知人作为知或智的定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荀子·子道》：“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上述文献都鲜明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智德观念中的核心理念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既能知人又有自知之明。这是一个有德君子的基本修养和品德。其实，所谓道德智慧无非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明智。因此，要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善待他人首先要了解他人，人与人相交，最重要的是了解、理解，谅解，而理解、谅解则是以了解为前提和基础的，所谓忠恕之道就是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这种心与心的交通必须以对他人的了解和对自己的认识为前提。知人是君子之道，而知己则更是高明之人的优秀品质了。知人，聪明的人就能做到，而自知之明更是为君子所贵。人要了解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但由于这种对自我的认识，由于认识主体与客体是合一的，这难免就会使这种自我认识受到自己主观感情等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客观，有的人可能是妄自尊大，有的人可能是妄自菲薄。不能够了解自己的短长，不能够了解自己在人际中、在组织中的地位，不能够了解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这样，不仅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而且也影响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从而也影响自己的人生幸福，因此，道德智慧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自知之明。

以智求善，利人利国，这是中国智德观念在己群关系上的体现。如前分析的那样，智德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道德生活的价值与目的，它是一种工具性的德行，因此，智德的正确与充分发挥必须有高尚目的的指向。因此真正的智者而非*诈之人，必是以智慧谋取族群、国家和他人的利益，以自己的智慧来达致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中外历史上，好多仁人志士都认为一个大智大勇大仁的大人，必然是以智求善，利人利国的。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墨子·尚同下》）刘向说：“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伪不如拙诚。”（《说苑·谈丛》）

生涯规划，达致幸福，这是智德体现在主体人生上的大智慧。明智或智慧是有层次性的，道德智慧不仅是一种处事、处人的具体智慧，而且是理智地、清醒地规划并把握自己整个人生幸福的大智慧。伦理智慧最终要解决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样一个终极性的问题，这一终级目标要符合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的某一阶段、某一追求是否符合人的最终价值追求，临事处世始终以这种终极价值目标来决定自己的具体选择与取舍，这才是一种大智慧，而不能因小失大，一失足而悔恨终生。另外，从具体的人生过程来看，一切成功人士，其人生的奋斗过程是忙碌的，每一步或每一个阶段都是其成功人生的必要环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要胸怀远大目标，又要从眼前的每件事做起。当年轻人要正式开始自己的人生奋斗过程时，其首务是做好这种生涯规划，其价值追求领域和人生理想目标是什么？其阶段性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事业与爱情、条件与机遇、立志与践行，这些都需要认真思考和筹划。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着《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0页。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着《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3页。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着《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8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着《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7，175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着《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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