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21:03:02 所属分类：新闻 浏览量:
关键词： 汶川地震 报道 新思维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时，“文革”尚未爆发，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及时报道和周总理三赴现场的新闻照片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传媒的报道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文革”后期，1976年7
关键词： 汶川地震 报道 新思维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时，“文革”尚未爆发，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及时报道和周总理三赴现场的新闻照片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传媒的报道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文革”后期，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由于文革前的大部分报纸停刊，中央只有“两报一刊”，地方基本上一省一报纸，使得新闻的传播极其有限，加上“四人帮”对地震消息的封锁，人们只能从不多的套话连篇的报道中，获得些微关于地震灾区的真实信息，而且还是过时的。反映这个灾难的报道很少，而死难人数后来才知道有24万多人，全国人民只在很小的层面上被动员起来。主要依靠军队救灾，拒绝任何外援，能够被及时救出的人很少。有一篇通讯，讲述了抢救出几名被埋的矿工，因为这类新闻很少，反而给人们留下了印象。
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不同了，信息发布之快，内容之丰富和全面，展现人性的深刻性，都是历史上少见的。大量媒体记者冒着危险，赶赴灾区，第一时间为公众提供信息，这为减少消息的不确定性、减少谣言，帮助全国人民建立信息、凝聚力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十余天的大规模报道也展现了媒体报道理念的提升和运作机制的成熟。汶川地震报道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和特点，将沉淀为媒介发展的制度经验和精神财富，对媒介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迅速反映、信息公开的理念得到彰显
遇到重大事情发生，我们的传媒平常已经习惯于按照上级的指示来采访和选择主题，没有上级的指示的主动采访重大事件的情形不多。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多数媒体打破了这种惯性态势，反应之迅速、报道规模之大、报道力度之强都是历史上罕见的。5月12日14点46分，新华网最早发出快讯，随后各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反应很快，发挥了各自信息传递的特长。下午15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四川地震的新闻，随后开始直播报道。十几分钟后，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正式启动24小时直播，打破原有的节目板块，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影响全国。同时，各地方电视台也迅速反应，纷纷加入抗震救灾报道，关注营救进程。《亚洲周刊》就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写道：“最受关注的是中央电视台，5月12日下午三点二十分，CCTV开启地震直播窗口，从此时开始，央视凭借其前线约160名记者的庞大队伍、采访‘特权’、以及可随意调取的各省级电视台的资源，制作了连续24小时滚动直播的地震特别节目接近200个小时，创造了中国电视直播史上的新纪录。” [1]
在此后的几天里，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和手机等各种媒体都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展开地震报道，各媒体派赴灾区的记者源源不断提供来自灾区的最新消息。到16日，参与地震专题报道的全国卫星频道就已经达到14个。四川卫视更是全天播出“四川汶川报道”和“汶川地震特别报道”。这次震灾报道记者之多、现场直播时间之长都创下纪录。除了使用互联网、卫星电话，传统的对讲机以及无线电广播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汶川地震发生在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生效之后。除了报道快速、及时以外，信息的公开也是这次地震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以往强化信息控制的做法有所不同，中外记者在四川的新闻采访活动受到的限制不多；国务院带头，每天公布关于震灾的伤亡数字、救援进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媒体随时获得有关灾区的各种信息。对地震预报的质疑、学校房屋质量的责难、救助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都有一定的反映，尽管不占主导地位，还是允许存在。
有一个细节，能够体现出这次新闻报道的原汁原味。5月16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胡锦涛主席到北川县视察灾情的新闻，画面展现胡锦涛慰问灾区，他视察指示：目前救灾的重心是救治灾民、安顿灾民生活，政府接下来还要确保灾区民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的话还没有讲完，站在他旁边的一位灾民怯生生打断他说：“给我们水喝。”这位灾民“不合时宜”的打断，真实显现灾区的实际情况。央视现场直播中，采访了一位转移到成都的被从废墟中救出来的女孩，她先是说了一些感谢之类的话，接着抱怨被救出来后，四个女孩住在一起，一天仅一瓶矿泉水。这样的叙事能够被央视播出，多少反映了传播控制者相对开放的心态。不过，这句话刚说出来，画面即刻被转移，不知道是原有的思维方式又起作用了呢，还是直播业务的正常选择转换。
不过，以上所说是的前提是自己与自己比。若与境外媒体比，我们仍然存在差距。地震发生之时，只有凤凰台即刻播报了“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国外网站发布这个消息十几分钟了，我们的官方网络上仍然没有信息。在那个真正的“第一时间”，我们的媒体延续了审查与自我审查的习惯：上级批示之后才能报道。好在经过不长时间的迟疑之后，管理层和媒体顺应了信息公开的世界潮流，新闻报道迅速出击，接下来就是全球都予以关注的情形：我们的各路媒体向灾区进发，派出了记者，几乎所有重要的灾区场景都被报道。
当然，也有少数地方的宣传部门，依然按照惯性方式控制传媒，使得那里的信息在全国得不到关注。例如邻近四川北部的甘肃几个县也遭受了震灾，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上午，该省各报的记者准备出发赴灾区采访之时接到通知：所有报纸不准派记者到灾区采访，不能报死亡的人数。于是当天该省除个别报纸报有死亡人数外，对地震失声。到了中午，又接到通知，说可以去一线，但要以领导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行动为准，死亡人数仍然不能报。第三天，通知说可以反映一线的民生问题；第四天再接通知：不要写灾区困难，尤其是灾区缺物资，坚决不能写。正是由于该省采取了如此愚蠢的信息控制，使得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几乎忘却了还有甘肃的几个县遭受了严重震灾，当四川的灾民们及时吃上全国支援的食品时，那里的很多受灾民众却因得不到救助而差点饿死！
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媒体总体上的反应迅速，信息公开程度较高。由于我们的信息发布及时而详尽，境外媒体的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因而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社会恐慌的真正根源来自信息的不确定和不平衡，此次大地震中虽然伤亡十分严重，但社会上基本没有多少谣言传播，全国团结一心抗震救灾，媒体的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正面效果。
我国传媒关于地震的报道赢得了国内受众，也赢得了境外媒体和公众的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1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说：“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所显示的空前的自由度，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可以说是‘地震般的巨变’。地震发生之初，联想到大雪灾、拉萨事件、奥运火炬传递时中国媒体欲言又止的境况，相当多国外媒体发出质疑。一天后，包括《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内的众多知名媒体就发出惊愕之声：‘中国对地震的回应异常公开’”。[2] 其实，信息开放了，并非社会就会乱，反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减少谣言和惊恐现象，也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和人民、军队和地方、灾区和全国，万众一心地去抗震救灾。信息开放的主控者是政府，因而也有利于政府掌握话语权。
二、人的生命重于一切的意识得到唤醒
地震灾害是人类难以抗拒的，数万生灵顿死难，数十万人受伤。传媒在及时报道救灾进程的同时，大量的镜头和文字都在集中在救灾行动中的人、受难的人身上，闪现出人性的光芒。一个个动人的瞬间镜头，一篇篇感人的文字报道，留住了无数人的目光，真正产生了巨大的“众志成城”的力量。
中央电视台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现场直播以来，现场直播已经成为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常规性工作机制。我的工作太忙，很少看电视。这次现场直播，我有几次本来准备只看几分钟的，结果看了几十分钟，因为直播的内容留住了我的思绪和眼光，这种感觉我以前看电视时很少有，因为现场直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呼唤着着人心底的情怀，同时还创造了更多的信息期待。
媒体报道的重点使全国人民把心绪集中到对人、对人的生命的关注方面。这次灾害报道中，灾害的受害者和救助的主要力量都是普通人，从老百姓到战士，他们真正成为报道的主角。数万人的死只是一个数字，而一个具体生命的陨没，则会深深地震撼着人心。正是传媒大量报道的一个个具体的显现人性的场景，使我们感同身受，激发起全民族的凝聚力。
这种转变还体现在领导人活动的相关报道上。不只报道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慰问，更报道他们所流露的真性情。主流传媒开始突出事件本身，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则相对低调。这个变化体现了“三贴近”的原则。为了使群众能够在灾难发生之时和之后更好地保护自己，使灾难对人类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许多媒体开始普及如何在地震中求生和大灾之后防疫的科学知识。地震造成全面的讯息联络的中断，各媒体在报道抗震救灾的新闻同时，也纷纷开辟寻亲栏目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人文关怀。随着救援行动的深化，央视的“共同关注”节目，最早转向对灾民，特别是灾区孩子的具体心理救助，为全国这方面的报道提供了报道的阶段性意识和报道经验的借鉴。
这次灾害报道中，普通人占据着主要位置。各媒体纷纷报道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彰显著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如敬礼的孩子、保护学生的老师、奋不顾身的战士，捐款的乞讨老人，众多的志愿者等等。中央电视台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引领全国舆论；四川电视台大量报道了排险前线公路的情况、现场挖掘废墟中的人的细节画面，灾区人民群众自救自助，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在没有外界救援大军的情况下，四川老百姓团结互助自救的伟大而坚韧的精神。《北京晚报》的记者拍下了从地震中逃生的女中学生在吴金莉面对废墟上尚存的衣柜镜子梳妆的画面，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生、对美的顽强渴望，给人以感动更给人以力量。正是传媒大量报道的一个个这样具象的人性的场景，使我们感同身受，激发起全民族的凝聚力。
2003年非典疫情蔓延时，因为看到有的记者采访时要求医护人员摘下口罩，以表现不害怕病毒，还有什么病房里的婚礼、火线入党等等的报道。我当时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这样的要求：“生命的神圣性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所有人都应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请自我检查一下我们的报道，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不论使用多么革命的语言、多么富于情感的语言来描写死亡，在和平时期，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3] 疫情流行与地震灾害都是对人类的规模化伤害，记者更要有人文关怀的意识，避免对受害者造成再次伤害，甚至危及人家的生命。
然而，最近几年来我为此写的多篇这方面的文章，新闻业界对此很少关注，因为精力多用在媒体的经济收益方面了。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不像当年的非典疫情报道，记者难以直接接触病人和医护人员，而是毫无障碍地直接面对残酷的群死群伤的场景，记者们的人性本能被唤醒。有些电视台的记者做法是规范的，例如当被采访者感到疲惫时，四川电视台的记者收回话筒，向观众解释：他太累了，我们让他休息吧。对于失去亲人的当事人的采访，通常由记者出面叙述他们有哪些亲人不幸遇难，不强求人家自己再揭心灵的创伤。但在某些电视镜头和广播话语中，一些记者缺乏人文关怀意识的问题也暴露出来，除了强求采访对象回忆痛苦经历，缺乏同情心外，还发布了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悲惨照片，例如国内某些媒体上，一张张孩子们在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的照片，被放在了显赫位置，以惨烈来吸引人的目光。更有记者刻意将死者脸部进行清洁后拍照，丝毫没有顾及死者的尊严，顾及生命的尊严，甚至也没有顾及观者的感受。
震灾发生初期，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震情本身，紧接着，人们便开始注意到媒体记者的职业素养了，因为地震灾民的心理问题被提上日程。映秀小学一个压在废墟下的9岁的孩子没有放弃，唱着歌等待救援。他被救后遭到记者的频繁采访，以致情绪失控，十分惊恐，在医院里大喊大叫，拒绝所有人接近。心理专家施琪嘉教授就此呼吁：对获救人员的采访要节制！另一位心理专家赵丞智副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媒体在报道地震救援的时候，总是提供惨烈的、震撼心魄的图片，或者是夸大灾难事件的恐怖性、可怕性和影响性，以达到抓取读者的目的，那么这种报道就会给当事人和未经历灾难、关注灾难幸存者的许多人，造成一个新的‘应激源’。” [4]
以上记者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属于新闻职业道德中“减少伤害”这个原则。人文关怀精神在职业规范中的应用，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在这方面，多数国际的或行业的职业自律都有表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就翻译出版了这方面的一本书，即美国新闻工作者约翰．赫尔顿的《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他写道：“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考虑，或应当考虑，是否仅因为这些照片具有新闻价值就应该采用它们？刊登这些照片会不会在受害者处于极度悲痛的时刻严重侵蚀他（她）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权利？（是不是正因为如此照片才吸引人？）这样的照片会不会使遇难者的家属对悲惨情景永留记忆，日夜不宁？倘若如此，这类照片的新闻性还值不值得利用？”[5] 80年代的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的《职业伦理规范》也提到： “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尤其面对孩子和没有经验的消息来源或采访对象时，要特别小心。当采访受到悲伤事件影响的人们或使用其图片时，记者要有同情心，谨慎使用图片。要认识到采访和报道可能会对采访对象或公众引起伤害和不安，自以为是地追逐新闻是不可取的。”
经历了这次地震报道，我们的对这方面的职业规范，要警醒了。记者们非常辛苦，想要得到第一手资料的职业冲动也可以理解。但要明确了一条原则：人的安危、人的情感、人的尊严，比收集新闻更重要。任何时候，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尤其高于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本身。
[8]《中国表现让西方“无话可说”》，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5月20日；《从CNN事件看中国的进步》，人民网5月21日。
[9]Lee,Suman.(2005). A Theoretical Model of National Image Processing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2005.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5 Annual Meeting, New York, NY, p1-46。这一结论来自Suman在2005年基于157个国家对外对外报道的分析——笔者注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zazhifabiao.com/lunwen/wzys/xw/26553.html
下一篇：媒介新技术与境外影视作品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