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一种学术前史的简略考

时间：2015-12-20 21:34:21 所属分类：新闻 浏览量:

关键词： 实证主义传播研究 一九二〇年代 维也纳学派 拉扎斯菲尔德 [摘要]：对于后世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而言，由于时间序列的递进以及方法论资源、研究组织结构的预备役，使得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占据了其学术前史中的一席之地：其一，彼时的维也纳学派由于

关键词： 实证主义传播研究 一九二〇年代 维也纳学派 拉扎斯菲尔德

[摘要]：对于后世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而言，由于时间序列的递进以及方法论资源、研究组织结构的预备役，使得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占据了其学术前史中的一席之地：其一，彼时的维也纳学派由于其“科学的世界观”中对于科学化、经验、逻辑构架的强调，以及维也纳学派诸多学者因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迫害而移居美国，该学派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对于美国实证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二，一九二〇年的维也纳也见证了实证传播研究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开创性行政型研究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的初期成长，因而也对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引论：为什么是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

　　进入传播研究领域未久，笔者有幸与二位同人组建了“星期三通讯”学习社群。在共同讨论、争论并力图理解、解释传播现象与问题的过程中，关于传播研究学术史的思考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相面。其原因在于——“星期三通讯”作为吾三位同好之传播研究的共同学术起点，随之逐渐成形，我们自然就联想到在更广域的时空范围中，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又在何处？这或许就是吉登斯所言之“社会学观察者并不能使社会生活变成是仅供观察的‘现象’，而必须沉浸于一种生活形式中”[1]。

　　那么，由联想而反思，我们接着就展开了相关资料的爬梳，于是发现关于传播研究“建制内的历史”（the establishment history）已然蔚为大观且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态势。仅以手边的若干中文资料为例，就有潘忠党所引艾利休．凯茨对于传播研究先驱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的“翻案”，凯茨称拉氏其原意并非认为媒介只会产生“有限的效果”[2]；以及“星期三通讯”组员贺碧霄将黄旦关于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之阐释称为是一种“建构的技巧”（潜台词即，是否还有别的建构可能？）[3]。

　　于是，在一种偏于主观的、心理的甚至有些偶然的“发现的语境”（而非“证明的语境”）[4]中，如同比利时科学家凯库勒在梦见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后联想到苯分子六边形结构一般，我们多多少少受到好莱坞电影《星战前传》的影响，由是准备探讨在成建制之前的传播研究，可能拥有哪些思想资源以及社会性支持，也即在学术前史的时空范畴内展开考察。

　　基于社会科学（包括传播研究）所采用的实证主义、诠释以及批判三种典范的不同侧重，以及笔者个人的研究旨趣，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学术前史相面，并通过研究史料的“排查”，选择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作为切入点。

　　不过，马上要跟进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为什么是一九二〇年代？切特罗姆认为，实证媒介研究的发轫始于一九三〇年代，他指出“到一九三〇年代，美国现代传播研究的特色，是强调日渐复杂的研究技术，实证研究风气极盛一时。早先哲学取向和进步主义媒介理论家对媒介潜力的假设，开始转变，刚好搭上美国社会科学界转向实证分析的大潮流”[5]。既然一九三〇年代被视为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开端，那么根据时间序列，之前的一九二〇年代很有可能对其起到较为关键的影响。而且，为了避免“将影响回溯得过于往前，以致超出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所真正形成的那种影戏及其实际上所起过的效用的范围”[6]之风险，将学术前史的范围定在一九二〇年代，似乎可以看到更多相对直接的效用。同时，这种效用或影响也很有可能来源广泛，那么，本文应该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些影响？是统而观之？抑或择其一支？于是，这也就引出了需要着力说明的第二个问题。

　　其二，为什么是维也纳？的确，或许“哥伦比亚学派”所在的纽约，以及“芝加哥学派”所处的芝加哥，的确是传播思想、传播学术主体已然建立或后世持续反思的焦点城市。但既然本文关注的是学术前史中的一九二〇年代断面，那么，这一时期的传播研究场域则相对而言，更为宽广。毕竟，此时依然处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阶段，柏林、法兰克福、巴黎以及维也纳等欧洲城市的思想光芒尚未完全穿透浩瀚的大西洋。不过，那些后来对传播研究而言颇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及思想者们却已于无意识中开始了传播实证研究前史的书写。本文所选择的维也纳，在彼时，即作为二十世纪英语世界（在德语世界却反响平平）科学哲学主潮——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诞生地而扮演着重要的思想角色，并且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流亡，对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传播研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而除了维也纳学派，在同一个城市，刚刚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员拉扎斯菲尔德也于此间创办了“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虽然，他成立该中心的目的很现实，是“为了缓和他个人的财政问题”[7]，但作为赫赫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之前身，拉氏的行政型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在那里就已经开始有了“开门迎客”的诉求。

　　综上，对于后世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而言，时间序列的递进以及方法论资源与研究组织结构的预备役，使得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获得了学术前史中的一席之地。于是，下文就将以维也纳学派与拉扎斯菲尔德为核心展开具体的考察。

　　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与实证传播研究的一种交集

　　一般而言，在谈到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时，我们往往会想到代表着大众传播研究主流的媒介效果研究及其遭受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等批判理论的猛烈炮火（实证主义这个名称，也常常成为诋毁、贬义之词）。但如果要对其学术史、特别是学术前史的认知有所提升，或许我们更需要来谈论的问题是：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究竟是哪一种实证主义？

　　虽然不同时期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者都把可检验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坚持自然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以及坚持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8]，但实证主义思想随着时间的演进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正如奥卡沙所言，“事实上挑出任意一门你喜欢的科学学科，你都能确信那门学科中的流行理论已和五十年前的大不一样，和一百年前的更是完全不同”[9]。

　　由此，如果按照时间序列，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其一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其直接目标就是要把社会学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二是本文所关注的逻辑实证主义，虽然它不是奥地利人的专利，但最初是在一九二〇年代由维也纳学派提出；其三是亨普尔在一九五〇年代提出的演绎的—法则的（DN）方法，他也是在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强有力影响的情况下，试图把实证主义的逻辑的方面与经验的方面融合起来[10]。于是，根据以上的区分，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由维也纳学派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是二十世纪以降最有影响的实证主义分支。进而，如果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那么，其方法论也应该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体的。

　　假设上述的推论基本正确，则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间环节，均与其发生关系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以及维也纳学派之间便也发生了关系；如果再考虑到传播实证研究前史的时间跨度（一九三〇年代之前）以及维也纳学派的时间跨度（一九二〇年代初到一九三八年），一九二〇年代便成为了其时间层面的交集。于是，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学派成为认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点。而关于这一重点，本文接着要解决三个问题：维也纳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这些观点是如何被传播到传播实证研究的诞生地——美国？以及产生了什么主要影响？

　　自一九二二年石里克接受归纳科学的哲学教授席位而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之后，逐渐地（也因此，关于维也纳学派的具体创立时间说法不一）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学术社群。这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哲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条是：哲学应当科学化。他们拒绝形而上学，以经验作为知识唯一可靠来源；他们基于一种逻辑分析的系统——使其在本质上区别于早期带有生理—心理倾向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而将无意义与有意义的陈述区分开来，认为可简化为关于基本事实描写的集合才是有意义的陈述，而抽象的或形而上学的观念除了作为名称外并不存在。于是，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就要求用单个的、具体的和多样性的结果代替仅仅求助于想象力而来的大而空的普遍性，并拒斥那种模糊的距离感和不可测的深度,而追求简洁和清晰[11]。

　　基于此，一方面，如果把诠释的与批判的传播研究典范放入维也纳学派的视域，它们既不能在经验上得以证实，也不可能在同义反复或第一人称的逻辑上进行分析，因此也就都是没有实在意义的，自然难以形成对话；而在另一方面，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与美国早期传播研究所形成的可能的对话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其实，这一对话的推手不是任何的学者或思想家，而是希特勒。罗杰斯在他的《传播学史》中对那时的社会—历史大环境描述地清晰：“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掌权后迫害犹太人与其他个体，随着希特勒的德国军队侵入奥地利、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他们（知识分子）也想方设法离开这些国家”[12]。具体到一九三八年，这一年是德国强行吞并奥地利之年，也是维也纳学派解体之年（他们的精神领袖石里克已于两年前去世）。但这一学派的学者却在奥地利之外的国度受到了推崇，尤其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衣阿华大学以及耶鲁大学等知名大学成为其思想“根据地”，他们对于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方法论影响。

　　于是，虽然笔者尚无法获取充分的文献材料证明维也纳学派对于实证传播研究的直接影响，但是其对科学化、对于经验、对于逻辑构架的强调，的确在强调传播研究是一门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界颇有印证，比如潘忠党就将实证主义的主要分支——媒介效果研究视作“一种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调的话语”[13]；而且，“到一九三〇年代末，传播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领域这种见解，吸引了社会科学家，提供极佳机会，以实证方法研究人们在新环境下的行为和态度改版问题”——这其中的时间段与维也纳学派成员开始流亡美国的时间段也是相吻合的[14]。所以，上述阐释，假使并没有完全证明，但也至少为这一方法论影响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拉扎斯菲尔德：传播行政型研究的一种起步

　　如果说一九二〇年代兴起的维也纳学派对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是一种间接的方法论启示的话，那么，作为维也纳大学一位手头并不宽裕的年轻心理学、统计学教员（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拉扎斯菲尔德，则完全可以说是显著影响并直接参与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开创工作。在施拉姆那里，拉氏被确认的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之一[15]（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在凯茨那里，他被看作是传播研究思潮的三位创始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16]；而在切特罗姆那里，他也被认为是尤其促进了实证研究的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科学最重要人物之一[17]。

　　不过，由于本文是在实证传播研究的学术前史部分（一九三〇年代之前）进行考察，从而此时进入我们视野的拉扎斯菲尔德，还并没有出现在纽约，而尚在大西洋那一头的维也纳为生计游走于象牙塔内外。但是，也正因为他在彼时不安现状的内外游走，才让他于一九二七年创设 “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有了可能——而正是这一中心的创设，拉氏对于实证传播研究三大重要贡献之一的行政型研究才有了组织性的机构雏形。

　　那么，这一行政型研究的组织雏形究竟是怎样被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建构起来的呢？前文已经提到，其最质朴而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他个人的财政问题”，也就是为了挣钱。那么，他为什么那么需要挣钱呢？如果置身于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我们可以看到[18]：首先，此时的社会—历史大环境是受到一战失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经济形势严峻；其次，在家庭背景方面，他那贫穷而不得志的律师爸爸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金源支持，从而使得他不会有太多的闲工夫进行形而上的悠游；再次，虽然一九二五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但是由于资历浅、课程少以及受到一定歧视的犹太人身份，他必须在维也纳的高中里兼职教数学、物理来养活自己。但就算是这样，拉氏还是感觉到了生计的压力。他将怎么办呢？

　　面对窘境，拉扎斯菲尔德想出的解决方案，其实与一九九〇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位清贫英文教员是一致的，这位英文教员就是俞敏洪。的确，拉氏的研究所与俞敏洪的“新东方”，虽然在后续发展上截然不同，但在创立起点上却是一致的：都是很穷很年轻；都渴望用知识挣钱；都在大学体制之外找活路。当然，他们的卖点自然也是不同的，一个做社会、市场调查，一个做出国英文培训——如果通过与俞敏洪的比对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身处维也纳的拉扎斯菲尔德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处于草根阶段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在维也纳的“野蛮生长”：继续在大学、中学里教课的拉扎斯菲尔德，为啤酒、黄油、巧克力、咖啡、牛奶、醋、鞋、香水林林总总的消费品做市场调查，为维也纳电台做听众研究，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做奥地利部分的资料搜集，当然也通过保持与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系的关系而获得一定的支持[19]。

　　但就算是这样的卖力，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仍处于一种经营不善甚至一贫如洗的状态。事实上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初，“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才通过经费相对稳定、设计相对成熟的市场研究而转危为安。而在一九二〇年代最后几年的惨淡经营中，与其说是拉扎斯菲尔德的思想与研究方法，毋宁说是他作为学者而言比较另类的企业家精神，使得他和研究所事务一直坚持了下来。虽然有人认为“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的全部思想——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织的中心，要推进社会心理学，后来又从事市场研究以便增加企业家的利润[20]——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矛盾体而难以理解，但正因为拉扎斯菲尔德其本身即是一个矛盾体（学术与生意、老师与老板），于是也就好理解了。

　　而也正是因为一九二〇年代拉氏在维也纳的“学术下海”以及在初期做“调查研究生意”时的企业家历练，让他在因法西斯主义而失去工作为此移居美国之后，虽然数易工作，颇不稳定，但还是作为能够在一个研究单位内同时协调和主持无数个研究的经理式学者，而与其他许多移居美国的学者比较起来，景况顺利[21]。他的名声更是不胫而走，从而在普林斯顿建立了“广播研究室”（office of radio research）以及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被施拉姆称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播研究组织”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延续且扩展了拉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行政型研究路线。潘忠党对这位“经理式”的学界前辈在实证研究建制方面工作的评价——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经营模式，使得象牙塔式的大学和社会资金可以结合，既研究现实的问题，又可培训研究者[22]——是较为中允的。

　　同时，拉扎斯菲尔德在一九二〇年维也纳时期的经历，也可以看作一种之于批判路径研究者对其批判的部分反驳：在批判研究者的观点下，实证传播研究对于社会优势权力所造成的压迫及宰制现象，或弱势团体的抗争意义，往往是忽略[23]。可是，上文所反映出拉氏在彼时彼地形成的所谓“企业家精神”，却正是作为弱势团体（大学组织中的下层教员、纳粹阴影下的犹太人以及后来新大陆上的外国人）在深切遭受社会优势权力压迫及宰制时，持续抗争而培养出来的。试问经历过早期真切的穷困境遇的拉扎斯菲尔德，又怎会在内心忽略这些经历呢？

　　综上，一九二〇年的维也纳见证了对于后世主流传播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拉扎斯菲尔德与一种方法——行政型研究青涩却顽强的成长历程，因而产生了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关联。

　　余论：与前史的对话

　　至此，本文对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学术前史的考察告一段落。维也纳，这样一个对于传播研究而言的边缘城市，通过维也纳学派与拉扎斯菲尔德与主流的实证主义典范勾连在一起。但笔者深知，此处着力的勾连工作，虽然已在尽量地与是时社会—历史情境靠近，但依然有可能只是展示了一种关于学术史、学术前史的“建构的技巧”（甚至可能只是一种拙劣的技巧）。不过，无论此处的建构是否到位，从中展现出的与历史（特别是前史）的对话、与边缘的对话，或许能够提醒传播研究学者与学生；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个学派以及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可能拥有较为多元的历史脉络以及较为丰富的学理内涵，因而不可简化地、静态地去看待。

　　与此同时，本文关于一九二〇年代维也纳与传播实证研究关系的探讨，也期待与批判的研究以及诠释的研究之类似探讨进行对话。通过对话，才能避免“无论是实证传播学者, 还是批判传播学者，彼此之间都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理解。从而导致他们彼此误解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密切的接触”[24]，并估量、比较不同的思想遗产，筹划传播研究（特别是中国的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

　　再进一步讲，上述提到的无论是研究探讨、对话、估量、比较还是筹划，它们都不是其自身的目的，而应该当作是处理传播问题的一种手段。由此看来，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社会理论都必须“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盏台灯，既合理化又批判现实”[25]，最终直面问题本身。

[注释]
[1]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79．
[2]参见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以及潘文所引Katz, E, “Lazarsfeld’s map of media eff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3(2001):270-279.
[3]参见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以及贺碧霄．也谈美国早期传播思想的流变——与黄旦老师商榷[Z]．
[4]“发现的语境”指的是科学家获得一个特定理论的实际历史过程；“证明的语境”则指理论已经存在时，科学家证明他的理论所使用的方法——包括检验理论，寻找相关证据，等等。参见奥卡沙．科学哲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76-77．
[5]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79．
[6]哈勒．新实证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5．
[7]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5．
[8]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98-199．
[9]奥卡沙：科学哲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75．
[10]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01-202．
[11]参考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01-202；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0；纽拉特．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献给石里克[J]．世界哲学，1994，（1）．
[12]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36-137．
[13]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
[14]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84．
[15]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序言3．
[16]米耶热．传播思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1．
[17]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85．
[18]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0-263．
[19]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6．
[20]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9．
[21]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87．
[22]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
[23]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63．
[24]罗杰斯．传播学两大学派的对立与交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25]Brown, R. H, Social science as civic discourse: Essays on the invention, legitimation, and uses of social theor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转引自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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