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

时间：2021-04-20 10:43:51 所属分类：艺术理论 浏览量:

摘 要: 城市和民族国家既是实体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研究，需要超越只有一个城市和只有一个乡村的观念模式，对现代性和文化视角的阐释限度有所认识，重视发掘城市形象的多义性和流动性。城市与民族国家构成了一个问题场域，看待、想象

　　摘 要: 城市和民族国家既是实体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研究，需要超越只有一个城市和只有一个乡村的观念模式，对现代性和文化视角的阐释限度有所认识，重视发掘城市形象的多义性和流动性。城市与民族国家构成了一个“问题场域”，看待、想象城市的方式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性质。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能够相互照亮。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对城市有着自己的偏好和选择，那些处于内忧外患中心地带的城市，那些被域外文明强势嵌入的城市，或被寄予民族国家崛起厚望的城市，是民族国家话语的聚集地与争讼场。其中，国都、租界城市的文学想象尤其受到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青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需要抓住两个身份，即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并引入城市互观的思路和跨国、跨文化的视野，由此拓展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 城市想象; 民族国家; 现代文学; 问题场域

　　一、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想象

　　斯宾格勒断言: “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 83) ，“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 文 化。[……]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那就是城镇”( 79) 。在近世的文明进程中，城市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谈论现代国家、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学，几乎都不能脱离“城市”这一特定的场域。城市，生产并传播一切现代观念和现代之物，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思想文化土壤。

　　然而，当我们试图描述一座城市时，总感觉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这是因为“城市现象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 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 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 潘什梅尔 183) 。关于城市的言说，不仅指向城市自身，更重要的是，城市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 汪民安 1) 。任何关于城市的表述，都被拖入现实问题之中，映现着城市人的当下体验或未来愿景。

　　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向各个领域和各种意愿敞开。这也意味着阐释城市的路径必然是丰富多样的。实际上存在两个城市，一个是看得见的城市，一个是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城市是物质的、实体的，看不见的城市是心理的、精神的。卡洛·罗特拉提出了“事实城市”( city off act) 与 “感觉城市”( city of feeling) 两个相对的概念，“事实城市形成于资本、材料和人的流动”，而超越城市“实在体”的“感觉城市”则“成型于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 文学作品通过感觉城市的塑造使得自己想象的城市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意象” ( 成砚 64—66) 。看不见的城市在人们认知城市和民族国家时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实在体的城市。

　　讨论城市想象，我们习惯于从城乡二元格局来思考。“由于城市将它的对立面竖立为乡村，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城市内部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共同属性。似乎只有一个城市，也只有一个乡村。在此，城市通常被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有时候，它就是现代性本身。”( 汪民安 5) 城乡对照的审视方式，固然有利于检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型，辨析文明观念的生发方向，指陈都市病的症状所在，也足以彰显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难以真正揭示“这一个” 城市的形象特质。

　　“现代性”观念把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的同时，也遮蔽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在探究城市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我们常常把“现代性”当作似乎可以被量化的标准，以此考察现代传媒( 报纸、杂志) ，现代场所( 学校、电影院、公园、百货公司、跳舞场、咖啡馆等) ，现代交通和通讯( 电车、汽车、电话、电报等) ，现代物品( 电灯、洋装、高跟鞋、留声机等) ，现代观念( 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男女社交、消费主义等) 在中国各个城市出现的时间、存在的规模以及引发的冲突。无论是民国首都、内地城市还是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学想象，无一不是为了印证该城市“现代性”的程度和比重。“现代性”既被看作论述的起点，也是论述的终点。以同一“现代性”来审视各个城市，所造成的印象就是“近代中国似乎只有一个城市”，或者只有两个城市———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以“现代性”的标准考察城市，既揭开了城市现代化的神秘面纱，也模糊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区别。因此，需要引入地方性视野和民族国家观念以打破城市形象趋同的分析模式。30 年前，黄万华针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状况，就提出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辨析相异的地区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黄万华 168—170) 。同样，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只有充分考虑到城市的身份( 如: 国都、租界、大后方城市) ，进入具体的城市布局、权力结构、阶层关系、社会心理、个体记忆，把人与城的对话语境落到实处，并以“他城” 作为参照，才能避免“现代性”的阐释陷阱，揭示每个城市文学想象的特定风貌和精神追求。

　　实际上，在文学想象中，城市形象的整体一致性并不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城市繁复而多样，个人只能摸索到城市的片段，只能摸索到自己的城市”( 汪民安 2)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夏衍《上海屋檐下》、茅盾《子夜》都触摸到了上海的城市面影，但又如此不同。以“整体”的城市文化眼光来打量所有创作，显然缩减了城市形象的丰富性。而且，民族国家事件会不断重塑城市文化。中外条约、革命、战争、迁都等民族国家事件会修改城市风貌，给城市文化添加新的内涵。在文本内外，首都的兴废，战略中心的转移，城市设立外国租界，或划入租借地，或割让为殖民地，或成为大后方重镇，会迅速改变城市的文化性质和空间面貌。例如，首都北京和废都北平，租界城市与其他城市，在文化精神上就有较大的区别。在通俗小说《人间地狱》( 1924 年) 中，妇人管上海公共租界叫“大英地界”( 娑婆生 包天笑 3) ，就连郭沫若初到上海，也感觉像“初到了外国的一样” ( 郭沫若 112) ，外侨走进租界，反而感觉像走进 “自己的城镇”( 郑曦原编 62) 。这是租界、殖民地城市才会造成的民族国家归属的错觉和主权意识的僭越。同为租界或租借地区域，也因租占国不同带来城市文化的差异，号称“九国租界”的天津，其城市文化就夹杂着英、法、日、德、俄、意等国的异国情调。因此，从城市文化视角来研究城市想象，我们需要厘清城市的民族国家占位所带来的文化差异。

　　二、观念建构的民族国家

　　现代城市的文学构形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都是国家和城市被“打开”的结果。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被打开，城市亦被打开。传统中国城市有城墙和护城河，空间封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中国城市都曾如此。现代城市是敞开、流动的。在殖民入侵和中国主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城墙被拆除。最早拆除的是天津卫的城墙，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拆除了天津城墙，在原城墙的地址上修筑了四条马路。1906 年，汉口城的城墙开始拆除，并修筑马路与毗邻的英租界相连。1912 年，上海县城的城墙拆除，并在城墙的地址上修筑马路，电车可以由法租界直通华界，华界与租界在空间上相互敞开。拆除城墙，敞开城市，是民族国家在世界文明竞争的格局中所采取的城市空间调整策略，由此，城市成了中外交流、较量的场所和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空间。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从国家性质看，“国家”前面是否需要加上“民族”来限定，尚存在争议。张中良就认为，以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来框定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并不合适( 张中良 11—12) 。但是，在现代思想与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知识分子和权力组织频繁地借用民族话语来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凝聚国家向心力，确立政党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讨论城市想象时，使用作为观念建构的“民族国家”概念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民族观念所具有的文化活力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强势参与，是在“民族”成为一种“主义”之后才发生的。“民族主义”有着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三个基本目标，可以定义为: “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 史密斯 9) 当“民族” 被看作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政治团体，进而与国家、政党、阶级等政治组织以及近代殖民运动相关联时，“民族”就成了一个聚讼不已的概念，城市则成了民族话语的角逐场。民族主义主要是对外的情感和观念，而现代城市是中外民族接触的主要地带，在日常生活和各类空间中都可感受到华洋冲突和民族屈辱。这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所包含的民族主义观念混合着自贬与自尊、改造与复兴、仇外与媚外的态度。中外民族在身体、语言、习俗、信仰等自然属性和文明观念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外侨的种族歧视和殖民霸权，激发、培育了城市人群复杂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因而构成了城市想象的重要情感和观念来源。萧乾的《皈依》、彭家煌的《Dismeryer 先生》、朱自清的《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郭沫若的《月蚀》、陶晶孙的《毕竟是个小荒唐了》等作品，在民族意识与殖民话语的交织中，叙述了民族压迫和文明冲突中的个人境遇。

　　然而，中外人士和中西观念在城市的交流碰撞，也扰乱了城市人群原初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语言、服饰、生活、习惯、信仰等作为民族“共享的特点”，在民族内部一些成员身上( 如: 新式知识分子、买办、西崽、华人传教士) 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变更，变更的结果是向( 欧美) 异族靠拢，民族主义因此不仅面临对外的问题，也面临内部分化的问题。可以说，正是民族主义把民族卷入文化共同体建构和国家权力分配的竞争中，从而成为推动中国近百年来变化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余英时 13) 。

　　作为观念构设物或人格化的“国家”需要通过历史追溯、政治宣传、文艺表现等来建构。尽管统治集团希望各类文本强化国家观念的凝聚力与控制力，但“国家即一个争议的场所”( 加拉尔等 6) 。对于文学分析与城市研究而言，恰恰需要在观念的差异和冲突中寻找其背后的意图，以捕捉文学的动向和社会的思想结构。因此，城市想象所指向的相对意义上的国家，更值得关注。正如《近代国家观念》的两位英译者所指出的那样， “国家是一个相对的名词，这是很明白的。在团体内还有团体，每个团体以一种关于正义的同意为标志”( 萨柏恩 许派德 57) 。一些分歧和例外的情形，往往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如左翼作家、通俗作家、自由知识分子想象上海时家国观念的分野，再如天津租界的“小洋鬼子”把祖国当他国的特殊情形。( 李永东，《他乡即故乡》 26— 47) 在城市想象中，“国家”与“城市”一样，是一个问题汇聚场和观念触发器。

　　三、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相互照亮

　　美国城市学家伊利尔·沙里宁曾说: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 1) 对于民国时期聚集于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文化追求、城市体验和文学想象，不可避免为民族国家观念所裹挟，因为外国势力的干预和民国政权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诸多城市的崛起缘由与所处境况。

　　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研究是近二十年的热点话题，涌现了诸多重要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也留下了可供继续拓展的空间。首先，相关成果大多以“现代性”作为评析的尺度，并采取“现代与传统”的比较视角来看待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简化了其对城市与乡村的理解。其次，绝大部分成果未能形成统观的视野与格局，往往针对单个城市、流派、作家，只有少数采取京海并举、沪港合论、江南综观的方式。再次，极少有成果论及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少数成果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张鸿声的专著《文学中的上海想象》。该著聚焦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上海想象，认为上海想象包含了转喻国家的总体模式 ( 张鸿声 82—84) 。张鸿声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进入对上海想象的分析，或者说选择上海想象来谈论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极具历史眼光与学术洞见，从多个维度揭示了上海想象如何充当了民族国家主体性建构的载体。

　　鉴于城市想象研究的现状，以及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共生互动关系，我们有必要从民族国家的观念视野对天津、重庆、北京、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文学想象进行探究，以呈现每个城市与民族国家进行对话的独特方式，在比较中探究民族国家观念的常与变，发掘出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相互照亮所带来的深意。

　　城市的互观不仅发生在城市之间，也包括对一个城市的过去形象与后来形象的比较，同时代与异时代的城市想象，其观念的参差与对照，值得探究。艾略特强调，“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 艾略特 2) 。当代文学对民国城市的想象，就是城市历史形象的现存性的表现。民国城市的记忆作为一笔遗产如何参与并显明当代观念的建构，历史与此刻在对民国城市的想象中如何辉映出特殊的观念形态，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度关联，往往取决于城市是否被卷入国家命运与政治风云的中心，是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命运与政治风云所凭借的具体城市随国内外形势而更替，各个城市的文学想象所投射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弱 也 在 不 断 变 化。十 年 南 京 ( 1927—1937 年) 、战时国都重庆( 1937—1946 年) 、民国北京 ( 1912—1949 年) 、清末民初的天津、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大后方的延安与成都，这些城市的文学想象，都是在特定的年代被民族国家观念集中照亮，尤其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Anderson，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 Wu Ruire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伊塔洛·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2 年。

　　[Calvino， Italo. Le citt�� invisibili. Trans. Zhang Mi. Nanjing: Yilin Press，2012.]

　　陈独秀: 《中国的一日》，《中国的一日》第二编，茅盾主编。上海: 生活书店，1936 年。31—32。

　　[Calvino， Italo. Le citt�� invisibili. Trans. Zhang Mi. Nanjing: Yilin Press，2012.]

　　《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来源：《文艺理论研究》，作者：李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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