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加强组织文化工作中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时间：2015-12-20 19:07:19 所属分类：伦理学 浏览量: 154

摘要：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道德诉诸人的内心自觉，而法律则诉诸国家的强制。我们要倡导和加强组织文化工作中的从政道德建设有其历史依据、法律依据和现实依据。达到

摘要：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道德诉诸人的内心自觉，而法律则诉诸国家的强制。我们要倡导和加强组织文化工作中的从政道德建设有其历史依据、法律依据和现实依据。达到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推进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进一步确立公民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关键词： 组织文化；道德建设；必要性；依据
　　
　　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有所不同。法律具有强制性，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靠强制手段来实行的；道德则靠人们的理想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以及教育等力量来维持的。道德诉诸人的内心自觉，而法律则诉诸国家的强制。
　　目前我国政策法规的监督体系缺乏独立性，有时显现出权威性不强。实施监督时受到干扰和阻力太多。对已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往往大事化小、避重就轻、将功抵过，减少了以权谋私者的风险，强化了违法违纪者的侥幸心理。
　　今天我们要倡导和建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历史依据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三种典型的治国方略：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仁者爱人”。确立儒家“为政以德”、讲求“德治”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指以德治君治吏，认为治君治吏是以德治国的关键。自汉武帝确定“唯儒独尊”后，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德治”传统。儒家讲求“明道、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的法家讲究“术”、“势”、“权”，视百姓为刁民，主要是重刑，使用强制手段。道家的无为而治往往兴盛于历经战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对民众的压榨有所收敛，采取无为而治。
　　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主团结，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有“德治”传统，人们对此有较多的认同感。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中国的德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的亲民爱民措施，也是注意到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应当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实现传统德治的现代转换。
　　
　　二、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法律依据
　　
　　（一）《宪法》和“以德治国”方略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我们党历来重视道德在治党、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倡导树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新型道德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中的领导地位，并具体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治国”职能，党和国家机构的公职人员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担当并成为“治国”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我国《宪法》在总纲中规定：公民必须“尊重社会主主义公德”；《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这就把尊重社会公德确认为基本法律原则。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以及广大公职人员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思想道德素养，尤其是要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加强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教育。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历来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中关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智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丰富和全面。传统道德修养强调“忠、孝、悌、礼、义、廉、耻”等若干准则，极力培养“智、仁、勇”三者兼备的健全人格。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落实“以德治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指导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二）党规、党纪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道德不倡，天下不宁”。道德兴则国兴、家兴、业兴；道德不振，于国于家，于人于己都意味着一种潜在的灾难。
　　古人把道德操守提高到了极致，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谓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者，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倡导干部的道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于1952年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使干部从政道德有了明显提高。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及规定来强化官员的道德建设，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用法律手段进行反腐败斗争。近几年来中央查处的若干大案要案更充分显示了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1990年中纪委提出《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另颁布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从制度上给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也明确规定：“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三、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现实依据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伟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着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明确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的行为（如成克杰之流）大有失德之举和无德之嫌，买官卖官，诚信缺失，发生问题就把问题推给下级等现象大量存在。所以要倡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力求“德”字当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诚信”为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公仆”为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从而为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世界观领域的理论支撑。
　　（二）我们目前肩负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重大的历史任务、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低效率是一对孪生兄弟，官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国家公力的执行者，每个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或大或小地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这些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
　　（三）我们目前的干部构成现状尤其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在目前，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强调干部素质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１. 作风漂浮,做表面文章
　　一些领导干部作风漂浮,坐而论道,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致使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有的爱摆架子,满足于听汇报,走过场,做表现文章。有的为了骗政绩，骗荣誉，弄虚作假，不惜“花钱买吆喝”；有的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不着边际地宣传鼓吹跨越式、快节奏，不切实际地勾画蓝图。
　　2. 群众观念淡薄，宗旨意识淡化
　　有的领导干部打着“群众意见”的招牌，干着欺下瞒上的勾当。不断侵害群众利益，“嘴大嘴小”问题时有发生。传统文化的重“情”讲“礼”，往往被一些领导干部变成感情投资的方式和获取利益的手段。有的领导干部把群众的利益当儿戏，主观臆断，我行我素，为了确保自己的个人“威信”而坚持错误。有的干部漠视群众的呼声与意见，不愿甚至不敢见群众，身上保留流氓习气，凸显痞子作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哄二骗三坑四蒙五糊弄”，恶搞高压政策，甚至肆意欺压群众，使一些可以缓解的矛盾逐步激化升级。新一代的年轻领导既不是打天下的一代人，又不是开国后艰苦创业的一代人，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如果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是无所不为，必将夭折。群众对领导干部如何去实践党的宗旨，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个“察其言，观其行”的过程。因此，有的领导干部就更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增强人格魅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领导干部组织文化工作中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有：新旧体制转型过渡，东西文化并互碰撞，构成了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外在诱因。一方面由于制度的重建，不可避免地带来体制的缝隙和机制的碰撞，导致领导干部权力和价值的本位化、私有化和功利化。另一方面由于道德重构的滞后，加之西方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封建残余思想沉渣泛起，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容易使处于社会特殊地位的领导干部受西方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经不起名利、地位和金钱的诱惑和考验。个别领导干部在工作事务的缠绕中放弃了理论学习，在交际应酬的忙碌中丢掉了思想改造。局限于用狭隘的思维定势和片面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不能积极主动地进行科学的判断和理论思考，正确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总结和弘扬，错误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澄清和纠正，以至于犯盲动主义、形式主义及官僚主义错误错误。
　　加强组织文化工作中的道德建设必须贴近现实生活，有时仅仅依靠良心和舆论还不足以防范违背道德的行为发生。我们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扶正祛邪的良好社会氛围，宣传科学理论，。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激励人们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进一步确立公民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高原.领导干部必知法律法规百问百答[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
　　[2]陈光中.法学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王祖星.德与法 [J].亚洲教育,亚太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24)
　　[4]徐辉.廉政诗鉴[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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